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杂忆

作者:唐德刚

我国秦代这项“文字改革”是太成功了,太美满了。隶书一行,真是军民称便!

汉兴,尽废秦法,但是隶书却独蒙沿用。两汉四百年那些嚣张的学阀官僚,甚至利用“今文”来通经致用,把持了两汉的官办教育。这条今文家的师承门派一直延伸到清末民初,写《新学伪经考》的康有为,不是还想重振山门,继续称霸吗?

有“历史癖”(事实上是“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治学的路线是师承“古文家”的。休宁戴震是前身,他是“乾嘉学派”里搞“校勘”、“考证”、“训诂”的大宗师。咬字嚼字——如校勘《水经注》——便是他衣之食之寝之写之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所寄。搞了十多年的《水经注》,对社会发生何种“功效”,他是不管的,因为他是“学者文人”;他所搞的是“学问”,是百年大计的“文化”,奚可岌岌于眼前之“功效”?!

胡先生毕生不治产,不作稻粱之谋。但是他一生所吃的稻粱是哪里来的呢?那是劳动农民,以他们劳动的“剩余价值”来奉养他的。胡先生一非地主,二非资本家。他没有剥削贫苦农民的“剩余价值”,他的稻粱是他的学问换来的。贫下中农,“汗滴禾下土”,在耕田种地;胡博士三更灯火五更鸡,在绞脑汁,校勘《水经注》。虽然大家都是老王家的鼓乐队,你吹你的,我打我的,各不相顾;在人类群居生活上说,这原是分工合作!

孟轲那个未读过农业经济学的土老儿,出口伤人。他把贫下中农说成“小人”,“耕田种地”便是“小人之事”。胡适之是“大人”,校勘《水经注》是“大人之事”。所以老孟被清算得灰溜溜,岂不活该!有行为科学训练的“进步”学人,就滑头多了。他们说,噫!“胡适”何物也?曰,胡适者,劳动农民“剩余价值”之人格化也,学术化也!这就对了!

胡适之瞧不起章炳麟。我在胡先生早年的日记里,便发现他对章氏颇有微词。章疯子搞的是佶屈聱牙的古文。他恨不得少女写情书,明星上舞台,都从“粤若稽古帝尧”来起。你要章大师和“小百姓”一起去认“破体字”吗?把“破”的字补起来,才是他的工作呢!

“繁体字”对章太炎来说,有什么不好?章大师如果也办个《独立评论》,脱下青衫直缀,做起官来,头顶乌纱,身着蟒袍,施施然袍笏登场,尚不嫌麻烦,写几个“繁体字”算得了什么?

胡适之和章太炎真就是两种不同的动物了吗?在一个行为科学家或社会史家看来,他二人是一丘之貉,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剩余价值”人格化了的“文人学者”。二人都是以研究学问为专门职业的。章太炎要把“破”字补起来的,为的是学问;胡适之主张“破”字再破下去,也为的是学问。只是他二人经验中的社会形态不同,所以他们搞学问的方向也就不同罢了。

章太炎文化经验(intellectual experience)中的社会,还是自汉至清的传统农业社会。在这社会中,学术文字为极少数非生产者所包办。文言文、方块字不但对这个小包办集团服务周到,无须“改革”;它对农业社会里小型工商业的服务,也照样周到。传统以农为本的社会经济形态不变,我们的文字断无改革之必要,所以“文人学者”就不去画蛇添足了。不但章太炎不去改革,连那些专以“改革”为志的王莽、王安石、洪秀全、孙中山也不去碰它,你能说这些人都是“顽固党”?

胡适之先生文化经验中的社会,则是自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移的社会。在一个工业文明里,文字就不是少数人的工具了。为着普及教育,为着振兴工业,文言文、繁体字,就嫌累赘了。文人学者的胡适之和钱玄同就要去加以改革。胡、钱之要求“文字改革”固然未可厚非,而他们乱骂祖宗,那就不对了。这在历史学上也就是犯了所谓“现时观念”(present mindedness)的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