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雅克变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不知道是荣誉、还是人到中年呢，抑或是稳定的收入改变了他的性格。不管是什么原因，在我眼里，他无疑是一副不修边幅、洋洋得意的样子。
他的得意洋洋甚至发展到政治方面。有谣传说他被指控通敌，这种指控性质很严重，对他极为不利。也有人认为，他上一本小说颇受青睐，获得遴选标准非常严格的年度文学奖，这会洗清他的“罪名”，因为评委中包括许多抗战老兵。但是，还是不断听到这样的指控，让·雅克还两次接到传票，警察局长含含糊糊地问了他一些问题，尚未下结论。这可不是好兆头。
就是听到让·雅克可能很快要遇到麻烦，我才想到与他恢复关系。妻子去世后，有几个月的时间，我根本不想见他，我仍然耿耿于怀，认为他应对那个致命的晚上所发生的令人沮丧的事情负部分责任，葬礼后，他从未来看我，说明他看不起我，感觉到这一点，我心里很不痛快。但是，听说他也许要遇到大麻烦，我便决定去看他，我们的友谊恢复了，但双方均小心翼翼，累人得很。以前，我们见面要么在他屋里，要么在我这里，或者在某家餐馆一起吃顿午饭或晚饭。可现在，让·雅克变化太大了，极少去咖啡馆，要去也是为了见一下预约的什么人，比如译者或青年作家。
他的习惯则起了另一种变化。自然，由于年龄的缘故，他现在打扮一番、晚上外出冶游已经不合适了。其实，也力不从心了。不过，我倒是真不该想当然地认为让·雅克哪天会改掉喜欢调情、好色的习性。因为在我妻子去世后大约一年的光景，我们有次共进晚餐的时候，他对我说他爱上了一个人，并且平生第一次带过来和他同居，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惊讶。他向我描述他所爱的对象——一位年轻的希腊神学专业学生，激情之高，我不得不信他确实变了。没过多久，让·雅克介绍这位年轻人——迪米特里——和我认识。我发现他毫无魅力，缺乏热情。迪米特里一头黑色鬈发，戴一副眼镜，他大谈他母亲、大谈正教一个不为人知的派别，他正在撰写有关这一教派的论文。让·雅克选择他绝对不合适！后来，听说他离开了让·雅克，我是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让我不解的倒是我的朋友竟然心情非常沮丧。
我得承认，无论是让·雅克的失恋，还是有人以新的方式敬重他，我都无动于衷。个中原因肯定是我对他仍然怀有积怨，认为他参与害死了我妻子，虽然我无法在什么具体方面谴责他。毕竟，那天晚上他所做的无非是想逗乐，我请他来不就是这个目的吗？他仍旧挺和蔼，不过玩笑开得少了，似乎也不怎么想听我说我的新梦。
下面是我和让·雅克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哦，不，是两次。时间是在我妻子死后一年半。引自我的一则日记。
十二月五日。今天，走在去见让·雅克的路上，我特别希望能做成一件什么事情，因为近来我们的会面总是不了了之，没任何结果。
我想到了暴力行为，因为和他争论不可能有什么令人满意的结论。每次争论起来，他都是占上风。
我想到了告发他。我可以去警察局，告发他参与了黑市投机活动，还与党卫军上校有瓜葛，我还要告发他和我开玩笑时不经意间讲出来的其他事情。我希望自己能够这样去做。可我真的认为让·雅克被关进牢房，倒是便宜了他。
多么希望这个国家依然保留着决斗这一既体面又愉快的习俗！那样，两个互相并不仇视的绅士之间的争执、或者不愉快，就能得到圆满的解决了。我边走，边想像着这场决斗，但是，我找不到适合我们的武器——是用剑？用手枪，还是动刀呢？我们向来以言辞为武器，这一武器伤我会比伤他更厉害——以下我脑海里浮现出的我们的决斗就是如此。是我先开口：
进攻
我：你对待自己的感情不认真。
让·雅克：感情这东西太复杂了，无法认真对待。
我：你虚荣。
让·雅克：我是同性恋，又是作家。别忘了，同性恋和作家这两种人可都是关心自我、自负的专家。
我：但你不过是在扮演同性恋的角色。
让·雅克：区别很有趣，但不重要。
我：你喜欢到处找刺激。
让·雅克：宁可这样，也别去做制作动物标本的人。
我朝我的对手投去一抹胜利的目光，我对自己不俗的表现很满意。但是，让·雅克没有安于自卫。他开始向我发动进攻。
反击
我：你的屋子造得太高，屋子底部肯定会因这样一种极不牢固、充满幻想的结构而坍塌。
让·雅克：你造得太低。
我：你爱管闲事。
让·雅克：你是贱骨头，爱去征求别人的意见，遭别人骂。
我：你是个恶棍。
让·雅克：你崇拜恶棍，没用的东西。
我：你轻浮。
让·雅克：我烦你了。
这时的我已经在决斗场上受了重伤，所以我撤退下来。其实，我明白，言语决斗通常是没有结果的，只有身体暴力行为，或者通过向对方表现出其不配接受的慷慨才能解决问题。今天，我太痛苦了，无论如何都不敢贸然去与让·雅克短兵相接。就在我想像中的言语决斗快结束的时候，我恰好经过一家邮局。我停下脚步，给让·雅克寄了封快信，告诉他我今天不能去见他了。结果，我在一家棋社待了一下午。
我记得，到了那天晚上，我的伤痊愈了——毕竟，这些伤口是我自找的嘛。我感到高兴的是，这时，我能以一种客观的心态来看待此事而不感到痛苦了。我发现，这一臆想的对话有趣之处在于双方讲的都是真话。两人的兵器都是锋利的，击中了要害。我清楚自己再也不会让让·雅克开心，这种情况很可能从我一结婚就开始有苗头了，他根本无法理解我决定结婚的想法。我的生活在婚后会有微妙的高潮，会有巨大变化，他都不欣赏。对他来说，我这下肯定是踏上了一条令人厌倦的工作之旅；站在他的立场看，就是这么回事。但我的回击同样是正义的。没错，他轻薄虚荣，不忠，搞同性恋，他这样主要是想忠实于那种夸张的生活方式。总而言之，作为一对朋友，我们已经变得非常不对劲。
第二天，我们俩还真见了面，因为我去他房间看他了。让·雅克坐在书桌前，脚泡在一桶温水里，他在用刀片从体育杂志上裁图片。他脸色阴沉，心不在焉地跟我打了声招呼。我心里的怨气已消，又念起对他的旧情。但是，虽然我已经将暴力冲动强压下去，可它有传染性。我看出他想贬损我。
“你为什么不说话？”我开了腔。我注意到他脸色灰黄灰黄的，好像得了重感冒。
“我干吗要说话？”他一副尖酸刻薄的口吻，“我不说话，你也可以说嘛。”
“但我今天上午没什么可说。我想我来是要做点事的。”
“我不信。”他说，用力地擤鼻子，然后盯着手帕看了好长时间。
“你上午怎么过的？”
“写信。撕信。朝便壶里撒尿。决定留小胡子。”
“好了，好了。”我说道，我从来不知道让·雅克还有其伤感、痛苦的一面，因此惊愕不已。
“我要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我干吗不？你是一个剧本中的主角，是出喜剧，这个戏我已经写了一年多了，”他说，“当然还写了些其他东西。今天早上，我放弃了这个戏。我把握不了你的性格。”
“也许是你没有写戏的才华。”
“天哪！不是这样的，我的才华丝毫未损。是我的题材，”让·雅克对我说，“你是一块伟大的喜剧碎片。”
“为什么是碎片？”
“因为还没有生活使你完整，”他答道，“你是个没有故事可讲的人物。你是一块自成的拾来之物。你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想法。”他擤擤鼻子，接着说：“除非你的性格在你一直谈论的那些梦中自我完整起来。”
“不可能办到，”我心情忧郁地说，“我的梦已弃我而去。”
“我都懒得说你专注于自己的那种样子！”他严厉地说，“整天对着镜子过日子，我本人也在镜子面前花费好长时间。但我不欣赏你关心起自己时的小心翼翼状。你爱上你的那些梦，却不占有它们，而是犹豫、退缩——拥抱住你的梦幻生活，在这种生活周围盘桓，对它又是哀叹，又是害怕，又是永远追求着。”
“不对，”我说，“你说的不符合我的情况。只有一个细节是对的。专注于自我观的人永远都在寻找能在其面前贬低自己的英雄，因为他总是在自尊与自责之间来回摇摆。我心目中的英雄一直是你，但我已经与你断绝来往。”
“嗯，嗯，”让·雅克笑道，“你在发表独立宣言，是不是？我的拾来之物要派用场了，而不是束之高阁？”
“你说的话伤害不了我。我们做朋友吧。”
“战争结束了，我们的敌人——那些嚣张的野蛮人也已经撤离，所以，我想离开这座城一阵子，”他叹了口气，“我烦了。”
我知道，他离城的真正原因是想避一避某些令他不愉快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谣言和嫌疑，等它们过去了，再回城。但是，我还是把他的话当真了，我明白，让·雅克尽管是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但是，即使他想，他也不会就他的感情完全撒谎。我开始解释给他听根本没必要感到厌烦，但他不耐烦地摆摆手。
“我得跟你借钱，我的老恩人，”他说，“作家这个行当现在要召我到乡下去；”他咧着嘴笑道：“你知道我一般的经济来源是什么。这些来源即将切断，我想，我总不好去引诱粗俗的泥鞋子农民，或者去抢劫教区的济贫募捐箱吧。”
他又在骗人！我知道他说的是假话。几年前，我送给他一笔钱，除此之外，他一直在靠写作赚钱；在我认识他之前，他有好多年以当男妓和偷窃为生，这些挣钱的途径现在早就不适合他了。
“我为什么要借钱给你？”他把我对他的好意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轻浮的行事方式让我很光火。
“我可爱的做梦人，你为什么要拒绝我？”
“别跟我这么亲热。这不适合你。”
“我情不自禁，因为我们要分开一阵子。”
“借了钱给你，你会改掉动辄发怒的习惯吗？你会不会从此就跟我说真话，即使我们再也不见面？我们的账终于可以结清了吗？”
“是的，”他严肃地回答道：“你为什么认为我要和你继续做朋友？”
“那样我就会给你钱。你要去哪儿？”
他把脚从盆里拿出来，开始擦干。“我非常想做个朝圣者，”他回答说，“我在考虑，看能否住到南方那著名的岩洞附近，在那里，瘸子慢慢就能扔掉拐棍，结核病人则跪在地上晒太阳，以此来消除结核，净化肺叶。”
他穿上鞋，套上衣服，抓着我的手臂。我们朝门口走去。
“和你分开，我感到难过。”我说。
“你不再需要我了。”他没精打采地应了一句。
我们俩一起去了我存款的银行，我用信用证的形式把可观的一笔钱转给了让·雅克。买了张火车票和一些物品之后，我就陪他回到寓所，帮他收拾行李。两天后，他上路了，我没去送他。
尽管我知道我和让·雅克之间的友谊并未结束，但他离开，我很高兴。
哦，那是个多么阴沉的冬天啊！天气冷得出奇，食品短缺，我住的小区不知怎么回事老是失火、有人抢劫，要不就是老朋友消失了，或是又重新出现，或者被确认死了。我生了病，卧床数月，充分品尝到了生病的滋味和甜头。就是在这时候，我才完全回到对我的梦的思考上。
在我婚后的四年以及我妻子去世后的两年里，我做过许多新梦——每个梦都有两个或三四个版本，每个版本都有有趣的不同之处。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梦包括“红枕头之梦”、“破窗之梦”、“泥鞋子之梦”和“军火库之梦”。那个身穿黑泳衣的男人偶尔也出现在我梦里，对我指手画脚，指指戳戳，明明知道我身体动作做起来不可能那么优雅，却还要作出武断的要求。
第一个梦，“红枕头之梦”，是一个温和、和平的梦。我走到一个法官面前，他判罚我去看管关押少年犯的牢房。我采取的是人道主义政策。我坐在院子中央的一张转椅上，靠着一个红枕头，看着我的每一个犯人。这张转椅是我发明的，转得非常非常慢。所以，我背后会发生许多事情，而我只知道其中一部分。但是，只要这些孩子彼此之间不动武，我就不去管。
在“破窗之梦”中，我在一部片子中扮演女仆的角色。导演非常仔细地跟我说戏，并告诫我千万别多说一句台词。我拖地板、抹家具，掸书籍上的灰尘，还要把烛台里面的蜡烛油刮干净。结果，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不小心打碎了一块窗玻璃。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惊慌失措，因为整场戏又得从头重拍一遍。
在“泥鞋子之梦”里，我一直在找让·雅克，因为他和村里的弱智少年干好事被当场捉住，后从乡下逃脱。我现在还记得弱智少年那匀称的肩膀和脏兮兮的膝盖，他穿的被撕破的咖啡色衬衫和脏内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脚上穿的又重又厚的皮鞋，鞋子比他的脚大两码，整个梦里，他都趿着那双皮鞋，笨拙地挪动，我在法官大人面前为让·雅克求情，他被赦免了。
在“军火库之梦”中，我应征入伍，去造一颗准备投向敌人的巨型炸弹。黑泳衣人来检查我们的进展情况，他指出我们没造炸弹，而是造了一盏探照灯。他告诉我们说，假如一个任务完成得很糟糕，他能在远处嗅出来；他还说，他就是嗅着我们不负责任的工作所发出的臭味而从几百英里以外的司令部一路奔过来的。
我做的这些梦主题常常是审判和惩罚。我想，社会显然因为疏忽而没来审判我，我这是在替社会惩罚自己。我一次次做错事。但是，我人微言轻，都没能形成哪怕是最小的力量中心，所以，别人就不会对此作出反应。我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没有分量，我的梦继续嘲笑我，因为它们揭示出我的努力有条理却无用处的真相。我在生活中愉快地选择了平静，可到了梦里，这一平静成了令人不快的糊涂、依赖、渎职和被动。
有一个梦为我提供了不同的线索。这个梦——也是最近的一个梦——我提一下但不细谈。我称之为“文学梦”。梦里，我成了神话和戏剧中一位也叫希波赖特的名人，他立誓独身。安德斯太太则是我淫荡的继母。但是，因为这是该故事的现代版，所以，我就没有轻蔑地拒绝她。我接受了她的挑逗，与她共度良宵，然后抛弃了她。但是，我受到了惩罚。正如老版本的戏开场时女神所宣告的那样，无视厄洛斯力量的人将遭罚。也许，这就是我所有的梦包含的寓意，或寓意之一。
所以，我结婚之后，以及我妻子去世之后，梦对我来说是同样的多、同样的有趣。不过，我是以一种更加冷静的心态来看待这些梦。我现在能够自问我做这些梦是一种习惯使然呢，还是强迫所致。人们培养习惯，人们向强制屈服。或许，一种强迫性行为不过是一种被压制的习惯罢了。
开始的时候，我做梦是一种强迫，但最终成了习惯，接着，习惯开始自我解体、自我嘲笑。我没有觉察到这一变化，也没有嗅到其腐烂的臭味，还沾沾自喜地陶醉在我现在视之为我自己丰满的诗情怀抱之中呢。没有什么让我感到震惊，尽管有许多事情让我感到悲伤。我就这样平静地过着日子，但是，大约在我妻子亡故两年的时候，我做了个梦，这是我做过的惟一我称之为噩梦的梦。平静生活就此戛然而止。
我梦见自己和一群人正朝山上一个什么娱乐场所爬过去。山顶是悬崖峭壁。我的同伴们开始轻轻地踩着悬崖表面的立足点下山，容易得仿佛在下楼梯。但我却发现下山不容易。我愣在那儿，心里清楚自己肯定是对付不了这陡峭的悬崖，要下去，我肯定会感到头晕目眩，最后坠落下去的。最后，我稍稍低下身子，停下来，恐惧之中抓住了一种什么扶手，上不得上，下不得下，动弹不得。
我现在记得我当时想自己以前下过这么陡的山，而且也已经知道自己是下不去的。
但是，接下来，我就到了地面，和已经下山的人群一起在那儿来回转悠。这是个什么场子，上面浇了柏油，但场子里没有座位，四周围了起来，跟手球场一样。场子中央站着两男一女，离其他人远远的。
这三个人衣服穿得很少，膀子和腿都裸露在外，我马上猜到他们是杂技演员。而且，他们站在一起，心思全在他们自己的讲话当中，根本不管周围人怎么样。凭这些，我判断他们一定是外乡人。
他们开始离开场子中央，边走边互相讲话。但是，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才走了几步，就扭了一下，跌坐在地上，然后仔细查看他的腿部。我看见他的腿肚子上有一道奇怪的伤疤，再仔细一看，发现他伤得要比我想像的严重：受伤处有一块肉隆起呈柱形，看了真让人感到恶心。
剩下的一男一女站在他身边，做出保护的样子，满脸的关切。我听见那男的自言自语地说：“不，他这样不能参加表演了。”他看看人群，然后指着一个观众，径直跟他说道：
“你能行行好吗？”
对方回答得很不自信，也不热心。
“请帮帮忙吧，”这个杂技演员说，“你看得出来他的伤势有多严重。”
受伤的演员仍旧坐在那儿，捧着他变形的腿细细察看。那个女的站在他身旁，注意着另一个杂技演员的恳求有什么进展。求观众帮忙的演员显然是杂技团的头儿。
“嗯，好吧，”这个观众说，“我能帮就帮。不过，我时间可不多了。”
“只要一会儿时间。”这个杂技演员说着，转过脸去，朝女演员和地上的同伴笑笑。
这个观众问要怎么帮忙。“是这样，”杂技演员从衣服口袋里抽出一把刀来，“站那儿别动就行。”
杂技演员朝这位观众走过去，开始动刀子。他用刀子在这位观众身上和脸上横一刀、竖一刀划了好多下。他在他身上划了一道长线，一直划到腰以下，划过腹股沟，另一道划过腰部，还有一道划过胸部。在脸上，他划了一道竖线，竖线从额头一直划到鼻孔，再延伸到下巴；又在脸上划上两道横线，一道从左耳上方划过、从眼睛下面一直划到右耳上方；另一道线起于左耳根部，从上唇一直延伸到右耳根部。
我看着这一切，感到非常迷惑不解。因为不仅没有血溅淌出来，而且这位配合的观众连一句痛苦的或者责备的话都没有。而我发现，杂技演员不只是在用刀子切开，也不只是在皮肤上划过，做个记号似的，事实上，他切得很深，所以，肉在他的刀下被切开了。
杂技演员在一声不吭，用刀子娴熟地切开这位观众的肉时，后者耐心地站在那儿，杂技演员切完了脸部之后，后退一步，似乎是要欣赏一下自己高超的刀功。接着，他一步上去，动作敏捷地将手指插进这位观众的脸，把切开的几部分肉从脑袋上拽离出来。我害怕得直喘气。“就没有人拦住他吗？”我差点叫出声来。这时候，杂技演员又缩回手指，观众脸部的各部分又复位了，尽管被杂技演员切开的地方还是能看得出缝隙来。
“只是做个试验而已。”杂技演员笑笑说。
这位观众的反应出奇地平静，我这才恍然大悟，也许杂技演员根本没有伤害他。我正这么想着，却发现我就是这位观众。我脸朝下，躺在地板上，双眼紧闭，我感到有刀子正在我背上和臀部划着横线、竖线。不痛。有点痒，不过，有一阵阵舒服的感觉。但还是有些刺痛的感觉，于是，我骂自己虚伪，骂自己虽然在受折磨，却装出享受的样子。但我现在不记得有什么痛。
也许，我真的害怕刀子在身上划，但我不承认有那么厉害，因为，我扮演被切的观众这一角色时间不长。我突然之间又成了一个旁观者，正看着那个杂技演员用刀子在原来那位观众身上切最后几刀呢。
这位观众直挺挺地躺在那儿，现在没有人搀扶他是起不来了，也不能说话。杂技演员对他说：“快了，我快好了，别急，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做。”
这位观众似乎听明白了，很高兴，杂技演员向他保证他的磨难就快结束了。我也放心了，就不挡着别人，尽量伸长了脖子看着杂技演员下一步要做什么。
他将这位观众扶起，靠在自己的胸前，让他站在那儿。观众的身体就像一棵小树苗要栽到新地方一样，僵硬地靠在那儿。他的身体直挺挺地，尽管稍许有些晃动。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害怕但又满怀希望的神情，这一神情成了这个僵硬身体还活着的惟一迹象。
“就剩一件事了，”杂技演员声音柔和，给人希望。“请耐心一些。一点都不会伤害你，做完，你就能回到朋友身边去。”这位观众感激地看看他。
“就剩一件事了，”杂技演员说，“你不知道我和我的同伴对你有多么感激。你帮了我们，你会高兴的。”
我等在那儿，满心希望这个不祥的手术赶快结束，让这位观众身体完好无损。
“就剩一件小事了。”杂技演员说。
说完，他迅速而果断地抓住这位观众头的两侧，一只手朝左，另一只手朝右猛地一拽，先是这个观众的头颅裂开，接着是他的身体在中间部位裂开，裂开时，仅仅传出一声低得像是叹息那样的短暂的呻吟。他的身体已经明显裂成两半，并立即哐当一声僵直倒在地板上。
这位观众的命运让我感到悲愤不已。他是这么相信杂技演员，这么顺从他。其实，这个杂技演员一直都想害他。（隐约之间，我明白了这一谋杀的意图:他需要一个身体来替换他的同伴那毁坏的身体。）他根本不在乎观众的性命，只关心由他领头的小杂技团。除非旁人对他们有用，否则，根本就不当回事儿。
我现在对自己来这个鬼地方感到很难过。我不想看见这样的暴行，我转过了身，醒了。
我梦醒时，从未有过这样大的恐惧感。接下来几天时间，我老想这个梦，并重新感受这次梦的高潮——恐惧和愤恨。然而，我知道愤恨是一种带有敌意的消极情感，毫无益处。所以，我想控制住它。但我也认为，这种愤恨或许又是有益的，它或许是一种解药，能够帮助我走出因亡妻而出现的懒散和消沉状态，而这一情感或许也是一种必要的前奏，预示着我追求的平静就要来到。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这个梦不断重现，我也能够较为冷静地观看杂技场上发生的事情了。这当然让我很高兴。但我接受不了这个梦，我不能肯定自己真懂这个梦。我妻子与我阴阳相隔，我的生活被一分为二，就像那位好心的观众的身体被杂技演员一劈两半一样，我又怎么接受得了这样的一个梦呢？
回想起我在梦里有一会儿成了那位观众，即受害者，我觉得有趣。我拒绝继续当这个角色，这是一种勇气呢，还是愚蠢？我是抵制了我应该抵制的东西，像“镜子之梦”中的眼科手术，或者像在“钢琴课之梦”中违抗泳衣人让我跳的命令？还是误解了我做的所有梦，把它们解释成迫害和背叛，而事实上是一堂解放之课？
恐怖和抗议之梦有其位置，但肯定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也不会努力去成为重大和可怕的事情的旁观者，无论是纯粹还是大致意义上的，就像我在这个梦里这样。
我生活的一个阶段随着这个梦而告一段落。我考虑离开首都。战争结束后，我还从未利用过这一大好机会，外出旅游。让·雅克从他的乡间隐居地给我写来一封语气友好的信，怂恿我说，如果我暂时没有什么更好的事做，就赶快去他那儿玩。但我还真有更好的事要做。
这些年来，我对孤独的偏爱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尽管我走入婚姻似乎明显是矛盾的。现在是我退居的最好时机。我三十八岁，没有牵挂，没有作为，满脑子的偏见，生活中有太多孤僻的习惯。我怎么能指望和另一个女人一起为我自己开始新的生活呢？我的亡妻善解人意，与人和睦相处，她认同我的趣味，值得我爱，这样的人我再也找不到了。
但我不想再住在这个公寓里，我会睹物思人，里面弥漫着我自己悲伤的气息。我下决心在一个我从未住过的小区找个更宽敞的住处。就在这时，我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河畔不就是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然后我为安德斯太太装修的那栋大房子吗？我的老情人在我婚后不久便离开了；在敌军占领的四年间，这栋房子用作营房；解放后，它空着，或者说几乎空着——原因我下面要解释，尽管需要好好修葺一番，住人却是呱呱叫的。从各方面考虑起来，这件事情都容易安排。但是，非提不可的是，我跟我兄弟讲要住进去的时候，他居然反对。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但我记得，他不仅竭力劝阻（他说，房子不实用；太大，我不负责任；房屋修葺费用太高），还让我想想清楚，如果真住进去，我会让他不高兴，甚至惹他发火的。我看不出他的观点有什么说服力，尤其是房子对我来说太大这种论调。（他在一封信里充满恶意地坚持说，房子太大，如果连厢房算在里面，都可以办一家医院，或者一所学校了。）他没有诉诸法律来阻挠我的计划，我决定冒犯他而照自己的想法去办。
搬家简单，我没几样东西。我搬进新家的那天，是一个天气晴朗的冬日上午，地上有点积雪。我在房间里踱着步，查看哪些窗子要配新玻璃，把散落在地板上的酒瓶子、旧靴子、短袜、水壶、砖头、破帆布床全收拾到一块儿，堆在花园里，然后扫雪，点起一堆篝火。打扫的任务让我感到愉快。但是，我为刷得好好的墙壁感到伤心，我从未有幸在这里住过，现在住进来的时候，墙壁已不成样子，已经褪色，上面到处是涂鸦，墙面已经剥落或快要剥落，还有弹孔。
一安顿好，我就知道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我感到了平静和欢快，而只有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我才会有这种感觉。现在，可以过上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生活了，在这一生活中，我将拥有自己需要的所有空间，来完成我那些最浩大、最隐秘的工程。经过梦中身处逼仄、凌乱房间的一段生活之后，在这栋宽敞（尽管没有装修）的屋子里生活，日子过得是多么轻松、多么惬意！我忙着一件件事情，就这样，日子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在这里待了六个年头。我思考，有时也不思考。我听梦；我思念妻子。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的我再也不生活在安德斯太太会出于报复而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恐惧之中了。
因为安德斯太太就和我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事实上，她比我先来一步。你们还记得，战争期间，我和妻子偷偷留她住了几个月；敌兵在我们楼搜过几次，也到我们公寓查过一次，此后，她央求我为她找个更安全的藏身之处；我这样做了，也答应在以后某章中说这个躲避处的。唔，我为她设计的藏身之处不是别处，正是当时被用作敌营房的她自己的房子——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侦探小说里都这样写。当时，我想起连着厨房的地下室有个无窗的后室。后室的门正是厨房里一个橱的后墙，要打开这个门，只能扭开一个脱扣锁，而抬起橱背面的一只架子才能扭开锁。所以，这个后室很安全，一般不会被发现，我提醒安德斯太太躲在这里，日子可不太好过，她得忍受周围厉害的吵闹声，还要忍受长年的黑暗。到了深更半夜，她可以溜进厨房，偷点东西吃吃，但她千万得小心，别偷得太多，以免被察觉；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她可以出去，溜进花园大便，大完便就用土埋起来。我虽然已经向她讲清楚那儿会安全的，可我们去的时候，她还是害怕被逮起来。我和让·雅克商量，想出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我观察了这栋房子一段时间，搞清楚了驻扎的情况和哨兵数量——楼前两名，楼后一名。我们一直等机会。终于有一天，敌军的一名元首要到首都来，这一天，城里的大多数部队都在接受检阅。于是，我、安德斯太太、让·雅克就去了这栋房子。我到了楼前，和哨兵聊起来，我要拖住他们。我说要见一个上尉，报了个名字，他们说没这个人，我佯装不信。就这样跟他们磨了几分钟，结果，他们用枪托把我打倒在地，踢了我两脚，把我扔了出来。让·雅克在楼后拖住那个哨兵，他运气比我好，我想他到临了，肯定跟哨兵讲好哪天约会了。在这期间，安德斯太太已经乘机进了屋。就在这里，她一直躲到战争结束。
首都解放那天，我去了这栋房子。我费了些劲，最后，安德斯太太总算才吭了气儿，我费尽口舌才说服她出来。她看上去真可怜啊！她已经在这个暗室待了两年多，没跟任何人讲过话。她说话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恍恍惚惚地盯着我，牙齿全掉了。她对战争结束似乎并不感到惊讶；她说她一直盼望着哪天战争结束。但是，我邀请她住到我那里去，等找到住处再走，她却拒绝了。她说，现在一颗牙都没有，走在街上丢人现眼。我又建议，她可以在藏身的房子里继续住上一段时间，等到她习惯了解放带来的自由后再离开，我说我会常去看她，也会让朋友们去看她，这样，她慢慢地又会重新习惯过正常人的生活。我说到做到，每周去看她一次。应我的要求，让·雅克也去过几次；但接下来，他就不肯再去了，说她没救了，又说她让人感到沮丧。我仍然希望她能重返人间，就带了个牙医去给她装了假牙。但是，我逐渐意识到，如果我同意（我当然不想赶她），她准备就在这里待下去；她称自己太老了，不宜再住到外面去。
所以，我搬进这栋房子的时候，是安德斯太太住在那儿；因为有她在，严格地说，在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不能说我完全是一个人。但我们难得见面，因为她住在地下室，我住上面两层。她也为我做一些一般的家务活，解放了，她可以自由进出，买点食品、报纸。有时，为了料理家务我们要说说话，在这种时候，她常常变得蛮不讲理。除此以外，我们很少讲话。
我并不希望给你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好像我完全听任自己去品尝忧郁和遁世的滋味。也许，是忧郁把我赶进了这么大的一个退居之地。可一旦进入这座城堡，我的忧郁就离我而去，取而代之的是伴随着我设想要做什么有价值的事情时的活泼和轻快。真正的与世隔绝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即使最愿意隔绝于世的人也不会轻易成功。我执著地追求着我的与世隔绝。我希望弄明白，人是否能够真正独处，一个人的基本构成又是什么。（我当然不愿意失去人性，丧失我与人相处的能力，出去的能力——假如我想的话，就如可怜的安德斯太太那样。）我希望拥有一家剧院，能将我独特的梦搬上舞台。
我能够出去，但是，我基本足不出户。如果事情很急，安德斯太太就上街，帮我跑腿，买东西。我真要外出时，也不去别的什么地方。我偶尔也散散步，但那是为了锻炼身体的自愿行为。除开生理角色，我已经卸掉了所有的角色。促使我们走进外面的世界，去做出什么行为的是我们拥有一种角色。角色越多，外出次数就越多。（就这样，我理解了让·雅克夜间的冶游，以及他迅速的角色切换。）我学会了，更敏捷地行动的时候似乎根本就没有行动。因为，正如任何角色都能浓缩成一种态度，任何行为都可以浓缩为一种姿态。我学会做的事情是——将每个行为化为一种姿态，用一种微妙的空白将这些姿态连接起来。
我知道，这个想法不清晰，但是，当一种想法不是一串句子而完全是一种舞蹈的时候，要解释也难。拿谋杀来说吧。现在，在我看来，似乎是让·雅克谋杀了我妻子。他是用舞蹈、用一种姿态，假装威胁我的生命来谋杀她的。因为她的生命依赖于我的生命，所以，当她看到我在一场游戏中快被杀死的时候，她也参与游戏，和我一起死。不过，她没能像我这样，从这场游戏中挺过来，继续玩游戏。于是，她真死了，而我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