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和妻子相安无事地生活了几年。我不是特别喜欢旅游，除了到我们老家去过一趟，一直就没有离开过首都。可是接下来，我的好日子很快也很惨地结束了。
有一天，妻子对我说她一直觉得不舒服。我其实已经怀疑有什么不对劲，最近几个星期，她一直昏昏欲睡，萎靡不振，脸色苍白，手臂和腿上出现某种白斑。她一直是脾气平和得出奇的人，可能有人要说她冷冰冰的，了无情趣，但我不这么认为。可她近来的举止习惯上无疑已经显露出虚弱和慵懒的样子。甚至在她告诉我觉得自己病了的时候，也是把病说得轻描淡写——仿佛要让她感到警觉还真要费她多大劲似的。尽管她说看医生完全是浪费时间，而且哪个医生都会说她得的是肝病，我还是赶快找医生。当然，她这样想是有道理的——全国医疗界的这个诊断成了一种慈善神话，他们把病人的注意力从真正的疾病上转移到虚构出来的病症上，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还真治好了许多人。要是也能这样治好我妻子，那该多好呵！
在疾病这件事情上，想像至关重要。适当地诉诸想像能帮助治愈疾病，当然，想像也可能害死人。但是，一般来说，身体的想像是平淡无奇，甚至可以说是一板一眼的。梦是想像的“诗歌”，疾病是想像的“散文”。我认识一位侃爷，他死于一种耳疾。我有个堂兄是位出庭律师，总爱挥舞双臂，非常有表现力，但他瘫痪了。疾病吧，也有流行的样式。在比我们简单的社会里，疾病就像其他现象一样，具有一种集体或公共的特征：最典型的疾病是瘟疫。而在我们社会，生病是件私事；现代病不传染。病对人实行各个击破，逐个地袭击我们不该忽视的或者是滥用的身体器官或部位。疾病现在是一种个人的宣判，不是去传染一大片。因此，需要人们更认命地去接受它，因为它不可能传给任何其他人。
我妻子的病，正像医生跟我解释的，就具有这种现代特征（医生告诉我，是因为她病得很重。我的天哪！）。这病不传染，所以，我没有危险，但它是不治之症。她已经有水肿趋势，症状就是她身体呈一种迟钝状态，身体的一些部位在异常地变白，她得的是白血病。她那些症状还只是白血病——血液中的白血球过多——这一不治之症的一些点缀而已。
我把真相告诉我妻子的时候，她勇敢地接受了事实。因为治不好，她所能做的也只是躺在床上，眼看着病情恶化。我们商定，她就在家，不去医院。服侍她成了我惟一的也是心甘情愿做的事情。我给她煮茶，用海绵为她擦洗虚弱的四肢；我在她床头一坐就是几小时，和她一起唱歌，一起祈祷，一起玩塔罗纸牌。我相信，我没有提起过我妻子热衷于占星术。在她生病的日子里，她教我如何看牌，她还算出我会长寿。在当时的情境下，这徒然使我更为惆怅。我建议通知她家人，她并不怎么赞成，当然，她同意最后请他们来，认为那样合适。我希望她再开心一阵子，就决定把让·雅克请来。有天下午，我关照完邻居我要出去几小时，就出了门。我没在我老朋友经常光顾的咖啡馆而是在隔壁一家找到了他。
“为什么换了一家？”我问道。
“原来那家咖啡涨价0.75法郎，而且老板娘变得很不友好。”
让·雅克那天看上去特别壮实，他带了本刚出版的小说毛边本，并立即签名送我。我向他说了家里的情况，恳求他去看我妻子一次。
“希波赖特，你太气人了。这么长时间了，你都不让我去见见你这位公主！你知道，我又不会把她给吃了。”
“是我不好。不过，老兄，你这个人太闹腾，会让人感到不安宁。”
“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不还是这样吗？”
“我妻子已经再也不知道什么叫快乐，什么又叫过分刺激了。你一定得去。”
“我要很晚才能去。”
“晚上宵禁前后怎么样？”
“这就不用你来操心了。”
我很高兴，就马上离开他，回了家。
让·雅克到的时候，大概是凌晨三点。我已经开始在妻子床边的摇椅上打瞌睡了；我现在一直睡在那儿。但是，听到他敲门，我睁开眼的时候，发现我妻子还醒在那儿，人靠在枕头上；塔罗纸牌散落在被子上，她正盯着我，一脸的不安和害怕。“是个朋友，你会看到的。”我轻轻地对她说，让她别怕。
“她没睡着。”我一边把小毯子从膝盖上撩开，一边对让·雅克喊道。我走出卧室去开前门。让·雅克身穿佩戴英勇勋带和铁十字勋章的敌军官制服。他招呼都没打，就从我身边一跃而过。
“大声唱起来！”他一边进房间，一边快活地叫道。我示意妻子别怕。她开始唱摇篮曲，让·雅克绕着床，为她伴舞，他那重重的靴子在地板上发出橐橐声。
“太棒了，”我欢呼起来，我妻子也这样认为。“你是怎么想到来这样一身打扮的呢？”
“老弟，我想到受人敬重的人就是这种形象。”让·雅克叫道，一边叫，一边照样跳。
“我告诉过你没有，我岳父是陆军军官？”
“你说什么？”让·雅克又叫了一声。
“陆军——军官！”
“那就是受人敬重的人！”他每说一字，就从左到右跺一次脚。
“胜利万岁！”我妻子喃喃地说，身子又朝被褥里滑下去点儿，最后，只露出一张脸。
“现在，小姑娘，我们要行军啦。”他抓着我的双肩，我们在房间里来回走着正步。我浑身轻快，后来，我挣开让·雅克有力的手，冲到大衣橱边上。
“我宣战。”我喊道。
“你死了。”让·雅克平静地说。
我妻子突然哭了起来。我责备让·雅克：“我们别开战，会吓了她的。”
“但我要跟你打。毕竟，我曾是个职业拳击手。”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说，跟你打才傻呢。”我开始担心起来，因为我想让·雅克也许会动真格的。
“我先放下受人尊重的架子。”他决然地说，接着开始去解他干净的橄榄绿衬衫的纽扣。我妻子的头没进被褥里去了。
“但我已经死了，你自己亲口说的。”
床上传来一阵低低的、令人感到惊慌的啜泣声。
“希波赖特，那是对你有利的因素，我的有利因素是，我当过拳击手。”
他解扣子解得不耐烦起来，索性想从头上把衬衫翻脱下来。一看机会来了，我便操起衣橱边上的一张椅子，用力朝他头上夯下去。就在他倒地的时候，我妻子又从被褥里探出头来，她的眼睛现在都哭红了，“哦，哦，”她哭叫起来。
“这是扮演军官必须受到的惩罚，”我一边向她解释，一边用手绢把她的脸擦干。让·雅克最后居然那样轻薄无聊，我很生气，简直可以说是火冒三丈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无法再解释下去，只想把他从我们的公寓里弄走。“现在，我要送他回家。我得离开你一会儿。”
要我独自将让·雅克扶起来，抱着他走下很陡的楼梯，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就去叫醒了我们的朋友——送煤小伙子，他就住隔壁楼里。他同意来帮忙，我们一起回到我的公寓。我脱掉让·雅克身上那套惹祸的行头，给他套上了我自己的旧衣服，我们又等了一个小时才天亮。让·雅克还没有苏醒过来，我们架起他下了楼，把他放上了小伙子送煤用的车子，拉着他艰难地穿过差不多半个城区，然后架他上楼，一直送到他在饭店的房间。我请小伙子先回公寓照看一下我妻子，让他等我到了以后再离开。
让·雅克躺在那里时，我相信我本可以把他杀死的。那肯定是我见他醒来才离开的原因。他到中午才醒过来。他在床上扭动着、呻吟着、抱住头，我这才悄悄地溜了出来。我恨死他了。路上我停下来买了点吃的，就回到家。但是，走进妻子的卧室时，我吃惊地发现只有送煤小伙子和衣躺在床上，看见我，他似乎有些害怕，赶紧告诉我，他回来时，我妻子似乎病得很重，于是他就叫来几个邻居，他们又叫了辆救护车，现在，她在市医院。我赶到医院，护士语气肯定地说我妻子的病情很严重。我获准进去看了她几分钟，但她处在昏迷之中。三天后，她撒手离我而去。
我现在不谈我当时的悲痛心情。
安排她的葬礼某种程度上给我出了个难题。她要安葬在娘家的墓地里，而且是在教堂牧师的主持下，举行应该举行的仪式。但是，我也想举行一个葬礼，以缅怀她在首都和我度过的最后岁月。为此，我没有立即给她娘家拍电报，而是把她的遗体放置在一口昂贵的、装饰华丽的棺材里，运回我们的公寓。接着，我拜访了布尔加劳教授，请求他来做个私人悼念仪式。他答应了，但条件是要允许他邀请若干同事和信徒一起来。我没有请让·雅克，他在我妻子生命中意识尚存的最后时刻，居然做出那样冒失和夸张的举动来，我一直耿耿于怀，怒气难消。但是，我倒是请了送煤小伙子，还有一些演员朋友。柳克丽霞和她最近热恋的心上人——一位青年钢琴家——一起来了。莫妮克也来了，不过，她因为担心她的战犯丈夫已经变得憔悴不堪。我痛失亲人，她还能想到来，让我很是感动，我当时并未意识到她是触景生情，为她自己的境况而感到悲痛不已。
布尔加劳教授在仪式上的讲话——或者确切地说，是布道——没有让我感到失望。我下面选录其中一些片段。我能在这里一字不差地把他的原话写下来，包括那种特别的标点符号，而不是仅仅凭我的记忆，全是因为他后来在自生神研究会的资助下将此布道印成了一本小册子，标题是《一个纯洁灵魂之死》。
他是这样开头的：
“朋友们、信徒们、悲悼者们、思想者们：死亡是生活中最有趣的事件。死亡仅与梦相仿，梦不能修正——只能继续做梦，然后析梦。死亡也一样，不能修正——世间只有更多的死亡，然后是我们关于死亡的思考。
“说起来，只有两类有趣的——也许我可以说最为令人满意的——死亡，一是恶贯满盈的罪犯之死，一是纯洁灵魂之死。因为这两类死亡性质是相同的——它们均预示着人们全都渴望回归的无邪状态。
“无邪的秘密在于蔑视。罪犯和纯洁灵魂均是。罪犯蔑视社会秩序——纯洁灵魂蔑视自然秩序。两者均超越其躯体而崇尚——意志。
“因此，罪犯之死——以及纯洁灵魂之死——均属自愿死亡。
“我们这些被留在尘世中间地带的人——我们谁敢于在天堂和地狱之间作出选择呢？——这两者看似迥然不同，实则上——我告诉你们——这不是秘密——一样。”
“我们每人每天都伴着死亡而生活。一卷或宽或窄的胶带会随着我们的日常行为而不断展开。
“多数人——忽略死亡。但罪犯和纯洁灵魂的生命与其死亡相伴。死亡并不让他们发怵。
“撕掉伪装化身的途径是——神秘的。无法解释超感觉。事实——就是事实。死亡——就是死亡。
“但是，生命是——运动。因此——生命是复活。许多人都教导过我们首先有生命——然后死亡——然后是复活。我要说：生命——然后复活——然后死亡。
“黛安努斯福音书里写道‘该活者活，愿死者死’。
“对你们这些悲悼者，我要说：‘看看这位悲痛的丈夫吧。’
“他不悲痛——不谴责死亡。那于他何益？于人何益？因为，如果我们就是现在的样子，那么，我们只能是我们愿意成为的样子。”
“这位少妇的生命是什么？她出生——受教育——嫁人。她服从父亲、然后服从丈夫。然后，香消玉殒。
“这样一种生活是天意，你无法凭理性去选择。
“生命的奥秘在于这样一种天意——她遂愿了。善终也是一种天意，只有罪犯和纯洁灵魂才能如愿。”
“黛安努斯福音书里，一信徒问他的教主：‘我们何时能进入天国？’
“‘你何时能进入天国？’教主说，‘等到你能合二为一，等到你能将内视作外、外视作内，上如下，下如上的时候！如果你能使男女合一，这样男不再是男、女不再是女的时候，等到你将众眼替代另一只眼，一只手替代另一只手，一只脚替代另一只脚，一个图像替代另一个图像，等到这时候，你就能进入天国！’”
“我们却如何对这番教导作一阐释呢？内似外——外似内。哦，纯洁灵魂和罪犯！
“眼睛替代眼睛——手替代手——脚替代脚——图像替代图像——
“意思是说，生命是由替代行为构成的，一直到死亡替代生命。
“至此，不可能有更多的替代——等到我们削减到只剩下我们的内核——等到我们找到自己的开始，就只有死亡了。不过，这根本不是死亡。”
“设法别去破译结局。惟一要去破译的只是你们活生生的自己。死亡是对我们复活的回报——我们破译出的是死亡。
“我们在结束处开始——我们在开始处结束。如主所说，‘臻于开始处的人是有福之人，他会知道结束，但不会品尝死亡的滋味。’
“你们不会品尝死亡的滋味——死亡会品尝你们的滋味。你们会是圆满的——因为你们会是空无一物。你们会是极端的——因为你们会是完美的。”
“拍照时，摄影师说：‘好极了！跟你人一模一样！’那是死亡。
“生命是电影，死亡是照片。”
布道结束后，他的信徒便围在棺材周围，最后向我妻子的遗体告别，他们拥抱我。此前，布尔加劳教授已经向我委婉地提到，近来，捐助给研究会的研究和出版资金一直很短缺，我就给他开了张支票。最后，我和柳克丽霞以及她的护花使者一起去喝了杯开胃酒。喝完，我就回家思考。
我想布尔加劳教授所说的一番话我几乎完全明白；你也许会说，我现在理解他的观点已不在话下。但他的许多观点我都不敢苟同。我不是指他对我妻子特征的描述——我认为他对我妻子那脸色苍白的样子把握得很准确，我不同意的是他老是责怪我死了妻子不伤心。失去亲人，旁人容易接受，当事人就难了。况且，我也不是不让自己去感到悲伤。尽管如此，即使是在悲悼这件事情上，总还是有选择的余地吧。对自己是否会有权表示哀悼，我不无顾虑。就我而言，任何个人的悲痛都会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与我妻子生前的关系并非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个人关系，我与她身后的关系也大差不离。
然而，我护送着妻子的遗体，到了老家，和双方的家人站在陵墓墓地时，我和大家感到同样的悲伤。与城里比起来，乡下的葬礼是一件节奏缓慢而心情沉重的事情。
我兄弟对我很冷淡，让人感到不舒服。我感觉他家不欢迎我。众位姻亲邀请我去他们那儿住段时间，我也不想去。没过几天，我就返回了首都。
我说过，我要谈谈自己的悲哀，尽管不容易。
我的悲哀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我感觉我的皮肤仿佛都松弛了，全然感觉不到自己双臂、两腿、头上的毛孔。
我列了一个死亡方式的单子。我列出的有：吊死、上断头台、鼻孔里塞进豌豆窒息而死、冰柱刺穿腹股沟而死、乘电梯时摔下井穴而死、受酷刑致死、跳伞时降落伞打不开摔死、得坏疽病而死、从牙医诊所跳窗而死、喝下放了砒霜的洋葱汤而死、被电车轧死、被蛇咬死、被氢弹炸死、腹背受敌而死、伤心而死、受火刑烧死、因俄式轮盘赌输而死、得梅毒而死、从环滑车上摔出而死、死于手术事故、淹死、飞机失事、服安眠药而死、吸入汽车尾气毒死、厌倦而死、走钢丝摔死、剖腹自杀、被鲨鱼咬死、被私刑处死、拒绝最后通牒后而死、饿死、没有机翼而飞致死、有机翼（却没机身）而遇空难……
哦，瞧我们的生命有多脆弱！
想起一件童年往事。那年我三岁，还留着长发，穿着白衣服。当时，我在屋前的草坪上滚铁环玩。隔壁住着一位寡妇（我听见母亲这样说的），她在门口的草坪上晒太阳，我记得有一排玫瑰把两家隔开。我走到玫瑰那边，盯着她看。她转过身来，看看我，我便问她，“你丈夫是怎么死的？”“眼睛一闭啰。”我忘不了她那甜甜的声音。
读者诸君，悲痛就是这样的，如此的风马牛不相及。你们该明白了，我为什么不再讲下去。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重新开始生活。可是死亡如同暴力一样，是个阴谋的典型，很难摆脱。
我妻子在世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一直照顾她。在此期间，我养成了更多孤独的习惯。她的死并未给予我足够的理由来改掉这些习惯。
引人注目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设计起来并非是为了尊重一种强烈的情感或者某种专注的想法，除非这一方式以行动的面貌出现。因为你们看，我已经发誓，希望大家别来烦我，让我一个人待着清静点儿，但是，还是客人不断。他们来的惟一目的就是要完成安慰我的使命，来的客人不多，但也够烦人的了。主要是莫妮克来。她刚知道丈夫已经死在牢房里，所以，身穿丧服，蒙着面纱，我穿一身黑，两人衣服倒很协调，当然，我比她早脱掉丧服，穿上平时的衣服。
我很快就讨厌和她在一起。我烦她留在门缝里的言辞温柔的便条，讨厌她做的饭菜，讨厌她脚尖着地，在我的公寓里声音很响地走来走去的样子。她动不动就伤心落泪，转而又兴高采烈——那年夏天首都解放了。我受不了她这些情绪。
“莫妮克，你丈夫怎么死的？”她暗示要留下和我过夜时，我问她。
“哦，他那么好的一个人！”她低声说着便啜泣起来。
我指责她并非真的伤心。她一听就火了，还骂骂咧咧，弄得我只好请她走人。
我现在认为，我们俩待在一起没有多大好处。她过于伤心，有时又伤心得不够彻底，和她在一起，我不舒服。莫妮克大大咧咧的，她坚韧得几乎无法摧毁，而我自己的身心组织在绷得越来越紧。我记得，对我来说，我自己这么一个形象变得非常重要。我开始恢复身体锻炼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的就是这么一幅绝望的形象。我再不敢像以往那样对健康马马虎虎，我制定了一个更加急需达到的目标。我觉得必须让自己灵活一些，不然，真会崩溃。我加紧锻炼，让自己的身体灵巧起来。使自己的大脑从可以想见的紧张状态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悲伤，我的手脚似乎变得僵掉了。
所幸的是，战后出现了许多委员会，莫妮克很快就成为其中一个委员会成员，整天忙于战后的赔偿工作，不断冒出来的事情也等着她去完成。她来得不像以前那样频繁了，来的话，一般也是要我为什么请愿或者宣言签名声援。我总是一口答应，尽管我以嘲讽莫妮克为乐，但是，如果说人要有政治热情的话，莫妮克的政治热情确是无可指摘的。
除了莫妮克，还有一些朋友来看我。我发现他们安慰起我来，要稍微在行些。我和让·雅克也见过几次面，见面时，两人长时间的沉默，气氛冷冷的。奇怪得很，那时候，别人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我内心的生活中涉及的人同样很少，连梦都弃我而去了。但是，我已经习惯于对自己耐心，或许是过于耐心了。我一个人下棋。至于我的性欲呢，基本上还是以那种孤独的方式来获得满足，有时对着镜子，有时没有镜子也行。我还去看过一场难得才放映的无声电影。我在等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