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之所以在政治学说上不能自成一家者，实在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胡氏博大精深的学问原来就是个什锦大拼盘。其中训诂辞章、文学流变、先秦思想、释老精义……都可说是无双美味。社会科学原是他那大拼盘中最中看不中吃的一锦。
胡先生告诉我，他在康奈尔读大学本科时，对经济学就没有兴趣，未尝选修有关经济的科目，因而他一辈子对各种经济学说也很少涉猎。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五四运动史》的作者、老友周策纵对胡氏的批评，也就着重在这一点。一个学者如对新兴的经济学基本的概念也不清楚，那他对现代的政治问题本来也就无置喙余地！
不特此也。胡氏对他成名以后才逐渐发展的其他多种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史学等等，也未尝钻研。如笔者老友杨龙章今日所搞的所谓“群体社会学”（mass sociology），真是胡先生连名词都未听说过。因而随工业革命而起的名目繁多的社会问题和种族问题——有远见的孙中山先生1896年在伦敦脱险后已见其征兆，而1950年在纽约的胡适之先生仍未感觉其严重性，而只醉心于工业革命前期的桀苻生和科玄交替时代的杜威那一套，那就未免与工业化后期的世界现势脱节了。
工业经济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真是多来兮！如果哲学家们置这些问题于不顾，而奢谈明心见性的教育，那就开倒车回走三百年去搞程朱陆王了。阳明山高已哉！但是那位龙场驿丞却不能解决大纽约断电期间的三千五百件抢案！
所以胡适之先生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生死以之，他却始终没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在社会科学上无此功力！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对近百年——乃至三千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的演变作一番通盘的了解，而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去搞“一点一滴的改革”，那就必然要“扶得东来西又倒”。良相与良医所服膺的原则原是一样的，医人医国首先都得把病理搞清楚，否则药石乱投，压低了高血压，又激起了肝脏炎，那病就害不完了。
再者杜威先生也不是不谈主义。他的主义就是“美国主义”（Americanism）。他没有提这个词，因为他视为当然，不谈主义而主义在其中矣。哥大后期的名教授也是胡先生甚为心折的芮文斯（Allan Nevins）和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都是属于这一派的。在50年代里康马杰的学说在北美洲真是风靡一时。笔者亦尝随许多美国世家子之后，在康老师课堂上肃立鼓掌数分钟。胡先生对这位后辈，读其书而慕其人，真是推崇备至。可是在60年代中期，我们这位康老师就渐渐地变成美国的叶德辉了。那些新起的长发青年学者，开始对美国文明自我清算，打倒杜家店，在新的学风里，杜威之学也就显得灰溜溜的了。
1968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哥大校园内忽然一声呐喊，笔者凭窗俯视，只见对面校长室内，长发乱飘。校长室被霸占了，校园内人声嘈杂，鸡蛋横飞，一个五四运动正在热烈地进行。再看原杜威研究室前那个大光屁股铜人，却仍然丝毫不动地在俯首沉思。这是胡先生当年与笔者，常时对坐长谈杜威的纳凉胜地。我心想此时适之先生如仍然坐在此地，不知道他对这一学潮作何解释？！
笔者这些妄论，当然只是责备于贤者。因为有适之先生那样历史地位的人，他如果要谈政治，就要谈深远的根本问题；就要谈孙文、马克思、杜威那一阶层的政治。他的见解和学说，岂可与我辈乡愿茶余酒后的龙门阵，等量齐观？！
当然胡先生除他本人主观的训练上的限度之外，客观上的限制也是不许他扭开杜威之枷锁的主因。老实说，五十年来在科学挑战下的我国各项学术——尤其是行为科学——就始终没有脱离启蒙阶段。这也是我们那些启蒙大师四十年称霸杏坛的道理，因为他们始终没有脱离他们成名的那个时代。他们没有太大的进步，时代也没有太大的进步啊。时代和环境限制了他们的成就；时代和环境也宠坏了他们，没有逼着他们教而后知困，自求上进。因而就永远在科学上不能摆脱洋人而独立了。做了几十年的齐天大圣，说穿了其实只是个癞和尚的保镖！
这种自我限制，实际上原是我国学术界整体的悲哀。形势比人强，个人是跳不出去的。一个大学者的成就，是建立在无数小学者的牺牲之上的。没有那样的土壤就结不出那样的瓜。我们的菜园里既然找不出几个十斤二十斤的冬瓜，要胡适一个人变成个六十五斤的大冬瓜，那就不可能的了。在过去五十年我国落后的学术环境里，能出了个胡适，我们已很足自豪的了！
胡先生有绝顶的天分，也是好学不倦、用功最勤、至死不衰的大学者。50年代的初期，笔者为应付考试，曾以读杜学的札记和心得向先生请益。胡先生在这方面是极度谦虚的。他一再说他自己还要“补习”！并且在极度困窘的生活条件之下，还拿出一大笔美金要笔者为他选购讨论杜学的名著，并认真地下工夫去阅读。“假我十年以读《易》，仲尼而后更何人？”胡先生的用功与好学，在笔者所接触的前辈学者中，绝对是空前绝后的。以他的用功，配合他的见识，所以政治问题虽然只是他什锦拼盘中最弱的一份，但是他谈起来比那些谈同一问题的党政理论家还要高明得太多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