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以科学方法治史，为什么在赫胥黎学派以后便无法“跟进”（keep up）呢？最重要的原因——笔者前文亦稍有论述——便是他对“经济学”这门重要的“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的知识是一团漆黑，而现代史学近百年来一马当先的正是“社会经济史”（socioeconomic history）这一派！
“经济学”是18世纪以后才兴起的第一门社会科学，也是人类知识史上一门崭新的学问。经济史家——尤其是偏向经济史观的学者，认为传统史学过分看重政治故事了。其实“政治”不过是“经济”的附庸而已。经济学者们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就逐渐地搞出个“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来。
马克思也是个经济学者，他搞起来就更为专门化了。他认为“经济决定论”还不够彻底，他搞的是“生产关系决定论”。
什么是“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呢？那就是社会上出劳力的“生产者”和掌握生产工具（包括“资本”）的“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发展便决定一个社会的“形态”，某种形态的社会便产生某种社会所特有的诸种社会观念和文物制度。“关系”一变则社会“形态”随之而变，“形态”一变则该社会内一切社会观念和文物制度也随之而变。一变百变，而万变不离其宗！所以“生产关系”是万物之母，人类社会生活上一切形而上、形而下的东西只是依附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
不特此也。马氏认为人类社会“形态”的递嬗是有其固定的程序的。那便是由原始公社一变而为奴隶社会，再变而为封建社会，三变而为资本主义社会，四变而臻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最后社会形态。这种演变是循自然之常规，是不随人类之意志为转移的，而促成这些变动的原动力则为生产关系双方决斗的结果！
八千年来人类社会生活的演进就真是如此这般规规矩矩发展的吗？还是这只是三千年来白种民族社会生活经济的概念化呢？古埃及三千余年历史发展的经验便显然与这个系统表大异其趣；而过去三千年的中国社会经济的演变与这个系统表是否配合呢？六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学者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胡适之先生就是这个公婆反目、老夫妇大打出手活剧中的一个“老公”。
胡适基本上是个哲学家。他和马克思一样，刚搞哲学时他二人都是“黑格尔迷”。笔者不敏，初入大学时，“情窦初开”，读了两本黑格尔的小册子也便想转入哲学系，因为黑格尔对青年大学生来说，实在是很迷人的。
可是胡、马二位后来都对黑格尔失望。胡氏乃自保黑重镇的康奈尔，转到纽约投入杜威门下。马克思读通了大卫·李嘉图，便加入了新兴的经济学阵容，把黑老师五牛分尸，另搞出一套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来。这位叛黑的老马，使出德国骡子的蛮劲，非把问题彻底搞清楚，誓不甘休。最后搞到老婆害“神经分裂”，儿子活活饿死。他老人家自己眼闭腿伸之时，竟然棺椁皆无，含泪摇头到坟场送葬者小猫六七只而已，可谓凄凉之极！真是人生做学问何必要搞得如此认真！
唉！这就是德意志学派的长处，但是这也是德意志学派短处之所在。他们做起学问来，打破沙锅问到底，虽千万人吾往矣！最后必然要搞出个“绝对正确”的结论。真所谓一意孤行，蛮干到底！他老人家这样干出的答案，你这位身在茶馆、手执鸟笼的牛皮客，说风凉话，笑他不对，他能不同你拼老命？！
笔者有个老同学替一位八十岁德裔老教授做研究助理，就时常摇头太息，感觉到“中国人不能做学问”！因为“中国人身体不行”！
“你这样红光满面……”我说。
“我？”他笑一笑，“我干了八小时已经疲惫不堪了……”
“他！”他又把手一指，“八十多岁，一天还干十几个小时！……身体又好，活得又长，我们怎能跟他们比？！”
其实马克思这位老日耳曼，身体并不好，活得又不长，他还是要干十几个小时一天，干到死为止。我们善于太息“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华裔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实在是不能和这些老日耳曼较量工作效能啊！
笔者以前在美国工厂做工时也听到一个美国工人打趣德裔工人的小故事：有一次一个大工厂内丢掉一根绣花针。全厂各族工人皆在找而遍找不着，最后被一个德国工人找到了。原来他用粉笔把工厂场地画成方格子，他一个格子、一个格子里去找，最后果然在一个格子里找到了。这虽然是一个故事，但是也可看出美国一般工人对德国工人的印象。
可是有其长者，必有其短。一位爱尔兰老工人便告诉我他喜欢德国，痛恨英国，因为他祖孙父子“抗英”已抗了好几代。但是他在纽约做工则绝对不要与德国人结伴，而喜欢与英国人为伍。为什么呢？那就是英国人比较“随和”（reasonable），而德国工人则比较“不讲道理”（unreasonable）。
一位美籍德裔学者也曾告诉笔者他战前的故乡是如何的美好；战后重访，只见一堆瓦砾。1960年他再访故乡时，则故乡比战前更好。何以故呢？他说那是全镇居民于战后决议，每人于每星期贡献一天从事公共建设，十五年如一日的结果。这是战后整个德国重建的铁的事实，岂止这位仁兄故乡一镇而已？！耳闻目睹，不得不令人对日耳曼民族脱帽致敬！
所以吾人要了解这一派的现代史学，第一就要了解他是19世纪德意志学派里滋生出来的生力军；有其绝对的长处，亦有其绝对的短处。第二也要了解它基本上是19世纪的学问。它一方面还继续承认玄学（metaphysics）——亦如残存的神学（theology）——对人类社会发展仍有其指导性；另一面他又自诩为新兴的社会科学，虽然它那个19世纪的“社会”还不能够提供充分的社会资料来证明它的“科学”里所提出的“结论”——那些“结论”事实上只是一些“大胆的假设”，但是持此论者则坚持那是“普遍真理”，任何人不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