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开会的第三天，手机上来了一条短信：“刘峰先生于2015年12月23日4:26于北京武警总医院病逝。”
刹那间我不知道这个刘峰先生是谁。跟我战友了一场的刘峰一辈子也没人叫过他先生。短信并不是他侄子发来的。我把电话打给发短信的机主。机主却一直呼叫转移。我给刘峰的侄子打了个电话，他也刚刚接到同样的短信。三小时之后，我们与会者正在晚餐，又收到追悼会通知。我拨通郝淑雯的电话，她连刘峰逝世的短信通知都没收到。她只说：“这么快呀！太快了！”也不知道她指什么，什么是她快和慢的参照；跟什么比“太快了”。
两个月前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真的是怕吓着我，没跟我说实话。要不就是他那个姓沈的女朋友没跟他说实话。但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他的淡泊和幽远，他那静静的微笑，是来自一种全盘的接受，接受了一切，也包括接受了不久即临的死亡。
夜里十二点多，我接到一个女人来的电话，对方自报家门，姓沈，是刘峰的朋友。但我马上觉得，这个姓沈的女人对于我绝不是个陌生人，我们一定认识，而且不是一般的熟。那种亲熟从遥远的少年时代散发而来，如同动物间神秘的生物电，如同难以捕捉的气息。于是我的直觉比分析判断快得多，就在她简短报告了刘峰病故前的状态，以及感谢我捐助的钱——那钱每一分都使上了劲儿，她在此附加了一句；就在她要跟我再见的刹那，我平淡地说：“是小曼吧？”
“……嗯，是。见了面我再跟你细说。不是你想象的那种……”
我想象的哪种？挂了电话，别说想象，连思维都停了。怎么了，小曼和刘峰？他们最后是怎样相伴的？谁先找到了谁？刘峰最后是个谜，但他的谜跟小曼比，太简单明了。小曼怎么成了沈老师？唯一的推理结果是小曼的亲父亲姓沈。刘峰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的女朋友就是小曼呢？而且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女朋友”。
我以为活到今天，已经没有让我吃惊意外的事物了。而刘峰和小曼，真沉得住气，用了四十年来向我、向人们揭示这份意外。我坐在酒店的落地窗前，窗外的香港灯红酒绿。小曼对刘峰生命终点的叙述，我此刻才顾得上回想。她告诉我，他没有痛苦，没有留恋和不甘，他在进入弥留的昏迷前睡眠很多，那种死沉的药物睡眠。弥留的昏迷持续了两天，没有醒过来，直接走进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