蔗糖，也叫糖霜，也叫煞割，这种食品和盐类似，人人都需要吃，能吃到甘甜而有热量的调味品，是多么美好的享受，古代不比现代，古代只存在食用不足的担忧和痛苦，现代一面享受便利廉价的“工业味觉”一面还在那里吹什么原生态的全是数典忘祖的清新教徒罢了。
再者蔗糖的滋味远胜原来于唐朝普遍食用的麦芽糖，很有推广的潜力和价值。
那么高岳为什么要推崇蔗糖榷卖，而不主张棉布、茶、酒榷卖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蔗糖和盐一样，本质还是调味品，这种东西完全能做到“富人多吃些，穷人少吃些”，消费量相差不大（人身体结构决定你不可能狂吃盐或糖制品的，这和阶级无关），也完全不会催生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现代才有的咸党和甜党的决死纷争。但后面三者，特别是棉布这样的，属于生活的必需品，富人有钱便能在质地上做文章，穷人再穷也要五尺布御寒遮羞，而茶和酒也是无论贫富都要大量饮用的，穷汉喝酒也决计不会喝两钱就能打住的，若搞榷法专卖，务必会让百姓活不下去，武装的私茶、私酒贩子便会大批出现，使社会治安崩溃。
所以南宋时期，出现茶商比正规军还能打，金人来犯要依靠招募茶商才能保护城池的现象，便不难理解了。
至于私盐贩子一旦出现，如黄巢、张士诚，那基本已可以宣告该朝代可以关张更新了。
“杜佑在岭南的做法，大可推广他处。”高岳此刻，在皇帝面前为杜佑大唱赞歌。
这种杜佑式的岭南经验，严格来说并不稀奇，也是听取高岳建议后形成的：
杜佑将先前送来的大批东山党项奴隶分类，女子和体弱的分配到蔗田和煞割务作坊里劳作，精壮的男子则被分发武器、定时操练，又启用征辟批有军事才能的“流人”（岭南绝对不缺这种人）担任中低层的军官，自己再让亲信来统军，如此迅速组织起一支数千人的武装来，杜佑还向皇帝奏请了个“平波”的军号；随即杜佑将广州其他的地方军全部编组为水师，以自己广州刺史兼押蕃舶使的身份和权力，勒令城内的大食海商捐钱修建了大批战船，并通过海商雇佣了精通航海术的异邦人上船，负责操控驾驶，诸事齐备后杜佑便呈送给皇帝一份《请复琼州表》，得到批复后即大举渡海，出兵征讨朱崖地区（即如今的海南）的琼州——没错，当时琼州并不在唐政府的控制下，早在唐高宗乾封二年（667）时，当地的黎人也就是所谓的“洞僚”就发动叛乱，攻陷占据了琼州城，其时唐军主力正在专力征讨高丽，平叛收复的事就此搁置下来，居然一拖就是一百二十多年。
经过竟年的征讨，杜佑的“平波军”终于扫清了琼州地区的黎人，平叛后杜佑采用了雷霆手段，把数千俘虏来的黎人统统送到广州府四周来安置处理，他手下的僚属建议将这批俘虏编为人户，“租税半输”（岭南的蛮族只需要交纳一半数额的赋税），杜佑不以为然，说不需要这群人当人户，转眼间统统将其分配去种甘蔗、熬糖霜，或者牧养水牛去了。
完事后，杜佑就在琼州伐木立栅，烧土筑城，建筑起个更坚固强大的琼州城壁垒，以此为基地，向朱崖内地不断深入，拓展势力。拥有了琼州这个据点后，整个广州对海路的掌控能力进一步增强，杜佑在市舶贸易里获利更大，便开始从流人当中自己择选精英，以取代早前的南选，壮大自身的力量。对杜佑擅自任用流人的做法，皇帝虽然也表示过担心和不满，你个封疆大吏用中央贬谪长流来的人算怎么回事呢？可皇帝又贪于每年岭南进奉丰厚，最终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光用武力还不够，毕竟岭南这地方因交通和风土问题，唐朝还是没法像西北、中原那样驻屯大量的兵力，唐太宗就说过，岭南“土多瘴疠，若我士兵疾疫，虽克翦此蛮，亦何所补？”并不主张对岭南诸蛮大举动武——所以杜佑又开始搞经济侵略，他让军府僚属携各种海外来的珍奇货物，往岭南各地蛮族村寨跑动，蛮人本来就缺乏伦理心，看到这些货物就想要，但又没钱，于是夫卖妻换水牛，父卖子换铜器，兄卖弟换象牙，酋帅卖族人换香料者比比皆是。同时杜佑还会假意“慷慨大方”，他派人告诉那些酋帅：这些东西你买不起没事，我愿意赊账，来年若还不起，可以用你族内的贫户来抵充债务。就这样，杜牧就此每年从岭南东西二道，甚至福建地区，搞来的债务奴隶便有上万。
有僚属担心，说朝廷三番五次禁断奴隶交易，因其“伤骨肉之亲情”，结果杜佑大笑回答说，蛮人本无骨肉伦理，夫卖妻，父卖子，兄卖弟触目即是，我等以腐儒之理，去急蛮夷之伦，岂不谬哉！况且，在我广州府里为煞割户，过得可能比他们原本处境好得多。
于是这群奴隶部分便被杜佑分配到矿山，采掘金、银、玉；部分去种植蔗糖，或者养殖水牛，及煮海为盐；还有部分被命令去整修驿站道路，或者增修城池，扩营广州的府城——原本广州城建筑全是竹木，动辄失火，杜牧开始挖掘水渠，创设火巷，并教导当地人烧砖盖房，广州城二三年内便大为美观，杜牧又增设市舶司的馆舍，并在城中专设“蕃客坊”，让海路商人集中居住管理，他们运来的货物要抽税，定居的人也要抽取户税，杜牧也迅速肥壮起来，而广州同样开始成为朝廷新的财源地！
所以，有钱，有兵就是大忠臣。
按照高岳给皇帝的分析，现在广州市舶每年能得钱三十万贯，蕃客坊每年可得钱十万贯，盐利有四十万贯，煞割利有近三十万贯，另外还有矿利等，这就是成功的“岭南经验”，和我的“兴元气象”不逞多让，马上陛下应该鼓励西川和东川也大举经营煞割务，这样筹措军费便不用再靠卖告身了。
“可朝臣中有人，还是对用奴生产颇为不满，就拿杜佑来说，陆九指责他也不止一次，并对朕说杜佑此行，若激起岭南蛮变，便悔之晚矣。”
对此，高岳微微一笑，便说出番话来，让皇帝彻底打消顾虑。
蔗糖，也叫糖霜，也叫煞割，这种食品和盐类似，人人都需要吃，能吃到甘甜而有热量的调味品，是多么美好的享受，古代不比现代，古代只存在食用不足的担忧和痛苦，现代一面享受便利廉价的“工业味觉”一面还在那里吹什么原生态的全是数典忘祖的清新教徒罢了。
再者蔗糖的滋味远胜原来于唐朝普遍食用的麦芽糖，很有推广的潜力和价值。
那么高岳为什么要推崇蔗糖榷卖，而不主张棉布、茶、酒榷卖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蔗糖和盐一样，本质还是调味品，这种东西完全能做到“富人多吃些，穷人少吃些”，消费量相差不大（人身体结构决定你不可能狂吃盐或糖制品的，这和阶级无关），也完全不会催生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现代才有的咸党和甜党的决死纷争。但后面三者，特别是棉布这样的，属于生活的必需品，富人有钱便能在质地上做文章，穷人再穷也要五尺布御寒遮羞，而茶和酒也是无论贫富都要大量饮用的，穷汉喝酒也决计不会喝两钱就能打住的，若搞榷法专卖，务必会让百姓活不下去，武装的私茶、私酒贩子便会大批出现，使社会治安崩溃。
所以南宋时期，出现茶商比正规军还能打，金人来犯要依靠招募茶商才能保护城池的现象，便不难理解了。
至于私盐贩子一旦出现，如黄巢、张士诚，那基本已可以宣告该朝代可以关张更新了。
“杜佑在岭南的做法，大可推广他处。”高岳此刻，在皇帝面前为杜佑大唱赞歌。
这种杜佑式的岭南经验，严格来说并不稀奇，也是听取高岳建议后形成的：
杜佑将先前送来的大批东山党项奴隶分类，女子和体弱的分配到蔗田和煞割务作坊里劳作，精壮的男子则被分发武器、定时操练，又启用征辟批有军事才能的“流人”（岭南绝对不缺这种人）担任中低层的军官，自己再让亲信来统军，如此迅速组织起一支数千人的武装来，杜佑还向皇帝奏请了个“平波”的军号；随即杜佑将广州其他的地方军全部编组为水师，以自己广州刺史兼押蕃舶使的身份和权力，勒令城内的大食海商捐钱修建了大批战船，并通过海商雇佣了精通航海术的异邦人上船，负责操控驾驶，诸事齐备后杜佑便呈送给皇帝一份《请复琼州表》，得到批复后即大举渡海，出兵征讨朱崖地区（即如今的海南）的琼州——没错，当时琼州并不在唐政府的控制下，早在唐高宗乾封二年（667）时，当地的黎人也就是所谓的“洞僚”就发动叛乱，攻陷占据了琼州城，其时唐军主力正在专力征讨高丽，平叛收复的事就此搁置下来，居然一拖就是一百二十多年。
经过竟年的征讨，杜佑的“平波军”终于扫清了琼州地区的黎人，平叛后杜佑采用了雷霆手段，把数千俘虏来的黎人统统送到广州府四周来安置处理，他手下的僚属建议将这批俘虏编为人户，“租税半输”（岭南的蛮族只需要交纳一半数额的赋税），杜佑不以为然，说不需要这群人当人户，转眼间统统将其分配去种甘蔗、熬糖霜，或者牧养水牛去了。
完事后，杜佑就在琼州伐木立栅，烧土筑城，建筑起个更坚固强大的琼州城壁垒，以此为基地，向朱崖内地不断深入，拓展势力。拥有了琼州这个据点后，整个广州对海路的掌控能力进一步增强，杜佑在市舶贸易里获利更大，便开始从流人当中自己择选精英，以取代早前的南选，壮大自身的力量。对杜佑擅自任用流人的做法，皇帝虽然也表示过担心和不满，你个封疆大吏用中央贬谪长流来的人算怎么回事呢？可皇帝又贪于每年岭南进奉丰厚，最终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光用武力还不够，毕竟岭南这地方因交通和风土问题，唐朝还是没法像西北、中原那样驻屯大量的兵力，唐太宗就说过，岭南“土多瘴疠，若我士兵疾疫，虽克翦此蛮，亦何所补？”并不主张对岭南诸蛮大举动武——所以杜佑又开始搞经济侵略，他让军府僚属携各种海外来的珍奇货物，往岭南各地蛮族村寨跑动，蛮人本来就缺乏伦理心，看到这些货物就想要，但又没钱，于是夫卖妻换水牛，父卖子换铜器，兄卖弟换象牙，酋帅卖族人换香料者比比皆是。同时杜佑还会假意“慷慨大方”，他派人告诉那些酋帅：这些东西你买不起没事，我愿意赊账，来年若还不起，可以用你族内的贫户来抵充债务。就这样，杜牧就此每年从岭南东西二道，甚至福建地区，搞来的债务奴隶便有上万。
有僚属担心，说朝廷三番五次禁断奴隶交易，因其“伤骨肉之亲情”，结果杜佑大笑回答说，蛮人本无骨肉伦理，夫卖妻，父卖子，兄卖弟触目即是，我等以腐儒之理，去急蛮夷之伦，岂不谬哉！况且，在我广州府里为煞割户，过得可能比他们原本处境好得多。
于是这群奴隶部分便被杜佑分配到矿山，采掘金、银、玉；部分去种植蔗糖，或者养殖水牛，及煮海为盐；还有部分被命令去整修驿站道路，或者增修城池，扩营广州的府城——原本广州城建筑全是竹木，动辄失火，杜牧开始挖掘水渠，创设火巷，并教导当地人烧砖盖房，广州城二三年内便大为美观，杜牧又增设市舶司的馆舍，并在城中专设“蕃客坊”，让海路商人集中居住管理，他们运来的货物要抽税，定居的人也要抽取户税，杜牧也迅速肥壮起来，而广州同样开始成为朝廷新的财源地！
所以，有钱，有兵就是大忠臣。
按照高岳给皇帝的分析，现在广州市舶每年能得钱三十万贯，蕃客坊每年可得钱十万贯，盐利有四十万贯，煞割利有近三十万贯，另外还有矿利等，这就是成功的“岭南经验”，和我的“兴元气象”不逞多让，马上陛下应该鼓励西川和东川也大举经营煞割务，这样筹措军费便不用再靠卖告身了。
“可朝臣中有人，还是对用奴生产颇为不满，就拿杜佑来说，陆九指责他也不止一次，并对朕说杜佑此行，若激起岭南蛮变，便悔之晚矣。”
对此，高岳微微一笑，便说出番话来，让皇帝彻底打消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