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伯母是一位相当爽朗的老太太。和她相比，她那位白面书生的丈夫，反而显得拘谨。胡老太太向来未叫过我什么“密斯特”或“先生”。第一次见面，她对我就“直呼其名”。几次访问之后，我在她的厨房内烧咖啡、找饼干……就自由行动起来。她只是传统中国社会里的一位普通老太太。我既是在这些老太太丛中长大的，我对她们也可相处如鱼得水。自幼她们就不嫌我吵，及长我也不嫌她们烦。她们絮絮不休而来，我也絮絮不休而对。她们鸣冤诉苦，我也可以既劝且慰，而不躲避她们。所以胡老太太后来自台北写信给我，总说我是“适之的好后学”，又是什么“最好的好后学”等等。我这位农村牧牛儿，真是承老太太过奖了！
俗语说，“一个床上睡不倒两样人！”胡太太受胡先生影响，说话也欢喜提“我们安徽”如何如何。其实更正确的表达，应该是“我们徽州”如何如何才对。她烧的一手好吃的徽州菜，很多样我都从未吃过。但是她老人家偏说是“安徽菜”，一定合我的口味。
一次她老人家打电话叫我去吃“豆渣”，说是美国吃不到的“安徽菜”，要我“赶快来”！我在赴“豆渣宴”的匆忙旅途上，千想万想，“什么是豆渣呢？”等到我吃后才想起，那原是做豆腐时剩下的渣滓，加五香杂料炒出，十分可口，是安徽农民最普通的“下饭菜”。笔者少小离家，竟然把它忘怀了！
适之先生以前便常常告诉我说徽州“很穷”。男人外出经商当“朝奉”，家事全靠女子操作，所以妇女十分勤劳，终日忙得团团转，所谓“不出门，三十里”是也。胡老太太也精力过人。她在那个小公寓内，也是不出门三十里，忙个不停。她家里麻将之客常满，斗室之内，烟雾弥漫。胡家的麻将客也告诉我，胡太太在麻将桌上赢的钱，也是胡家的经常收入之一种。她每打必赢，不知何故！
不打麻将了，胡老太太就烧饭，烧饭也是为着下次打麻将。侨居纽约，大家都没有用人，所以必须先把饭烧好才能上牌桌。等到麻将八圈已过，人饥手倦之时，大家就辍牌、热饭，然后据牌桌而食之。食毕，丢碗再战。其效率之高，真未可与港台间夫人女士道也。
老太太找不到“搭子”了，就读武侠小说。金庸巨著，胡老太太如数家珍。金君有幸，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施施然与戴东原、崔东壁诸公揖让进退焉！
这一对老夫妇在纽约相依为命，我实在看不出他们伉俪之间有丝毫不调和或不寻常之处。我记得胡先生放在客厅里的那个大书桌，就像一只中国旧式的八仙桌。桌上堆满线装书。周策纵夫子有自嘲诗，曰：“妻娇女嫩成顽敌，室小书多似乱山！”胡老师没有周先生那样的“娇妻嫩女”，但是“室小书多”，倒是和周家一样的。在那些乱书之中，放着个小砚台，看来就像万山丛中的什么“雁荡”和“天池”一样，这也是胡家之一景。胡先生流传海外的那些墨宝，也就是这些乱山丛中的产品。
胡家这只大书桌对我也太熟习了。我祖父当年的书桌就是这样的，只是老祖父那只砚台比胡老师的那只大出十倍罢了。他们看线装书，都带着深度眼镜，查《辞源》还得用放大镜。祖父穿长袍，胡老师穿衬衫和背心，也没有什么不同。那位在我祖父背后走来走去的、圆圆胖胖的继祖母，和胡老师身后忙个不停的胡师母，也差不多一样。和和平平四十年，大家一样好姻缘，我实在看不出这些白首相偕的老夫妇们有什么不同。当然他们的家庭里，偶尔也有点什么“代沟”和“勃谿”等小问题，大家也都是一样的，这也是20世纪传统中国家庭里的正常现象吧！
胡适之的“小脚太太”有什么值得我们大惊小怪的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