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学人,除了家里的书房外,总得有一间办公室,不能老窝在家里。偏偏在纽约那几年,胡适少了一间办公室,在家里伴着老妻,事事得迁就她,不免影响到他工作的情绪。他在精神上显出老态,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表面上看来,胡适夫妇恩爱白首,非常幸福,但我总觉得江冬秀女士不能算是我们一代宗师最理想的太太,二人的知识水准相差太远了。早在1915年4月28日,胡适记了下面这则日记:
得冬秀一书,辞旨通畅,不知系渠自作,抑系他人所拟稿?书中言放足事已行之数年,此大可喜也。
胡适十三岁就订了婚。他事母至孝,当时无意拂逆母意,也就算了。但凭这段日记,我们显然看出,胡适曾去信问他母亲或江冬秀,缠足已放大了没有?想来江女士以往给他的信,文字欠通,这封信“辞旨通畅”,虽不免疑心是别人“拟稿”的,但胡适知道未婚妻在努力改进,至少足已放大,他心里是高兴的。可是婚后三四十年,江冬秀显然没有多大进步。《传记文学》第一九二期影印了她晚年的手迹,那几个字实在是见不得人的。(连她先夫提倡的新式标点,她都会用错!)居留纽约期间,她还停留在看武侠小说的阶段,胡适的学问、思想她是无能力欣赏的。住在北平、上海,她有用人可使唤,家务不必胡适操心。住在纽约,胡太太既不懂英语,他老人家还得上街买菜,实在是够辛苦的。二老住“东城八十一街简陋的小公寓”,太太一打牌,家里客人多,胡适既无办公室可去,要静心读书写文章,也不可能了。这样长期伺候太太打牌,胡适即使有早年的壮志雄图,也消磨殆尽了。
1958年秋,胡适返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他任内的秘书——王志维先生——写过一篇《记胡适先生去世前的谈话片段》,载《联合副刊》(1977年2月24日),我读后感慨很多。临死前两天,胡老先生为了太太打牌,嘱咐王秘书“帮我买一所房子”:
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这里是台湾大学的宿舍,南港我住的也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不准在宿舍打牌。今天我找你来,是要你在我出国期间,在和平东路温州街的附近,帮我买一所房子,给我的太太住。
胡适是爱面子的人,傅孟真先生留下的规矩,公家宿舍不准打牌,院长寓所内却常听到牌声,不免于心不安。想来胡太太的朋友都住在台北市区,老是坐出租车去南港也不方便,胡院长才有意在台北置屋。胡适待他的老伴是够好的了,但胡太太长年打牌,我总觉得对不起他。
早在民国九年,胡氏夫妇生日碰在一天,胡适写了一首《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的诗(《胡适的诗》,页九七至九八):
他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他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他喊道:“啍(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是我抢得快,这首诗早被他撕了。
这虽是首幽默诗,我们也看得出二人婚后精神上毫无默契。胡太太既不懂读书的乐趣,丈夫在病中,更有理由不准他读书了。胡适多么希望他的太太能在“双生日”那天,和他一首诗啊,但太太不会做诗,看样子真会把诗撕掉。胡适自知不可能同太太订约,永不吵嘴,“今天不许吵”平平安安过一天生日就够了。胡适的确是好脾气,但江冬秀如能像《李超传》里的李超女士一样,立志求学上进,婚后进学校或者在家里自修,胡适一定感激莫名,享受到另外一种闺房乐趣。只可惜江冬秀真是个旧式乡下女子,辜负了胡适在留学期间对她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