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以迄于今，三十年来中国文化史上忽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古怪的知识分子集团曰“留美学人”。这批“学人”基本上是在中国受到大中学教育，然后浮洋至新大陆，在那里又参加了变相的美国科举，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洋功名；嗣后又向美国政府申请到“绿卡”（永久居留权）以至“公民权”，从此便在异国定居。故乡无此好湖山！此间乐，不思蜀矣。
这些原都有高度专业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既然谋生异域，日子久了，他们也就打入美国各行各业——尤其是高等教育界，俨然变成一支小小的生力军。我国以前军队里面有句话叫“无湘不成军”。在今日美国的高等教育界，也几乎是“无华不成校”。北美洲稍微像样点的专科以上学校，差不多都有中国教授，其总人数盖在万人以上！
中国人之所以能在美国高等学校内一枝独秀的道理，实在是美国教育生活最适合“百无一用”的中国书生的脾胃。做教授要有专业知识，要有最高学位。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美国知识分子所不愿为、不屑为也不易为之事，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之所长、之所好。教书生活定安，人事单纯。经济收入，虽胀不昏，也饿不死。一个“清高”的头衔，也足使礼仪之邦出来的穷秀才，发生足够阿Q式的自满；也可使远在港台的父母亲大人，乃至丈母娘、未婚妻，提起来笑逐颜开。教授！教授！你真是个中西通用、长幼咸宜、港台大陆都可唬人一下的好招牌！
胡适之先生事实上也是这个新兴行业中的基本队员。他十九岁留学来美，一住七年。嗣后短期旅行不算，1938年又以钦差身份驻美，四年任满便在纽约当寓公。战后除了担任短期北大校长之外，跑回纽约再住又是十年。人生七十古来稀！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当中只有五十年，胡老师有一半都在美国过了！你能说他不是一位十足的“留美学人”？胡公之所以与众不同者：一是他未申请过“绿卡”；二是未和美国人抢饭吃罢了！
从胡适而下这一批旅美学人，他们彼此之间虽然长幼有别，科目各异，穷通互殊，但是一般说来他们的思想状态和社会行为，大致也跳不出几个典型。
欧美留学生以前即时常被国内的批评家咒骂为“崇洋媚外”的“买办学者”。鲁迅、郭沫若都曾以这种恶言恶语咒骂过胡适的。他们认为胡适者流，就是以西洋观点研究汉学；在意识形态上，为帝国主义侵华开路的。
本来，任何大的社团，其中成员都是很复杂的。旅美学人既以治学为职业，其中部分人士，接受纯洋观点，以研讨中国学术思想，也是逻辑上的必然。例如有些西方的著名汉学家（Sinologist）就时常把“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兴起以后才发生的诸种现代观念，强加于传统中国。这种在现代史学上叫作“现时观念”（present-mindness）的偏见，如据以剖析西洋社会本身之发展，已犯为学之大忌；如据以推论中国历史，当然更是凿枘不投了。
即以今日欧美学者研究我国元、清两朝的史实为例吧。他们有些学者发现两朝鼎盛之时，汉人安居乐业初无反抗之意，便认为汉民族有习于异族统治的传统；因而他们也就在传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硬加上一章汉民族亡国安心论了。
这批洋学者错读中国古书，他们不了解蒙、满两个边疆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所建的政权，基本上是个“中国模式”（Chinese state）的王朝。这个“中国模式”之采取，早已是孟子所说的“以夏变夷”以后的事。换言之，即是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在意识形态上早已向汉民族投了降，也可说是汉民族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征服”。试问元世祖和康熙、乾隆诸帝，除了一条辫子之外，又与“汉人”何异呢？
“辫子问题”实在太小了。如果我们汉民族，大事不管而津津于一条辫子，那我们也就变成日本人和以色列人了，哪里还谈到什么“汉家法度”？！老实说，大美帝国今日的泱泱之风，亦不逊汉唐，不愧为今日列强之首。不久将来，白宫也会出个黑主。等到美帝黑主临朝，你能说，美国人民是“习于黑人统治”？
所以我国元、清二朝是汉民族安于汉家的政治体制，而非习于异族统治！当年北伐战争时，民间舆论曾有句话叫“军事北伐，政治南伐”。满蒙二族之入主，也是“军事南征，政治北征”啊！华夷相安，各有取舍，又何足异？
再者，在传统的东方式的“宇宙国家”（universal state）里，华夷之辨本不以皮肤颜色，或部落主义（tribalism）为标准的。这批洋学者以近百年来西方“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强为传统东方社会发展之诠释，实是不折不扣的“现时观念”和“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所产生的偏见的最好例证。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有时也有类似的偏见。
清朝末季，中国政府由于禁止鸦片和对外贸易不热心而引起了“鸦片战争”。后来为反对西人在中国内河航行和在内地传教，又引起了“义和拳”一类的群众暴动。为解释这一现象，部分西方学者又把上述理论扭转一百八十度，说中国政府颟顸，无理反对外贸；中国人民愚昧、传统、盲目排外（anti-foreign）；所以“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者，非鸦片与宗教之过也。不管鸦片、米片、麦片或尿片，中国政府反对任何一片，这场战争都是免不了的；只要中国人民继续排外，则八国联军、九国联军，也都是必然的后果！
在这些学者看来，哪个国家有像中国那种愚昧和落伍呢？传教为你好，你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呢？（他们把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诸条件，一笔抹杀，他们也不能解释今日美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反对文明？）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也是为你好，你为何一定要搞出个“十三行”在广州一口，统购统销呢？这种闭关自守的愚昧民族，不临之以坚船利炮，它哪知好歹？！所以“鸦片战争”与“八国联军”者，实是“白人之负担”（Whiteman\'s burden），为文明进步，振聋发聩，不得已而用之兵也！
可恨的是，中国人生性保守。一百年过去了，现在的洋主教洋牧师还是不能在中国内河航行、内陆传教；那些变相的“十三行”还不是在广州一口，大搞其统购统销？大英帝国的炮艇艇长们，再把铁船开入虎门，轰它两炮，不又可签个虎门条约，恢复五口通商了吗？他们不此之图，而遇事战战兢兢，真把女皇陛下懿面丢尽。约翰黄牛！亦何前倨而后恭也？
不过西方学者持此前后矛盾之论，实情有可原。因为在今日完全商业化了的西方学术风气之下，一些“思过于学”（我不敢说“思而不学”）的学者，标新立异以哗众取宠，原不足怪。何况西人研究近代东方的第一部书，大半都是在炮船上写的呢？他们既未经过五四运动，又无文化革命，这种炮艇史观，一脉相贯，永垂不朽，正表示他们基殖深厚，学有师承！
本来，两国争雄，自相称述，饰辞矫说，各掩其弊。这种刘知几所说的历史学上的“曲笔”和历史家的“厚颜”，原是中外古今外交史家的通病。有的是因为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如上述炮船史观——在作祟，而执笔不知其“曲”；有的是因为血浓于水，各为其主，执笔者脸皮太厚，良心太黑，而“各掩其弊”——如西方国家所发表的什么“蓝皮书”、“白皮书”，就是属于这一类。但是不论怎样，芳邻的隔篱之论，正可为我辈闭门造车的冬烘学究做借鉴，启发我们读书的“烟士披里纯”，帮助我们探索治学的新方向。检讨过去，瞻望未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实未可厚非。
但是有高度中西训练的华裔学人，如果乱拾西人牙慧，瑕瑜不分，随声附和，那就不足为训了；如因学术思想之变易而兼及社会行为，那就更不好了。
当年鲁迅、郭沫若辈所诅咒的欧美留学生，该是这一模式里的典型人物。不过这一模式实非欧美留学生所专有，亦不限于“右派学人”，“左派学人”中亦所在多有。
事实上，周、郭二氏由于对西洋学术思想并未真正搞通，他二人在论学治史上，小脚放大的皮相之论，有时即自陷于这一模式之中；因而他们骂起人来，往往反是有点自嘲自讽！
胡适之先生这位科班出身的学者，由于对中学西学都有相当程度的“通”，所以他反而不属于这一模式！真知胡适者，或不以鄙言为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