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久居异域的留美学人中，与洋人往还亦有深得西术之三昧者。他们颇能排除尾巴主义，知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与之共存共荣的。这大概可以算是第二种模式，也是比较年轻有为的一种模式。
美国人的社会基础是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之上的。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无个人利害夹杂其间，则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友朋之间，周而不比，固亦恂恂然基督教文明中君子之风焉。但是一旦彼此间夹杂利害，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笔者前文就曾强调过，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礼无让”的。
“无让”不一定就是“不仁”。美国社会也是有仁有义的。不过他们重义行仁却是行有余力以后的善行。在他们各为己利相竞争、余力不足之时，大家相处则是绝对的“在商言商”（Business is business.），所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在一般西方人看来，并无大错。“为己”是他们商业道德的百善之首。大家都为己，所以他们的口头禅便是：“如果你不保护你自己的利益，谁替你保护呢？”（If you don\'t protectyour own interest，who will？）如此，则社会上愈是性存侵略、能得寸进尺的贪夫，便愈有办法，也愈为社会所称许。人与人之相处如专以“侵略”（aggressive）相尚，则同事同伙同僚之间有利害冲突者，则防友如防贼。你一不小心，你的“利益”就要被人家“剥削”（exploited）了。
久处异邦，渐谙斯人之道，我们读《资本论》才能得其精义。马老终篇“剥削”不离口，旁观者清，原来是这么回事。威尼斯商人的舞台造型，是莎翁的夸大吗？超工业化的美国社会，何处而非威尼斯？美丽的常春藤盟校校园之内，威尼斯精神亦浩气长存，遑论其他！看汉译洋书的人，怎能领略十里洋场的经纬！
笔者在纽约便做过许多次“陪审官”（juror），在纽约区法院民、刑二庭之上“听讼”无数次。深觉各案中两造律师的辩论与法官的判词，都以专钻法律漏洞为能事。至于民、刑诉讼中的天理、人情、良心各方面则全被丢入茅坑，毫无考虑余地。久听刁顽之讼，我才领悟到我国老陪审官孔丘所说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感慨之所寄。我们酸溜溜的满腔妇人之仁，以“听樵断讼”为美德的中国士大夫在美国真活该饿死！
我们的下一代因而也就摸透了所谓西方社会的底蕴。有许多在观念上也可全盘西化了。丢下了自己农村传统文化沉重的包袱，而加入白色“主流”（mainstream），与洋朋友折冲樽俎，在商言商；如此亦可以平等互惠，如鱼得水。这种彻底美国化的华裔——也是今日美国学运中，亚裔小革命口中的所谓“香蕉”（以其外黄内白也）。
本来，罗马帝国是和我们大汉帝国一样伟大的。既入罗马，即学罗马人之所为。入境从俗，“变于夷者也”又有何不好？只有孟轲那个老夫子，才要坚持他的“本位文化”呢？胡适博士就不是那样自尊自大的冬烘遗老，不管什么都是中华文化第一。他老人家生前言必称美国，毕生讴歌“西方文明”，死而后已！
真是，香蕉！香蕉！吾胡老师于尔有厚望焉！
但是适之先生自己是不是一只大“香蕉”呢？绝对不是的。因为“香蕉”不是任何中国知识分子可主动地去做的。要做香蕉，一个华裔知识分子要丢掉他全部的文化包袱，去做个“真”洋人。这一点不但胡适做不到，绝大多数的“留美学人”都做不到。丢文化包袱，直如挟泰山以超北海，谈何容易！
一个华裔知识分子，如果情根未断，放弃不了他自己的“文化传统”（cultural heritage），那他就是留美学人中的第三种人了。这种人，第一，头有傲骨，生命里有种酸劲，叫作“身可杀，志不可辱”。因而在许多带原则性的问题上——如著书立说、立身处世等——他往往要坚守他自己文化背景上的“价值标准”（standard of value），不从众，不随俗，在异族社会里往往变成一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这一点在与他价值观念完全不同的洋朋友、洋上司或洋同事看来，则似乎是行为乖僻，有时简直是“无礼”（bad manners）了。第二，这种中国知识分子，多半在个人实际名利上，能忍能让。但是他那种忍让行为，在他的美国同僚看起来，根本不算是“美德”（virtue）。相反的，那是他“甘愿放弃他应得的利益”。在美国社会里，这种人最多只能算是个“好人”（good man）。而“好人”在英文字典里的真义则是“笨伯”（fool）的同义字。
因而这种人“无礼有让”的习性，和“有礼无让”的美国社会，正背道而驰。但是他们既在美国混饭吃，为什么不能“入境从俗”而偏要墨守于他不利的“非美行为”（un-American behavior）呢？这就是两种不同的道德观念之内，不同的价值标准在作祟了！
有些老华侨，贫病交迫，仍要力疾做苦工，绝不愿领取“社会救济金”（on welfare）。这种“不食嗟来之食”的酸劲，也就是“价值观念”（sense of value）的问题；而接受“救济”的行为，洋人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亦优为之；印度和菲律宾移民，下船伊始即优为之，而老华侨不为！是耶！非耶？
胡适之先生——我敢断定——就是身填沟壑，他也不会“降志辱身”到洋衙门去看人脸色，乞讨“救济”的。胡氏在祖国同胞的想象中，可以说是“洋气”不堪了。其实把他老人家和一些年轻的“香蕉”对比，他却显得冬烘、迂腐，洋气云乎哉？胡先生是个好人。幸运的是这个“好人”始终没有“降志辱身”在美国讨饭吃，否则美国的月亮，对他老人家也不会是那样地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