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读者，请你假设自己是个杀人犯。究竟是什么使你成了杀人犯的呢？是血迹斑斑的凶器？是拼命挣扎的受害人在你脸上留下的抓痕吗？是负罪的心灵，是警察无情的盘问，还是噩梦连连呢？不是的，这些东西都不一定使你成为杀人犯。这些都不是必要条件。谋杀可能是毫无色彩、未流一滴血、心安理得、未受惩罚。所需要的一切也就是你做出了谋杀行为。不是现在什么事，而只是过去的什么事让一个人成为杀人犯。
我仍要找谋杀的后果，不然，我们又怎么能让自己相信过去的真实性呢？我一醒过来，就仔细回忆睡觉时有没有做梦。我翻了翻晨报，发现第十一版有段关于这次失火的报道，但是报道里没提到安德斯太太，当然也没有讣告。我在想是否有人来逮捕我。没人来。
你千万别以为我有犯罪感，或者我盼望受到惩罚。但是，我希望能看到我生活里有某种记录这一行为的标记。我考虑过去忏悔，但又感到缺乏可信度。我能去说什么？我能说我杀了一个女人，她两年前遭遗弃，受尽蹂躏，又潜回本城，没有人认出她来？我又怎么让人相信安德斯太太回来过呢？惟一的证人是莫妮克。我能对她说我放火烧了那栋房子也因此烧死了给你写信的人吗？我们能跑到房子的废墟里，用棍子在灰烬里拨弄吗？莫妮克会让我向警方自首吗？也许，她只会轻描淡写地责怪我不该这样不公平。
第二天晚上，我投入莫妮克怀抱的时候，看着她，我心里很烦恼，就掉开了头。我不清楚拥抱的是听我忏悔的神父，是我的判官，还是下一个受害者。
“你去赴约了吗？”她声音冰冷地问道。
“去了。”
“这个女人对你来说是不是特别重要？如果不愿意，你可以不说。”
“她是我的影子。要不，就是相反，我是她的影子。无所谓啦。不管谁是谁的影子，反正我们俩有一个现在并不真正存在。”
“你难道不认为你应该确认一下你们俩到底谁存在吗？”
“这正是我已经做的事情，”我回答说，“你现在拥抱的是胜利者。”
“谢天谢地！”她挖苦地说，“你肯定吗？”
“我已经搞清楚了，千真万确，”我把她搂得更紧。我来了欲望，掺和着一种莫名的仇恨的欲望。莫妮克叹了口气，静静地躺了下来，头枕着我的肩窝。
“你不想再见她了？”她喃喃地问。
“是的。”
“这下我们能幸福了。我感觉到幸福了，你呢？”我摇摇头。她猛地坐起来，凶狠地看着我，接着就低下头，把脸埋在双手之中。
我轻轻地抚摸她的背，用我最轻柔的声音说：“宝贝儿，别难过。我现在还接受不了幸福。一种强烈的讽刺哽在喉咙口。它侵入我的梦中。它逼我去做出可怕的、无用的行为。它使我把自己太当回事儿，结果呢，妨碍我重视其他人——除非把他们看成我梦中的同谋和导师。”
“那个女人——”她啜泣着问，“她是你的……一个同谋吗？”
“对。”
“这么说，在你看来，我都还没有她来得真实？”她哭起来。她瞪大双眼，泪水涟涟。我看到她一脸幻想的黯淡神色。“假使我找个情人呢？假使我让你嫉妒呢？”说着，她站起身来，在床头踱来踱去。“我恨你，”最后，她边说边擦干眼泪，“你给我走开。”
我顺从地起来，穿好衣服，对我可怜的、眼睛哭得红红的情人，我心里从未感到过这样的温情，从未像现在这样想让她高兴，但是我又不能这样。我想拥抱她，却被她一把推开。
“也许，你这样做得对，”我痛苦地说，“假如你知道你在拒绝的情人是个杀人犯，这会让你得到安慰吗？”
“我不相信你说的话。我只要你给我滚开。”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杀人犯？我知道你看不出来，但我向你保证——”
“我怎么知道？”她的表情变得冷酷无情，“如果你是指你杀死了我对你的爱，那你说对了……”
“不，我不是指那个。我指的是真正的谋杀，是繁衍生育的反面。两个人到了一起。结果不是成为三个人，而是只剩下一个。”
“滚出去。”她又怒气冲冲地大声喝道。
别无选择，只能走。我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第二天晚上，我去莫妮克那里，她不让我进门，而从门缝下面塞出来一张纸条，说我们需要分开一段时间，等到我哪天改变了，再去。她的这一建议并没有带给我希望。我怀疑我身上是否还能发生比现在更大的变化。几天前，我还不是杀人犯，现在是了。我还能指望我身上出现什么比这更大的变化呢？
我还是坚持去。好几个星期，我每天都去看莫妮克。她有时候让我进屋，但她从未让上床做爱来使我们的争吵自然而然地结束。有时候，她谅解了我，但她还是以同样尖刻的言语谴责我的薄情寡义。我知道，我不该让事情弄到这种地步。但是，我印象当中，爱是必要的，如果不是爱，至少也得是爱的样子。要不然，我和莫妮克——或者别人——在一起的所有时间里，为什么我得看她，她得看我，我们就是看不到自己呢？既然如此，即我们的眼睛部位不是长在我们的前额投射出去的屏幕的最前边，要那样我们就能看见自己的脸了，相反，它们就长在我们的脑袋上，所以，我们注定只好向外看。从这个解剖学的事实看，我认为人类是为爱而设计的。这一设计惟一的例外是做梦。做梦的时候，我们能看见自己，我们将自己投放在自己的屏幕上；我们在同一时刻能集演员、导演和观众于一身。但是，这个特许的例外，我没有告诉莫妮克。
也许，这就是我们关系破裂、再也没有言归于好的原因。我从未梦到过莫妮克，从未跟她说过我的梦，也无法告诉她我的谋杀行为。它好像越来越像一场梦——画面上的我心怦怦直跳，明明杀了人却又没事儿。
在我新一轮短暂的孤独中，穿插进了我的“钢琴课之梦”的不同版本。在这些版本中，有时，我没杀死女修道院院长，真让我搞不懂是怎么回事，也让我感到沮丧；这段时间，我还对下棋发生了兴趣。我努力不去对我释梦的方法——把梦演绎出来——提出质疑。
这时，我认为我知道自己做的梦是关于什么的了。
实际上，析梦问题已经为另一个主题所取代——我为什么要痴迷于梦。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梦或许是我的注意力的一种掩饰。那么，越是谜一样的难猜，越好。
我开始对我注意力的形式和注意力本身感兴趣。
为什么不满足于理解这些梦的表面意思呢？也许，我根本就用不着“解析”我的梦。我从最近的这个梦里很清楚地发现，要想从女修道院院长的讲课中获益，最好是永远别学会弹钢琴，我因此想到，为了从我这些梦里抽绎出最多的东西，最好是永远不要学会解释它们。我想把梦演示出来，而不只是去观察它们。我已经做的就是这个。
所要求的仅仅是全神贯注。在全神贯注的状态下，没有黑暗的角落，没有让人讨厌的感觉或者形式，没有任何看起来脏兮兮的东西；在全神贯注的状态下，没有可以为自我及其革命作出阐释、自我辩护或者宣传的余地；在全神贯注的状态下，没有必要说服什么人相信什么东西。没有必要去分享、去劝说，或者去声明。在全神贯注的状态下，有时是沉默，还有，有时是谋杀。
让·雅克有一天对我说，“做一个有个性的人，这是惟一的任务。”
现在，我没有倾诉的对象，连让·雅克都不行。我只能以那些最为间接的方式跟他说我的情况。尽管如此，我们的聊天仍然强烈地吸引着我。
“做一个有个性的人，”他又说了一遍，“但是，希波赖特，你知道吗，你让我意识到，成为有个性的人，有两种完全相反的途径。”
我请他解释。
“一个途径，”他说，“是靠自然增长、集结、制作、创造。另一种途径——你的途径——靠分解、拆散、埋葬。”
他的意思我想我懂了。“你认为你的途径，”我说，“是艺术家的途径啰？”
“是的。那又怎么样？”
“做一个有个性的人，”我回答说，“对我没有吸引力。你所理解的那种功成名就，或者艺术生活，我不感兴趣。”
“我也不感兴趣，”他声辩道，“你把我当什么人啦？”
“让·雅克，你花了那么多时间，”我准备与他理论一番了，“来反对平庸。你的生活不妨说是反平庸组成的博物馆。但我不明白，平庸何罪之有？”
“其实……”
“我问你，”我说，“我认为艺术主要不在于创造而在于破坏，你同意不同意我的观点？”
“如果是这样，那么……？”
“那么，我的艺术就是更伟大的艺术，个性更为强烈，因为我在学的不是收集什么，而是破坏什么。”
“这会给你留下什么？”他笑了起来。
“你的笑，”我说，“我这样说，没有得罪你吧？”
“没有，当然没有，老兄。”
“你的笑，还有我的心平气和。”
他又笑了起来。
“我跟你讲点事儿。”我说，我在回想这件事的时候感到有点尴尬，但他的认真劲又鼓励了我。“你问过我本周在忙什么。我来告诉你。我一直在看全国国际象棋锦标赛。这场比赛正在一个叫什么宫的地方举行。我见到了我们国家最伟大的艺术家，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他的棋下得对我很有启发。他下起来毫不留情，所以，他走棋好像——不，不是好像，就是——完全是机械性的，想都不用想。他的兵在棋盘上冲杀，马跳起来进攻，象搏击起来像钳子，车开起来像拖拉机，他的后是个嗜血魔王。”
“你决心拿你的魔王王后怎么办啦？”让·雅克问。
“我在谈的不是安德斯太太，”我冷冷地答道，“我也不在谈正义的固执，我是在讲完美游戏的机制。我在谈一个冠军下的一盘棋。”
我朋友的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不过他认了。“他的棋艺让你倾倒，那是因为你下不过他。”让·雅克说。
“我下得是不如他，”我叫道，“不过，这不重要，因为我知道了他下棋的秘诀。尽管我猜不到他下一步怎么走。他的秘密在于他的棋完全是破坏性的。我每天都去看他下，只看他下。”
“明天我跟你一起去。”让·雅克说。
“别，我明天不去。”
“为什么？”
“因为他今天看了我。我每天都坐在观众席上，注视着他那张苍白的、放松的脸。他从不抬头看，但今天他抬头了，直盯盯地看着我。我想顶住，与他对视，但没成，他的目光太具杀伤力了，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我在少年的眼睛里读到了什么？是冷漠、专注和蔑视。这是一种能燃烧掉一切言辞的能量。我遇到了犯罪方面的高手，甘愿俯首称臣。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难以跟让·雅克解释，我想，他极有可能把我对这位少年棋手的迷恋解释成性吸引所产生的激情。
“别说这件事。”我厉声对让·雅克说道。
“我不会！”他的心思被人猜中了，很恼火，“你肯定？”
“肯定。”
“你对这个……冠军怀有的不是欲念？”
“不是，”我说，“欲念和敬畏是不相容的，我只能想要我想像当中自己正拥有的东西，至少是能够为我所拥有的东西。”
“希波赖特，知道你在棋手身上发现什么了吗？”让·雅克身体向后一仰，靠坐在椅子里，“又是一个空的灵魂，确切地说，是一面空镜子，从中你可以看见自己的空白。”
“昨天，这面镜子回看我了。”我闷闷不乐地沉思着。
“完全是这样。那是违反游戏规则的，”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好像明白了我有什么事儿没告诉他。他盯视了我好长时间，好像在探询什么，其中还带有不信任我的成分。接着，他摇摇头，像往常一样，嘲弄地朝我哈哈一笑。“好了，我表现得太乐于助人了，不需要我来把你解释给你自己听。我们下棋吧。要不，我们去找一个商店女服务员玩玩，除非你忠于你那位讨厌的女鼓动家。我了解你的！你看过正在林阴大道放映的那部讲猿人的美国电影了吗？你必须看。”
让·雅克突然对自己提出的小小的娱乐项目变得像孩子一样兴奋，兴高采烈，我无法拒绝。我宁可他是我的游伴，而不是导师。于是，我们就漫步一小时。途中，让·雅克多次停下来跟人打招呼，我们走过去以后，他又跟我说这些人的黄段子，逗我玩。最后，我们去看了电影。
一天，我收到家父寄来的一封信。信里说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希望在身体各种功能还健全的时候见我一面。总算有个理由离开这座城市了，我感到一阵欣慰，立即打道回府。我一直准备逃，但没人追我。被召走至少给了我一种动一动的感觉。我连招呼都没有跟门房、让·雅克或者莫妮克打，我喜欢装出一副逃跑的样子。
从十年前离开家搬到首都，我还是第一次回家。父亲没有卧病在床，但坐轮椅上了。他一个人用力地推着轮子，四处转悠。我注意到，自从被强制退休，他性格就变了。我记得他是个强壮、实际、快活的人，可现在，他牢骚满腹，动辄心烦意乱。他的病让我心存怜惜，我同意多待一段时间。我兄弟现在要全权管理好工厂，有了新的责任，忙碌不堪，我回来了，他很高兴自己用不着那么长时间地和老人待在一起，不停地向他解释这个，说明那个。我嫂子爱米丽显然已经对照料病人的饮食起居厌烦透顶，她宁可去带孩子。把父亲推给我照顾，他们高兴极了。
起初，我发现陪这个老人很没劲。我一点儿都不同情他对死亡的恐惧，也不能理解他怎么变成这种样子。我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每天念几个小时的小说给他听，当然，所选小说要合他现在变得很专门的口味，他现在只喜欢未来题材小说。我读给他听的小说肯定有一打了。我猜想，这些小说让他品尝到了永恒的滋味，同时，小说中可怕的预言也让他得到宽慰：小说中描写的将来不去经历，未必是多坏的事。
一天下午，我正在读一本描写三十世纪生活的小说。作者说，到时候城市将由玻璃制成，人的样子由牧师工匠根据植物来造。这时，他打断了我。“孩子，”他一边说，一边拿起搁在膝盖上的手杖挥舞，“你希望从我这里继承什么？”
我听到这个问题，感到痛苦，倒并非因为我发现我接受不了失去父亲的事实，而是因为我害怕听到紧接着我的回答肯定会有的对死亡的怒斥。
“父亲，如果你愿意继续资助我，”我回答说，“我就太高兴了。”
“你知道，我在首都还有点财产。是一栋房子。”
我没接腔。
他又问我平时的花销，他给的那笔钱我是怎样合理使用的。我决定不去用虚假的繁荣来美化我在首都的生活，就跟他解释了占据我日子的不足道的痴迷。
“有女人吗？”他说着，用手杖轻轻地推了我一下。
“父亲，是有个年轻女子，不过，她现在不愿意见我，因为我无法向她保证我们会幸福。”
“放弃她。”
“她已经放弃我了，父亲。”
“那么，你回城后，就先把她赢回来，然后再抛弃她。”
“父亲，我不能这样做。我不恨她，她离我而去会让我愁眉不展的。”
对此他没再说什么，而是示意我继续读下去。接下来的几页讲的是新欧洲的独裁者如何下命令让十二至十四岁之间的少年统统文身，然后送到一个被废弃的大陆去开拓殖民地。读完这几页，这次轮到我打断了，“父亲，你对谋杀怎么看？”
“看你谋杀谁，”他说，“我不知道我是宁可被人杀掉好呢，还是等着衰老病死。最好是在你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候，被人杀死。”
“你怎么看待你已经死了而又被人谋杀？”我小心翼翼地询问他，生怕他让我解释个中原因。
“说什么胡话哪！”他说，“往下读。我很喜欢月亮停转、欧洲淹在水里的那个章节。”
我一直读到口干舌燥，嗓子冒烟还在读，因为他坚持让我把这本书读完。然后，和往常这个时候一样，我推着轮椅，带他在房屋四周转转。花园里早已不像我记忆中的童年时代那般荒芜、杂草丛生，而是做了严格的设计，这样，他就能每天检查园丁是否尽心尽职。“孩子，我喜欢井井有条，”我们第一天转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喜欢把这房子的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可他们就是不让。当然，在外面由我说了算。你会看到我对这个——丛林做了点什么。”我确实看到了。去年，他第一次生病的时候，整座花园都按照他的要求重新种上了花草。对他来讲，这是一座按花名字母顺序来排列的花园，而在我心目中，它还是我童年离家的一个时间记录。离房子最近的地方种的是银莲花（anemone），接下去是毛茛属植物（buttercup），再过去是康乃馨（carnation）；从这里，我无意中发现女佣和管家在厨房拥抱。凉亭四周是同样行数的黄水仙（daffodil）、多花蔷薇（eglantine）、毛地黄花（foxglove）和栀子花（gardenia），然后是风信子花（hyacinth）、蝴蝶花（iris），到了此处是座宝塔，我以前常常将铅制士兵小人摆放在上面。接下去是茉莉花（jasmine）和矢车菊（knotweed）。在老井里有荷花（lotus），在外层是万寿菊（marigold）。在我以前划纸船的小池塘里是水仙（narcissus）。接下来是兰花（orchid）和一小方块罂粟（poppy）。“只好到此为止了，”他嘀咕了一声，“没有以字母Q开头的花。”我想第一天那个时刻，我的双眼肯定是噙着泪水。我不知道我是为父亲荒唐又可爱的计划无法贯彻到底、还是为没有花的名字能把字母接完而哭，抑或因为我想到我的童年有孩子气的父亲作伴时，心酸得哭起来。
我前面有没有说他性格变了？也许，你会看到我把这事儿说轻了。我发现由于疾病和年龄的缘故，父亲变得古怪任性了。他对孙辈们挥舞着他横在膝盖上的手杖，好像他巴不得一下子打断他们的腿一样。这让我感到既十分惊讶又非常好玩。他对着我兄嫂大喊大叫，骂骂咧咧，扬言要剥夺他们的财产继承权；他把端给他的饭菜吃到嘴里又吐出来；每个礼拜天仆人们做完弥撒回来，他就把他们统统打发走。但他对我充满爱意。小时候，他对我很严厉，但我还能忍受得了。现在，我从他那里得到了真爱，不是因为我是他儿子，而是因为他就是喜欢我。如果说，我哥哥满足了父亲成熟、健全、积极向上时所怀有的期待，那么，我就是继承了父亲晚年特征的人。我们现在有许多共同之处。
我父亲只有两个儿子。不管耽搁了多久，一个人能够成为父亲的独子，那是多么开心的事情啊！
我陪了父亲三个月，在此期间，他的身体状况没多少改观。他的病情似乎得到了控制，医生说他还可以活上几年，但他断定自己年前会死。“走吧，”他对我说，“我不想让你看我死。”
“我还要给你念小说。”我回答他说。
“够了，我不想再听你念了。”
“我要去国家图书馆，找一种花，名称首字母为Q，不管多远，我都要去弄花籽儿。”
“无所谓了，”他说，“回到你的女人身边，想办法快乐吧。”
我充满爱怜，痛苦地跟他道别，回到首都。一放下行李，我就直奔莫妮克的住处。分开这么久，我急于想见她。这是一个工作日的半下午，我猜想她会在工作，但我准备等她，然后请她吃饭。可我自己开了门进去，却发现她和一个男人在一起，他只穿着内衣，弓着背坐在打字机面前。
她非常镇定，比我镇定多了；那个男的甚至比她还要镇定。在我们俩眼泪汪汪、泣不成声的时候，他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地用手指触摸着打字机键盘。偶尔，他不小心敲错了一个键，就骂骂咧咧，然后从抽屉里拿出改正液，把第一页和每张副本上打错的字仔仔细细改正。他好像急于继续被我打断的打字。莫妮克也不管他，她羞愧难当，我也不想减轻她的这一感觉。我呢，对自己闯进来一点也不感到羞愧，不过，有点尴尬倒是真的。
我说得是不是非常清楚？莫妮克结婚了。身穿内衣的打字员是个译员，从事某些斯拉夫语翻译，他有着最令人钦佩的政治热情。他们合作，要把整个世界译入他们那有益的、充满希望的语汇之中。我祝贺他们。莫妮克吻了我的嘴。年轻的丈夫庄重地站起来，和我握手。我平静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在下面一层的楼道口等到又听见打字声才下楼。我没用等多长时间。
我回到自己的孤独之中，回到我的梦里。可怜的希波赖特！我是在抛弃这一行为最伤害人的情况下被抛弃的，因为我还在想，应该是我抛弃她，现在倒好，我连单相思的人所能做的事都不能做，要不然，还能自我安慰一番。生平第一次，我感到了痛苦的孤独。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我认为安德斯太太无法做到的事情——重新开始生活。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我相信我的情况与她不同。毕竟，我才三十出头，身强力壮，不缺胳膊少腿。如果一个人在我这种年龄都不能重新来过，那他什么时候能？
只不过，你知道，我老是做“钢琴课之梦”，一再梦见那个要我命的专横跋扈的女人，梦见那个催我跳下去的身穿黑泳衣的男人。我已经杀了那个女人，我也跳了下去。但是，就像梦里那样，我跌倒时痛苦极了。
安德斯太太第一次离开我的生活的时候，我感到如释重负。现在我的生活中只有一片空白，没有了我的善解人意的莫妮克，空白越发大了。我想，如果这是一场梦，我会召回安德斯太太的。我会跟她解释杀她的原因。我甚至会请求她允许我杀她。是不是神经不正常？也许吧。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表明，所有这一切都不需要了。谋杀安德斯太太不是一场梦，尽管事实上倒不如就是一场梦。因为有一天，她就这样出现了。这是一个天气阴沉、春寒料峭的日子。我坐在一家咖啡馆里间暖暖的地方，双手捂着一杯白兰地，就在这个时候，我见到一张脸贴在窗玻璃上。我刚和招待说了几句话，他离开了。就在这时，这张脸出现了，一张奇怪的、毁坏的脸，因为窗玻璃和咖啡馆光线黯淡的内部环境把我们隔开了，所以，这张脸在我看起来影影绰绰的。这张脸我记得，这是一张集凝视、细看和判断于一体的脸。我抓过报纸，把它挡在我们之间。我又看看，脸还在那里。在笑，也可能是在做恶毒的表情，但是，这个表情做得不清楚，要不就是不成功。接着，有只手举起来，擦掉呵在窗玻璃上的热气。脸比刚才清楚点了，但还是不够清楚。
我知道，要想判断一个人死了还是活着，只要把一面镜子或一块玻璃放在他的嘴上，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呼吸出的一块潮湿处。如果有，就说明人看上去死了，其实没死。这下我明白了，是死而复生，是安德斯太太。
她走进咖啡馆，毅然地朝我的桌子走过来。有那么一刻儿，我差点要叫招待，或者钻到桌子底下。
“别跑，”她一边厉声说，一边坐下，“我想和你谈谈。”
“这不是真的。”我低声对她说。
“希波赖特，别傻了！没有人比我更真实的了。”
“你说得不错，”我脑子里一片糊涂，“你怎么这么不可摧毁啊？”
“这可不是你的功劳！我当时就怀疑你会做出那种事儿来。我一直在注视你，就在你手忙脚乱到前门点火的当儿，我溜出后门，跳过浸了煤油的烂布条。亲爱的，你杀起人来，水平也并不比你逼良为娼高到哪儿去。”
“你这么长一段时间都在干吗？”我嘀咕了一声。
“我不再回答你的任何问题。我到这儿来完全是要让你感到悔恨。但是，你可以告诉我你在干什么，比如，我看见你的那会儿，你在干什么？”
“我在等家父去世。”我伤心地说。
“我希望他这最后的一项工程你不在帮他。”她的口气很严肃。
“你把我当什么人？弑父者吗？”我愤怒地回答。我简单地跟她说了一下我照顾老人三个月的情况。
“你放心，”她说，“我决不会要求你照顾我。我很好，谢谢你。”
“但是，你的伤。”我嚷道。
“管好你自己的吧，我的自己来。”
“你住哪儿？”我低三下四地问。她停顿了一下，仔细打量着我的脸。“我并不是跟你要地址。”我赶紧补了一句。
“如果你一定想知道，我租了一位一文不名的贵妇人的公寓的一部分。我租用的是舞厅和几个前厅。这些房间有很多面镜子，但我不介意。我正努力使自己成为勇敢的人。”
“你见别的人吗？”
“你问我这么多问题干吗？问够了没有？……我主要是看医生。经过一个诊所的治疗，我右臂快恢复了。”
“那么，柳克丽霞呢？你见她吗？”
“你说那个浪荡少女？从不！她会瞧不起我。”
“别怕，”我柔声说，“我会帮你的。我保证。我会竭尽全力为你谋幸福，绝不骗你。”她以怀疑的目光看看我，“这需要稍稍计划一下，但是，我一计划好，就一定给你一个大惊喜。”我突然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我说话语速快起来。“不出一年的时间，等到某些能把我解放出来为你谋幸福，也能为我提供这样做的途径的事情发生之后，我就能把让你拥有一生的东西呈现在你的面前。我要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来尽量延长你的生命。”我最后说道。
“你是准备给我东西吗？”
“是的。”
“是我要的什么东西？是我将放在身边、一辈子都能留着的东西？”
“对。你会留着它，它也会留住你。”
她笑了，“我想我知道是什么了。”
“是吗？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自己刚刚才想到。”
“你知道吗，女人的直觉能力很强，”她淘气地说，“我要等多久？”
“哦，可能是一年或一年多，在一定程度上，要看我能否筹到一笔钱。”
“我有钱，”她急忙说，“钱对我们不成问题。”
“不，”我语气坚决地回答说，“一定得是我的钱。你认为女人对直觉有一种垄断。你当然也会同意，男人对能成为挣钱的人习惯上同样有一种自豪感。”她叹了口气。“你愿意等吗？”我问。
她点点头。但马上又说，“我有点怕你。”
“我也有点怕你，”我说，“但是在这种互相害怕碰面当中，我也爱你。”
“真奇怪，”她喃喃低语，“进这家咖啡馆的时候，我恨死你。不，比恨还糟。我鄙视你。而现在，你的沉着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想你真的爱我，以你自己难以令人置信的方式爱我。”
“坦率地说，”我回答道，“我可能也就是把怕当作爱了。我在梦里常犯这种错误。”
“你为什么要怕我？”
“因为你在那儿。”我草草地回答说。
你也许想知道我要送安德斯太太什么礼物。是这样。她在咖啡馆坐在我对面的时候，我想到我两次使她无家可归，第一次是带她离开丈夫和女儿，第二次把她那段时间住的房子付之一炬。还有什么比我送她一栋能让她安居下来、不被我和任何人打扰的房子更好的补偿呢？我所需要的只是父亲一去世，我能获得的遗产。
翌年六月，我刚刚三十一岁，噩耗传来：家父去世。我得到遗产。我怕挡不住诱惑去花钱购物，就将现金和流通券捐赠掉。我让父亲的律师按照我的意思不透露身份把这笔钱分给两个人。一半给让·雅克，另一半给一位刚退伍的青年诗人，他的处女诗集我读了，钦佩得很。我干吗要匿名捐赠？因为对让·雅克，我不想让我们的友谊因感谢或者仇恨而逊色，至于那位我至今无缘谋面的退伍兵，我觉得靠捐赠来结识他不是好兆头。你一定明白，捐赠遗产对我来说不是损失。我们家商行的股票每个月仍给我一笔收入，自从长大成人离开家，我一直都是依靠股票收入生活。我继承的遗产中对我重要的是父亲留给我的那栋房子，这是他答应给我的。几年前，他得到了这栋房子，当时，他想每年在首都住几个月，可惜，从未如愿。
我没有马上就把安德斯太太安顿在这栋房子里，因为我想为她改造一下，并添置适合她的陈设。我向来对能够表达出居住者内心深处意愿的建筑怀有兴趣。尽管把这个工程决定下来时，我立誓把我大胆的构想控制在适当限度之内，我还是按捺不住期待的快感。这就是我百无聊赖的生活中的快乐，也是我感到的能减轻内疚的一种自在。
这个建筑工程尽管不是为我的，但我记得，到我要为安德斯太太修葺房子为止，都一直让我心里非常愉快。在我和安德斯太太那年冬天到南方旅游时逗留的岛上，常年住着一位英国老处女。她拥有一栋干净的白色小屋，就在面对大海的小镇外。有一天，她走在石子路上，到镇上去。就在路上，她见一个樵夫拼命抽打他那匹已经跌倒在地的马。老太太举起她一直随身带着的灰绸阳伞，朝樵夫打过去。有人告诉她这匹马此前给绊倒，两条腿已经断了，鞭打之后就要屠宰掉。这时，你能想像得出她有多么恐惧。这位老太太根本不习惯岛民对待牲口时所表现出的习惯性残酷，她立即要求买下这匹马。樵夫对这种荒唐的买卖惊愕不已，所以，顾不上多费口舌、讨价还价，便以买价的两倍做成了这笔生意。樵夫拿过钱，自己拉起马车走了，他跑到港口喝了个烂醉，还跟朋友讲这件事儿。
老太太请人把马拉到她家。她请来当地的兽医。兽医给马腿上了夹板，又给马开了些退烧药。老太太对这些治疗还不满意，就从内地请了一名兽医。兽医诊断这匹马的瘸腿治不好了。
我最喜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马就住在屋后一个小木棚里。老太太每天亲自喂马，给它的腿按摩，给它服药。慢慢地，烧退了，马开始一跛一跛地走动，样子很坚定，可还是不行。老太太没想要对医生的预后提出不同意见。马只要能走动，她就心满意足了。她现在着手为她的伙伴造一个住处，让它永远住里面。马住的光秃秃的长方形棚子对一匹将永远被剥夺走路、慢跑、为樵夫拉车的乐趣的马来说，似乎还不够舒服。“马喜欢看风景，”她跟镇上人说。听到这种闻所未闻的话，镇上人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接下来，她雇来瓦匠，在花园另一头砌了一个高约六米的小塔。绕着塔身的是一个螺旋的斜面，通向塔顶一间大小还算舒服的房间。马住进了这间房间。早晨，她去把马牵下来，拴在篱笆上；中午阳光太强烈，就把它牵进塔里，喝下午茶的时候，又把它牵下来，她躺在花园里的吊床上休息，马就或站或躺在她边上。很快，马拖动身子走起路来有劲多了，脚步也更稳当，所以，马能自己顺利地上下斜面。马一天到晚在塔上爬上爬下，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老太太的院子。
在塔里这样过了几个月，看看蔚蓝的大海，马原先病恹恹的步子可以说完全成为走路了，尽管还瘸得厉害。老太太到镇上赶集时，开始来来回回地牵着马。每个人都笑她傻得可爱，可没人注意到马的瘸拐程度正越来越轻。有一天，她侧身骑着马，出现在镇上。我有幸目睹了这一场面。马驮着她，平静地走过港口大街，看不出有一点点瘸拐。不管是它得天独厚的海边美景起了作用，还是出于对老太太的感激，反正事实是马的腿病完全治愈了。事实上，外国侨民和岛民都说以前做樵夫的挽马时，这匹马的腿从来都不像现在这样修长和笔直。这就是住处适宜的地理位置外加合适的建筑所具有的疗效。
在为安德斯太太找人改造房子的时候，这个故事我想了好久。我相信自己是在以老太太为马造塔那样的精神为安德斯太太造房子。我设想着这栋房子会怎样为她展现出一片新的景观。在新建筑的感召下，她会完全康复，找到爱和幸福，也会放弃自己对美、富裕和喝彩的追求的权利。就这样，我心中涌动起一种强烈的感觉，其强烈的程度远远超过我准备谋杀她时的感觉，就仿佛是魔术师开始作法驱魔时一定有的那种感觉，或者像医生开始做一次高难度的手术，也好像是画家面对空白画布时的感觉一样。我想像着建好的房子的模样：房子把安德斯太太围在里面，改造她，不管她有着怎样的秘密想法，她都能表现出来。
你看到了我这段时间所表现的软弱和可恶（我不隐瞒）：我动辄想助人，但我清楚我的帮助看起来是对别人生活的粗暴干涉。这一点，别人看得比我更清楚。我记得，有一次，我跟让·雅克讲了我的这个新计划。我没提及我两次伤着她，现在这栋房子给她只是代表一点小小的补偿。不过，我告诉他安德斯太太身体不好，我呢，希望这栋房子能够让她开心起来，也许能治好她的病体，至少能给她挡风遮雨，我也跟他讲了老太太和马、塔的故事。一开始，他放声大笑，我还以为他是称赞我，接着他说：“希波赖特，你是带着一个最友好但又是最不合理的错觉在瞎忙乎，你认为所有的人都像你一样。”
“不对。”我语气坚决地回答说。
“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他说下去，“你为什么不痛苦。”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答他的了，但我记得当时想：这不是真的。我认为没有人像我一样。你让·雅克不像我，安德斯太太不像我，我父亲兄弟不像我，莫妮克也不像我。我希望让他们做他们希望做的人。让·雅克怎么可能是对的呢？呃，我甚至于认为我都不像我自己，更不用提别人了。当然，我努力要像自己，所以，我才这么注意我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