2010年4月18日凌晨，我回到云南打洛，正站在路边恍惚，一辆黑的过来问我去哪。我下意识回答随便，立马被司机半拖半拉推进车子。
路上，我只手枕着脑袋倚靠车窗。道路崎岖，眉骨被不停颤抖的玻璃窗敲打。司机几次想找我聊天解闷，都没得到回应。
等我回过神来，发现车子已经偷偷溜到景洪。
早上6点多，当司机手指打表仪上的400多元，摆出一副不给钱就不让下车的姿态时，我才确信自己回到了中国。
太阳出现，带起一片红光，照得天空火辣辣。我站在景洪一条不知名道路上，发现自己无处可逃。
我害怕四爷更害怕回家，犹豫许久，决定返回昆明和坝子哥解释。
原本计划住酒店，但觉得用身份证登记不安全，只能选择窝在一间黑网吧里，白天打游戏，晚上打飞机，烟酒不离手，想从精神到肉体全面麻醉自己。
我变得脆弱，是因为发现就算回到国内，自己依旧无家可归。
这样颓废度过一个星期，直到网卡里没钱我才离开。
太久没出门，光线刺得我眼睛难受，看着过往穿梭的车辆、林立的店铺、沿街叫卖的小吃摊子，竟让我有深夜独自漫步金三角森林的错觉。
我决定去找一个女人，花姐。
花姐是昆明色情场所的一个妈妈。
我当时没有消息渠道，在不知道四爷和坝子哥具体态度的情况下很难做决定，而花姐身处欢场，消息广泛，三教九流的信息都有。这是我找她的第一个原因。
他还带了一个负责做记录的女警察，开口第一句就问我：“如果你所说的内容存在虚假信息，我们将依法把你拘留15天，希望你能明白这点。”
陈警官接着说了第二句话：“你把之前说的内容再重复一遍。”我照做了。
在我讲话的过程中，陈警官打断过几次，询问一些普通人不太关注的细节，比如四爷的具体长相、坝子哥的公司名字、在金三角运货所开的车辆、货物接头人的语言等等。
我进去以前，认为警察一定会询问我坝子哥的黑车生意、放贷规模、收贷的违法行为有哪些等问题，但是好像包括陈警官在内的警察都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只是一个劲地和我核实金三角运货的事实。
等我全部交代完以后，陈警官又问我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我所说内容的真实性。
我站起身来，从**里掏出离开金三角时候拿的笔记本，上面记载了运送货物的数量、种类、时间、接头人等信息。
陈警官接过笔记本，看到里面都是用简单的数字符号记录，就问我具体的含义。
我说圆圈里一个叉表示方便面，吕字代表可乐，占字则是面巾纸等等。
陈警官又问我有没有云南境内的接头人，我说就知道两个人。
听我这么说，他就叫了一个警察进来，让我详细描述一下身高面容，那警察根据我的叙述，很快就画出人物画像，经过反复比对更正，总算确定这两个人的真实样貌。
做完这件事以后，已经到了吃饭时间，陈警官说我现在还不能走出审讯室，就让女警察去食堂打了饭菜送进来。
在等吃饭的这段时间内，陈警官没有再问话，反而和我唠起家常，问我的家庭状况、学历爱好、为什么远离家乡等等问题，我都如实回答。
“你也不容易。”陈警官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问他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抽。
当天的饭菜挺丰盛，两荤两素，女警察还特意给我带了一大碗鸡汤。
吃完以后，陈警官说这件事关系重大，可能要辛苦一下，问我介意不介意？我摇头说不介意。
接下来的七八个小时，我都在重复叙述整个过程，陈警官则一遍遍地追问细节，后来发展到我在坝子哥身边收过贷的客户姓名都要回忆。
虽然审讯过程很辛苦，但是睡觉这方面倒是没有亏待，公安局有独立的休息室，被子床单都还干净，半夜饿了还能吃碗泡面。
接连几天，我都处在高压环境中，有时负责询问的警官会故意说错一些信息，我一旦没能及时发现，他们就会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反复追问，搞得我精神特别紧张。
直到现在，我被人问同一个问题三遍以上，还是会烦躁。
终于等到笔录做得差不多，事情也交代完全以后，陈警官就拉我到走廊透透气。
他问我想要烟不？我赶紧说，想很久了。
陈警官就丢给我支烟，又拿了火机给我点上。
“你现在还不能出去。”陈警官等我把烟吸完才说道。我说自己当初进来的时候就有这个心理准备。
陈警官看着我，说已经立案，但这案子太大，他们得把我转移到看守所，这是为了破案也是为了我的人身安全，希望我能理解。
他又问我有没有想要联系的亲人朋友，他可以破例让我打个电话。
我想了一会儿，最后拒绝了。
2010年5月18日，我被关押进看守所。
也许是陈警官打过招呼的缘故，我在看守所的日子还算比较惬意。
人进去的时候本来会被要求冲冷水澡，但是我没有。我直接被狱警带到一号笼子，里面有4张床，只住我一个人。
每天早上六点半铃声响起，所有人被要求出操，这时候我就被副所长带到他的办公室，拿着他丢给我的烟，自己倒杯茶找个位置坐着。因为办公室的窗户刚好可以看到操场，我就站在窗边看着操场上的犯人们跑步，一二一叫个不停。
等到下午，除了当天轮岗做值日的犯人以外，其他犯人都被要求串珠子，就是拿一根红线串各种颜色的珠子，也算劳动光荣，只是没有工钱。我喜欢串珠子，这让我心里感觉平静。
晚上七点钟，大家在笼子里吃完饭，全都集中在会议室，排排坐好看新闻联播，中间不允许交谈，一旦发现有人交头接耳，马上就会有狱警过来警告。
八点半大家准时睡觉，我就躺在**翻来覆去睡不着。听隔壁笼的狱友说，相同类型的罪犯都会被关押在一起，我却是单间。
隔壁笼的狱友可能也是和我一样的孤单，就对着墙壁敲三声，我回应他三声。周而复始。
中途陈警官过来看过我三次，每次都往我的饭卡里充五百块钱。没蹲过笼子的人可能感受不到，当狱警把有人朝你卡里打钱的纸条递过来的时候，那种欣喜的感觉。
我特别感谢陈警官。
看守所的日子可以用枯燥和无聊来形容，犯人最开心的时光就是有女囚犯从笼前走过，这是唯一可以用眼接触到女性的机会。
每到这时候，笼子里的犯人就会哄闹，“砰砰砰”敲着铁栏杆，大声吹口哨，说些混账话。狱警只有举起橡皮棍才能勉强镇压。
混得久了，自然也听过很多狱友讲述自己的故事，无外乎是为情、为钱、为家人，每个人都在拼命粉饰自己的犯罪经历，根本不肯承认是欲望或者愤怒作祟。
看守所里所有编号的笼子都有个老大，多半是由杀人犯担任，脚镣手镣都带着。
对面笼的狱友问我：为什么我看起来一点也不害怕杀人犯？我笑着说自己是金三角回来的，什么人没见过。
闻言所有人大笑。
看守所里打架斗殴其实不太多，我就和人打过两次架，也没什么矛盾，双方只是发泄一下过剩的精力。我每天做梦都想听到狱警过来喊我：沈星星，把你的衣服脱了。这意味着出狱的喜讯。
可是我左等右等，等了三个多月，才终于听到这句话。
2010年8月30日，我离开看守所。
走之前，狱警问我需不需要把里面买的牙刷毛巾带走，我赶紧挥手说不用。
刚走出看守所大门，我就看到陈警官在警车旁边站着，他先丢给我支烟，又丢了个火机过来，说道：“案子已经告破，但是起诉还要一段时间。你必须待在昆明，时刻和我保持联系。”
“那我应该是没事了吧？”我贪婪地把烟屁股都抽干净。
陈警官只是看着我，没有给我保证。但我明白陈警官的意思，冲他拱了拱手。
陈警官看着我，突然笑了起来。我问他笑什么？
“没什么，就是觉得你有精神，不像是刚放出来的。”
我也笑了一下，说相比较之下，还是在看守所的日子轻松点。
陈警官问我以后有想过做什么嘛？我摇头，说自己可能会去读书。
陈警官赞同地点头，说读书好，叫我以后别再走歪路了。我又在昆明待了半个多月，每天就是花姐陪着我。
直到有天晚上陈警官发了一条短信给我：明天看新闻。
四爷不仅做“边水”生意，还负责一条小孟拉到国内的毒品路线，陈警官依靠我提供的线索，把这条运行多年的线路一网打尽。不仅缴获大规模毒品，还把该线路上各个据点的负责人都抓捕归案。
一切终于尘埃落定。
四爷和另一个头头被判死刑，坝子哥等头目无期徒刑，剩下的一些马仔也被判处十来年不等。
我因为符合《刑法》第六十八条：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陈警官说，我在这起大案中提供了重要线索和证据，自己也确实没有参与贩毒行为，算是有重大立功表现，经过内部讨论决定，免除我的刑事处罚。
案子一结束，我就告别花姐。本想高复一年考个大学，后来觉得不切实际，就花钱买了个成人大学的录取名额，学的专业是法学。
学校的生活舒适，每天按时上下课，踢踢球，和室友一起打游戏，出门唱歌通宵，节假日大家一起出门玩耍，一切似乎都回到正轨。
只是偶尔会在梦里遇见，那个快被我忘了的金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