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衣冠的发展既如上述，则语文的发展又何能例外！我国方块字的发展，便是由简单趋向繁杂，而终于走向不必要的繁杂！
禹汤文武之后，经济逐渐起飞。古代的农业社会里，因而也可豢养一批“脱离生产者”（non-producers），好让他们专门从事“文化工作”。这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像孔老夫子师徒那样的“文化工作者”（cultural workers），他们的专业便是咬文嚼字！而运用文字的也只限于他们少数人。因而他们把文字美化、复杂化以表示高明进步。这也是和穿裤子一样，顺理成章的事。
经过千年以上“学者文人”的不断努力和创造，我国文字到东周末季可谓已登峰造极！论书法艺术之美妙，古今中外之文字，孰比“大篆”？论人类情感表达之深沉，孰比《诗经》、《楚辞》？论说理之透察、文法结构之严密、叙事之明白流畅，先秦诸子之成就，亦远迈后人！他们那时对“方块字”和“文言文”之运用，真如鱼得水，初无不便！倒霉的留学生胡藏晖，拾洋人牙慧。忽然看书流眼泪，替古人担忧，岂不是自作多情？！
可是这情形到战国末期——尤其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大有不同了。一个农业大帝国军民两政之处理，法令之推行，军情之通畅，民间商旅之往还，政府特务之记录……在在需要一种有效率而简便的文字。那原是只限于“学者文人”之间的先秦思想交通工具，便不适用了。
秦始皇这个大独裁者据说精力过人，日理万机。他一天要批阅公文数百斤（竹简的重量），你要他老人家还用“漆书”“大篆”来画符似的草诏书、下圣谕、批钦此、写“知道了”，他皇帝就做不成了。
所以大秦帝国一旦统一天下，当务之急便是来个全国性的“文字改革”。后代读史者吃了司马迁这个“大史学家”的亏，只知道秦始皇要搞“书同文”。而不知道所“同”何“文”？但是今日吾人便可以肯定地说，始皇所“同”者，绝非“大篆”！丞相李斯当日所搞的显然是从“简体字”入手的。他的第一步便是“篆字简化”——把“大篆”简成“小篆”！
我们今日可以想象秦朝当年这一项“简体字推行运动”中的阻力。当时真不知有多少“国学大师”，痛心疾首，呼天抢地，认为李斯毁灭“中华文化”呢？那时被“坑”掉的四百几十个大儒，说不定其中即有“以古非今”，为反对文字简化，而搞掉脑袋的呢！
简体字推行之后，还是不适用。李丞相乃推行第二步改革——废除篆字！代之以效率极高的“隶书”！
这一个空前绝后的由“篆”及“隶”的“文字改革”实在太伟大了。其惠百世不斩，余泽及于我辈！它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大改革”。两千年来，再无第二次！
60年代之初，纽约有一位白人小收藏家，请笔者帮忙鉴别他所收藏的中国彝器。我在他的收藏中发现一块“秦权”（秦政府为度量衡标准化而向全国颁发的官铸“砝码”或“秤砣”）。权上所镌的“隶书”是二世胡亥的诏书。笔者以此实物与哥大的秦权拓片核校，发现二者分厘不爽！
发思古之幽情，我不禁对李斯这一辈古政治家有无限崇敬。他们搞出一套顾炎武所谓“未始异于三王”的“化民成俗之道”，真是历两千年而未少衰。而文字改革，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他们这一改，我们就沿用至今。今日《传记文学》上所用的字，还不是李丞相改出来的吗？
相传隶字为程邈所作。程邈“得罪系狱，在狱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上于朝，始皇善之”。此事或有可信。但是坐牢十年的程邈为什么忽然想起这个天降大任呢？狱中小囚，在杀大儒如草芥的大秦帝国里，居然敢，而且也能，“上之于朝”，亲承御览呢？这些都表示当时一个“文字改革”运动正在雷厉风行，所以狱中小囚，偶有愚者一得，亦可上达天听！
可惜嬴政那个有恩于士卒而无礼于士大夫的大独裁者，把知识分子弄伤了心。大家对他好话不提，坏话说尽。尤其是那为发牢骚而著书的司马迁，他把秦太后欣赏“关桐轮”等淫秽小事，都写得淋漓尽致，而对秦代这种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一语带过；以致后人读秦史，也只知道“书同文”三字，而忽略了这三字背后，伟大的文化变迁！这是司马迁的疏忽呢，还是他见不及此呢？总之他这一轻重倒置的写法，引一句胡适的口头禅，是“该打屁股”的了。
但是胡适之说“小百姓”是“革新家”，“学者文人”是“顽固党”。又说“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和提倡”。这也就叫作“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小百姓”两千年来搞出那几个“破体字”，比起大秦帝国政府所推行的废篆字、用隶书的文字大改革，真是顽石之与泰山也！二者是无法相提并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