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当年在纽约阅报评诗之余，他也时常向我说：“你们在纽约也是中国新文学在海外的第三个中心。”另外两个“中心”据他说便是台北和香港。他说这句话的缘故，就是50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在纽约也曾组织过一两个文艺团体。胡适之对我们这种小文艺组织真是钟爱备至，而他老人家自己也就自然而然地变成这些小团体的当然指导员和赞助人了。
“文学”这个东西本来就不是胡适之一个人的“娱乐”。它原是人人之所好，尤其是中国人之所好。我们的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个诗人的民族。君不见我们祖国从古至今的圣主明君、主席省长、将军司令、教授学人、贩夫走卒、企台司账……兴之所至，大家不是都可以“口占一绝”吗？当年的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下海做行政院院长，干不下去了，回家关起门来，别人以为他在“闭门思过”；但是据中央社的报道，他却在家里“闭门做诗”！
笔者50年代之初在美国“打工”为生时，也曾与一些老华工“唱和”一番，在那种“牛马”不如的生活环境里，一位老唐人竟能做出些四平八稳、胡适之所谓“acceptable”（过得去）的律诗，我读到他的“早知身本非金石，已听人呼作马牛！”的诗句，再看看他那“天朝弃民”的苦力生涯，顾影自怜，真为之泫然。
我们的炎黄子孙的感情是最丰富的，伤时忧国、死别生离、壮志未酬、怀才不遇……照例都要以诗言志，“咏怀”一番。那时在哥大讲中国诗品的吉川幸次郎教授便常说：“中国的诗是有其悲哀的传统的！”
我国的诗人们从屈原到余光中——胡适等少数“乐观诗人”除外——“咏怀”之作，照例都要“伤感”一番。不“伤”何以“感”人？尤其是在家破人亡、绠断篷飘之际，自然“伤感”更甚，“悲哀的传统”因而也就益发显著了。50年代在海外漂流的中国知识分子，新愁旧恨当然更是说不尽了。有愁有情，大家难免也就要“咏怀”一番了。
杭州的潘三爷说得好：“这一班人是有名的呆子！这姓景的开头巾店，本来有两千银子的本钱，一顿诗做得精光！他每日在店里手里拿着个刷子刷头巾，口里还哼的是‘清明时节雨纷纷’，那买头巾的和店邻看了都笑。”
50年代里待在纽约的中国文法科留学生哪能和潘三爷所说的杭州“呆子”们相比，他们之中就没有几个能拿出“两千银子的本钱”。岁尾周末这批“宫锦夜行”的“西湖名士”又无家可归，无处可去。但是“清茶胜似酒，面包充早饭”，也每每物以类聚，形成一些以欣赏文艺而自我陶醉的小团体。霜晨月夕，赫贞河畔，大熊山头，大家也就彼此欣赏地吟风弄月一番。人多了，大家都“酸”，酸味也就中和了。大家都“肉麻”，一个人也就不自觉其肉麻了；所以大家搞得很起劲！
战后中国知识分子在纽约所组织的文艺团体最早的一个便是1951年由林语堂先生所领导的“天风社”。林语堂博士比景兰江老板本钱大。他拿出一笔不小的私产，创办了一个小型的《天风月刊》，由林先生的二女儿太乙主编。
顾名思义，《天风》的风格是旧日《西风》的延续。笔者当时和太乙姊妹和她的爱人黎明都是哥大的同学和好朋友，不期而然的也就变成“天风社”的成员。林语堂大师那时也比《儒林外史》上那位主持诗社的胡三公子更慷慨。《天风月刊》竟能发出五块美金一千字的稿费（那时哥大的学生工资是七毛五一小时）。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们这批和太乙很熟的同学因而都变成了多产作家。新诗、旧词、小说、散文、传记、随笔……只要“主编”看得中，我们就大量出炉。
那是个大乱之后，海内外中国文坛一片沙漠的时代。太乙这个小杂志一出版，荒漠甘泉，竟然不胫而走。一些在30年代便很有名望的作家和批评家，居然也透过林先生和我们这批“企台作家”通信，讨论起各种“文艺问题”来。这些作家和批评家中最大的一位当然就是近在咫尺的胡适之了。
太乙有一次告诉我说：“老胡适也在看我们的杂志。十分羡慕！十分羡慕！”其实老胡适那个平淡笃实的文艺路线和幽默大师轻松俏皮的性灵文学是南辕北辙的。但是他们老朋友之间各好其所好，彼此保持了互不拆台的友谊。
《天风》那时虽然是一份相当风行的刊物，但是她始终入不敷出，纵是富如林公，亦不堪其赔累。那时的海外华人烽火余生，在衣食难周之时，毕竟阅之者众而购之者寡。加以林府全家已决定去南洋，无心继续在纽约办报，《天风》这个小幼苗未即周岁也就随之枯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