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古书，胡先生总是鼓励我们“大胆地思考”，不要为古人迂腐的解释所蒙蔽！在他的鼓励之下，我们有时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胡适论学著作里“迂腐的解释”找出来，和他辩论一番。胡先生是不认输的。但是他对善意的反驳亦不以为忤。他那在英美学派里所涵养出的“容忍”气量，不但足使章炳麟、黄季刚等在阴间汗颜；就是当今在港、台、北美的尖端学人，皆不能和他相比。
在长期“大胆思考”之后，有一次笔者便斗胆与胡老师为着他对《诗经》的“新解释”辩论了许久。
我个人就认为“孔子删诗”这句古话不全是胡说；《国风》也未必就完全是“各地散传的歌谣”；全部《诗经》也未始就不是“儒家的经典”！
笔者向胡先生举出“我们安徽”（这是胡氏的口头禅）的“凤阳花鼓”为例。我认为《国风》纵使是“民谣”，那这民谣也一定是经过如胡适之、齐如山等“文人雅士”“删改”和“润色”过的。否则它只是一本“凤阳花鼓词”，绝不能成为典雅的《诗经》！
我再举出“我们安徽”一支秧歌为例。那歌词是：
天上大星朗朗稀；
莫笑穷人穿破衣。
哪有穷人穷到底？
看！臭粪堆也有发热时。
“臭粪堆”是安徽农人把农作物废料，和粪土堆在一起，然后加以焚化的肥料“堆”。它是经常冒烟“发热”的。
这首歌的第四句，原有两种唱法。第二种唱法则是：“哪有富人富千年？”
如果照第二种唱法，这首秧歌实在俚俗不堪；但是如照第一种唱法，则这首民谣可置诸“三百首”中，而无愧色。它以“朗朗大星”来起“兴”，以“臭粪堆”自“比”，而“赋”出穷人绝不会“穷到底”的未来希望。“赋、比、兴”三者都有其自然的流露，实在是一首天衣无缝的好诗！
先父是个安徽地主。当他在农村田埂上散步时听到这秧歌，他就力劝农夫只唱前一种，因为前一种“很雅”，一定是经过什么“好事的文人修改过的”！
其实三百篇的《诗经》——尤其是《国风》，如果起源于民谣的话，那么每篇也一定经过一些“好事的文人”“臭粪堆”“臭”过一番的。甚至是在数千篇中“沙里淘金”，“删”过、“选”过的。但是这些“好事的文人”是谁呢？古书里不早有交代说他就是那个农村知识分子孔二先生吗？顽固的胡藏晖为什么偏说他不是呢？
孔二先生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思无邪”三字实在是对“三百篇”最恰当的评话。《诗序》也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吾人如细读《国风》、《小雅》，也觉得这两句确是实情。本来，“哪个少年不会钟情？哪个少女不会怀春？”年纪轻轻的，钟一下情，怀一下春，有何不好？所以那个极近人情而毫无宋、明、民国诸儒之臭道学气味的哲学家孔仲尼先生说是“思无邪”，这才真是圣人的伟大！
同时我还把“我们安徽”的另一首民谣《叹五更》念给胡先生听。幸好敝省工业落伍，如果我们也有个“好莱坞”或“邵氏”的话，那这《叹五更》不就是最好“×级”的电影题材了吗？怎能说品德高尚的贫下中农们所唱的情歌就一定“好色而不淫”呢？
再者，宋太公的儿子也是个农村知识分子，你看他在浔阳楼上酒醉后的咏怀之作：“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是何等的“怨诽而乱”！为什么我们这些“呦呦鹿鸣，荷叶浮萍”的作者，却个个都能“怨诽而不乱”呢？
所以以笔者的愚见，“诗三百”不但是经过他们孔家店师徒们选过的改过的，他们选改的标准还要以他们的儒党的“思想体系”为依归！他们是利用民歌来替他们贵党的“温柔敦厚主义”来传教！这和胡适之利用对《红楼梦》、《水浒传》等大众读物的“考证”，来传播其“科学的治学方法”是同一个道理。这也是胡适亲口告我，他“考证”《红楼》、《水浒》的真正“动机”之所在。所以那个经孔家师徒改头换面的《诗经》，倒正是不折不扣的“儒家经典”呢！
我并且大胆的假设：我国古代公共集会——如婚丧祭祀宴飨等等——可能也有和基督徒一样“唱诗”的习惯。钟盘一响，大家就引吭高歌！仲尼弟子就说：“子闻哭，则不歌！”孔子不是殡仪馆老板，他老人家平时“闻哭”的机会也不会太多。如果子不闻哭，那他不就“大歌特歌”了吗？孔二先生平时唱的究竟是些什么“歌”呢？“滚石歌”？“人不风流枉少年”？我怀疑《诗经》可能也就是我国古代的“赞美诗”（hymn）。大家“哈呢呶呀”唱久了，不论识字与不识字，每个人都能背诵若干。所以春秋战国时代，纵使一些狗屁不通的人，动不动也可引他两句“诗曰”，而今日有许多授中国文学的教授反而不能，或许也就是这个道理！
胡先生对我反驳他的话不以为忤。但是他总是说：“你的看法有问题！有问题！”可是他又说：“有点新意思，有点新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