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官

作者:幸运的苏拉

他不是特别明白,当这一群人由原本的温末或者庸更,获得自由和田地后,居然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

“他们好像现在真的是为自己而活着,不是吗?不为赞普而活,不为茹本、域本,也不为任何菩萨。”牟迪最终开了口,像是喃喃自语。

身边的几位看守他的甲士,也都轻松惬意地将马匹拴在树桩上,坐在了垄上,饶有兴致地看着人们在田野里的劳作,和蔚蓝天际处,从祁连山那边飘来的朵朵长云。

能够回答牟迪疑问的,看来只有伴同在他身旁的袁同直了,这时的袁行者,已不用再像先前为阶下囚那般小心翼翼了,他仰起头,可以自由坦诚地和牟迪交谈,就像兄弟友人间的那般,“我们汉地的孔子曾说过,政之急者,莫大乎使人(民)富且寿也;另外个孟子曾说过,易其田畴,薄其税敛,人(民)可使富也;而孙卿子(荀子)则说过,王者富人(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他们,都是什么人?”牟迪好奇而热烈地询问说。

袁同直狡黠地翘起嘴唇,笑起来,说他们全都是关注现世,整日想着如何拯救百姓,让国家变得更好的贤人。

“禅宗说过,世界万事万物的初始,莫不出自于‘缘’,然后为业识的,要秉承一盏‘灯’,只要灯不灭,那么终究会走出末法的时代的,我虽暂时还不懂行者你所说的那些道理,但我想他们所言的,也是一盏灯,在汉地流传的一盏灯。”

然后牟迪很认真地请求袁同直,能否让他看孔子、孟子和孙卿所写的典籍,“密宗也好,苯教也好,我觉得救不了西蕃。来世之说,神鬼之祭,不过是一种昏昏的麻醉,当药性越来越淡薄后,民众终究会从沉重的痛苦里醒过来,他们会觉得无法忍受,会发怒,会倾覆赞普和贵族们所精心织造出来的谎言。”然后牟迪脸色惨白,仿佛是自言自语,“那样就真的太可怕了......也许汉地的贤人言论,可以救西蕃一把。”

可袁同直笑笑,也非常认真地回答说:“有高汲公在,他绝不会让你接触到这些典籍的,赞普你还是安心研究禅宗佛法吧。”

这个回答让牟迪非常失望。

袁同直最终还是给他指了条路:“你呆在鄯城也好,马上汲公在此所做的,你暗中细心观察就行,会受益终生,是为活典籍。”

此刻,鄯城军府内,在高岳的面前,黑压压跪了一大群人,他们全是被鄯、廓、河等州蕃汉百姓扭送来的,即“附贼者”。他们大多是原本河陇的土著豪族,西蕃来了后,转身投靠,成为西蕃庇护下的大地主,帮西蕃营田、刻剥、征税,各个肠肥脑满。

对付这群人,高岳有的是经验,“兴元经验”。

“多亏诸位父老,就拿鄯州一地来说,有你们在,总算田畴齐整,水利依旧,牲畜蕃息得也很好。”汲公首先说了这句话。

可“附贼者”们却颤抖得更加厉害,他们的家产在唐军来后,本就被温末奴隶们夺取过半,现在又要应付这位汲公,这汲公他们也算有所耳闻,据说是出了名的酷烈,凡是被他盯上的,无不破败号咷。

“所以什么诛杀、流放就不必了......征罚就行。”高岳这时摸着胡须,说出了他的惩处标准。

听到征罚,这群附贼者脸色稍微舒散点,但要说彻底好转,怕是还有些言之过早。

因为高岳口中的“征罚”,就是所谓的“屈法适时,以征代罚”,也即是当时局艰难时,罪犯便不再用律法刑罚,而是可以缴纳钱帛、粮食来抵罪,昔日韩滉在宣润主政时便曾实施过此法,短期内聚敛了大批物资,有力增援了朝廷的平叛。

其实这也不是唐朝,更不是高岳的独创,汉朝就盛行“赎刑钱”了,司马迁就是交不起这笔钱才遭了腐刑(某种程度上腐刑也是赎刑的一种模式),直到清朝乾隆时期,那和珅还搞了个“议罪银”制度,允许犯罪的官员用银子来抵罪,某种程度上也帮皇帝从前赴后继的贪官污吏那里夺取部分银钱来,用于十全老人的十大武功花费。

这种制度说起来不好听,不过由此得来的钱粮本身是无罪且有用的,况且如今的征罚也不是对官吏的,不会把征罚的代价转嫁到百姓头上,而是对这群翻不起浪花的附贼者的,高岳实行起来心理上的压力根本不大。

于是高岳便让身边的权德舆拟出个征罚标准文牒来,悬榜在大堂上,让所有附贼者抬眼都能见到:

征罚的数额,按照你在西蕃统治下做了多大的官,占了多少地产不定,但通常来说,三成家产没了;

扭送他们来的百姓,又可以分得他们十分一的家产;

原本温末奴隶暴动时,他们就已丧失了五成的家产。

来来去去,他们也只能保留一成的财产而已。

同时高岳还规定,这群附贼者不免除赋税,且要应役疏浚河道,修缮桥梁;至于河湟当地的王田(收益归赞普所有)、财政官田、军官田则统统被没收,高岳准备将其拨给新管理此地的唐军营田所需;至于河湟、陇右的寺庙,高岳虽没有没收他们的田产,但也飞出文牒,要求他们接受和籴本,每年给唐军驻地输送定额的粮秣、油和盐,且将各处河川上寺庙擅自设立的水硙,除保留二成数量外,其余悉数捣毁,保障百姓农田灌溉用水。

总之而今在河陇地,高岳如今就是律法的制定者,军队的所有者,土地的管理者,他眼光已不单单是光复失地,连通安西北庭这么简单,他更关心在这场征伐后,唐家如何在河陇站稳脚跟。

衙署的围屏后,牟迪瞪着眼睛,在静静偷听观察着这位汲公的所作所为。

他看到,每日这位汲公在处理好繁杂的政务后,便会立在架巨大的地图前,手提着蘸着朱色墨汁的兔毫毛笔,当传令司的虞候报告他,先前出征的五千骑兵到达某地时,高岳便会在地图上的那个地点,很认真地勾画个红圈。

大斗拨谷被画上了红圈,接着是焉支山,接着是祁连城,接着是删丹,接着是甘州张掖,就这样一个圈一个圈,每隔两三日,就不断往西延伸着。

他不是特别明白,当这一群人由原本的温末或者庸更,获得自由和田地后,居然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

“他们好像现在真的是为自己而活着,不是吗?不为赞普而活,不为茹本、域本,也不为任何菩萨。”牟迪最终开了口,像是喃喃自语。

身边的几位看守他的甲士,也都轻松惬意地将马匹拴在树桩上,坐在了垄上,饶有兴致地看着人们在田野里的劳作,和蔚蓝天际处,从祁连山那边飘来的朵朵长云。

能够回答牟迪疑问的,看来只有伴同在他身旁的袁同直了,这时的袁行者,已不用再像先前为阶下囚那般小心翼翼了,他仰起头,可以自由坦诚地和牟迪交谈,就像兄弟友人间的那般,“我们汉地的孔子曾说过,政之急者,莫大乎使人(民)富且寿也;另外个孟子曾说过,易其田畴,薄其税敛,人(民)可使富也;而孙卿子(荀子)则说过,王者富人(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他们,都是什么人?”牟迪好奇而热烈地询问说。

袁同直狡黠地翘起嘴唇,笑起来,说他们全都是关注现世,整日想着如何拯救百姓,让国家变得更好的贤人。

“禅宗说过,世界万事万物的初始,莫不出自于‘缘’,然后为业识的,要秉承一盏‘灯’,只要灯不灭,那么终究会走出末法的时代的,我虽暂时还不懂行者你所说的那些道理,但我想他们所言的,也是一盏灯,在汉地流传的一盏灯。”

然后牟迪很认真地请求袁同直,能否让他看孔子、孟子和孙卿所写的典籍,“密宗也好,苯教也好,我觉得救不了西蕃。来世之说,神鬼之祭,不过是一种昏昏的麻醉,当药性越来越淡薄后,民众终究会从沉重的痛苦里醒过来,他们会觉得无法忍受,会发怒,会倾覆赞普和贵族们所精心织造出来的谎言。”然后牟迪脸色惨白,仿佛是自言自语,“那样就真的太可怕了......也许汉地的贤人言论,可以救西蕃一把。”

可袁同直笑笑,也非常认真地回答说:“有高汲公在,他绝不会让你接触到这些典籍的,赞普你还是安心研究禅宗佛法吧。”

这个回答让牟迪非常失望。

袁同直最终还是给他指了条路:“你呆在鄯城也好,马上汲公在此所做的,你暗中细心观察就行,会受益终生,是为活典籍。”

此刻,鄯城军府内,在高岳的面前,黑压压跪了一大群人,他们全是被鄯、廓、河等州蕃汉百姓扭送来的,即“附贼者”。他们大多是原本河陇的土著豪族,西蕃来了后,转身投靠,成为西蕃庇护下的大地主,帮西蕃营田、刻剥、征税,各个肠肥脑满。

对付这群人,高岳有的是经验,“兴元经验”。

“多亏诸位父老,就拿鄯州一地来说,有你们在,总算田畴齐整,水利依旧,牲畜蕃息得也很好。”汲公首先说了这句话。

可“附贼者”们却颤抖得更加厉害,他们的家产在唐军来后,本就被温末奴隶们夺取过半,现在又要应付这位汲公,这汲公他们也算有所耳闻,据说是出了名的酷烈,凡是被他盯上的,无不破败号咷。

“所以什么诛杀、流放就不必了......征罚就行。”高岳这时摸着胡须,说出了他的惩处标准。

听到征罚,这群附贼者脸色稍微舒散点,但要说彻底好转,怕是还有些言之过早。

因为高岳口中的“征罚”,就是所谓的“屈法适时,以征代罚”,也即是当时局艰难时,罪犯便不再用律法刑罚,而是可以缴纳钱帛、粮食来抵罪,昔日韩滉在宣润主政时便曾实施过此法,短期内聚敛了大批物资,有力增援了朝廷的平叛。

其实这也不是唐朝,更不是高岳的独创,汉朝就盛行“赎刑钱”了,司马迁就是交不起这笔钱才遭了腐刑(某种程度上腐刑也是赎刑的一种模式),直到清朝乾隆时期,那和珅还搞了个“议罪银”制度,允许犯罪的官员用银子来抵罪,某种程度上也帮皇帝从前赴后继的贪官污吏那里夺取部分银钱来,用于十全老人的十大武功花费。

这种制度说起来不好听,不过由此得来的钱粮本身是无罪且有用的,况且如今的征罚也不是对官吏的,不会把征罚的代价转嫁到百姓头上,而是对这群翻不起浪花的附贼者的,高岳实行起来心理上的压力根本不大。

于是高岳便让身边的权德舆拟出个征罚标准文牒来,悬榜在大堂上,让所有附贼者抬眼都能见到:

征罚的数额,按照你在西蕃统治下做了多大的官,占了多少地产不定,但通常来说,三成家产没了;

扭送他们来的百姓,又可以分得他们十分一的家产;

原本温末奴隶暴动时,他们就已丧失了五成的家产。

来来去去,他们也只能保留一成的财产而已。

同时高岳还规定,这群附贼者不免除赋税,且要应役疏浚河道,修缮桥梁;至于河湟当地的王田(收益归赞普所有)、财政官田、军官田则统统被没收,高岳准备将其拨给新管理此地的唐军营田所需;至于河湟、陇右的寺庙,高岳虽没有没收他们的田产,但也飞出文牒,要求他们接受和籴本,每年给唐军驻地输送定额的粮秣、油和盐,且将各处河川上寺庙擅自设立的水硙,除保留二成数量外,其余悉数捣毁,保障百姓农田灌溉用水。

总之而今在河陇地,高岳如今就是律法的制定者,军队的所有者,土地的管理者,他眼光已不单单是光复失地,连通安西北庭这么简单,他更关心在这场征伐后,唐家如何在河陇站稳脚跟。

衙署的围屏后,牟迪瞪着眼睛,在静静偷听观察着这位汲公的所作所为。

他看到,每日这位汲公在处理好繁杂的政务后,便会立在架巨大的地图前,手提着蘸着朱色墨汁的兔毫毛笔,当传令司的虞候报告他,先前出征的五千骑兵到达某地时,高岳便会在地图上的那个地点,很认真地勾画个红圈。

大斗拨谷被画上了红圈,接着是焉支山,接着是祁连城,接着是删丹,接着是甘州张掖,就这样一个圈一个圈,每隔两三日,就不断往西延伸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