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冬秀夫人与胡适之先生同年，生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夫妇二人是一对小兔子，夫人长先生数月。他二人是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订婚的。似乎是胡先生的外公做的媒。冬秀夫人的父亲江老员外对这门亲事似乎很认真。他对胡洪骍这个孩子认真地观察了好几天，才答应“以女妻之”的。
胡先生年轻的寡母对这门亲事，似乎也很满意。胡氏留美期间，这位未婚媳妇就经常至夫家陪伴婆婆，并一起照相以寄远人。在她的未婚夫感召之下，这位江小姐也把“小脚”放大，变成了中脚。家人并为她延师课读。日久能文，也就和数万里外的未婚夫婿，时通鱼雁。行行之笺虽短，脉脉之情弥深；半叶存问，也颇能惹起海外游子的相思。怀袖馨香，也给予他足够的烟士披里纯，而大写其acceptable的情诗——这便是这对未尝谋面的小两口儿，婚前远隔重洋的一点灵犀！
在胡适之那一辈——更具体地说，那些清华公费留美，第一、二、三届，胡适的留美同学们——试问有几位没有胡氏那样的婚姻背景呢？他们都是“世家子”。光绪年间的十八九岁的世家子，未“订过亲”，甚或“娶过亲”的，实在是少而又少了。
胡适之讨了个“小脚婆子”。试问胡适之的同学们、朋友们的“小脚婆子”，哪里去了呢？那批“世家小姐”就没有江冬秀女士那样幸运了。她们是我国数千年来，血淋淋地被压迫的女性，最后一代的牺牲者——她们有的深闺独处，试把花卜归期，可是过尽千帆皆不是，月月年年，坐伤老大；最后落得个守活寡，以终其生。幸运点的，最多也只能当个女阿Q，自称为失去丈夫的“乡间大太太”！抵不住社会歧视和空床孤寂的，则难免寻觅吞金、悬梁的解脱！六十年回头一看，比他们后一辈的世家子，试问哪个不能说出一两位当年欲死不能的准烈女啊？
在目前这个自由恋爱的20世纪大时代里，谁又曾注意到这个大时代的开端，那千万个，哭干眼泪、斜倚熏笼坐到明，为小脚难放，而终身守活寡的孤孀？！胡适之的“小脚太太”，只是那千万个苦难少女中，一个最幸运、最不寻常的例外啊！
纽约市以前有位漂亮的华裔旅美女青年，嫁了位洋丈夫。她蜜月归来，我问她：“我们应该叫你‘什么’太太了？”
“您叫我‘碰太太’好了！”她笑着回答。
据她说，她姊妹幼时，父亲便告诉她们说：“你们以后都姓‘碰’啊！碰到谁，就是谁！”所以今日她就嫁了个洋人——“碰先生！”
其实“碰”也者，岂止这位女士之姊妹哉？在这个父母不能命、媒妁不忍言的时代里，哪个“婚姻”不是“碰”而成之呢？女的去碰，男的就不碰了吗？事实上，男女双方，皆各碰其碰！碰得好，就交头接耳；碰不好，就焦头烂额；好与不好，就各凭天命了。自作自受，怨得谁呢？
所以今日吾人试猜，假如胡适之当年亦走多数路线，反对“旧式婚姻”，来个家庭革命，其结果又何如呢？照胡先生——乃至他的伙伴们——那时的条件，他搞家庭革命不外有两种方式：“先革后碰”或“先碰后革”。
胡老师是位很软弱纯良的人。先革后碰，我相信他做不到。因为要革，他首先就要“革”掉两个可怜的女人的“命”。第一个牺牲者便是他的寡母。胡氏母子情深，他对他母亲的遭遇太同情了；革母亲的命，他做不到！第二个牺牲者便是那个可怜的村姑江冬秀。冬秀何辜，受此毫无反抗之力的平白牺牲，胡适之先生是个软心肠的人，他也无此狠心！
至于“先碰后革”呢？那就很难说了。正因为他生性纯厚，在青春期才容易坠入情网。泥沼渐深，不能自拔，做了爱情俘虏之后，两善不可得兼，到那时逼上梁山，是否不闹家庭革命，那就很难说了。古语说，“不谨细行，终累大德！”所以凡事总要“防微杜渐”。但是青年人受了环境的引诱，误入情场，有几个人真能防微杜渐呢？胡适之便是位极具普通人性的正常人，在这种场合，他也就不能“防微杜渐”了。
胡氏留美七年——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正是他的青春期。在他大学本科的四年中，也是美国青年男女社交最活跃的四年，他却心如止水。这大概是一个小土包子的关系吧。等到他进了研究院，那也是一般美国青年“野期”（wild period）已过，该坐下来好好读书的时候了，他却反其道而行，“红鸾星”大动，而大“碰”特“碰”起来。
在这个时期，他第一个“碰”到的，便是众所周知的他的洋女友燕嫡兹·韦莲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女士；回国前半年，他又“碰”了近代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莎菲陈衡哲女士。适之对她二位皆一往情深。命运之神如不作梗，他们都有双飞的可能！这也是江冬秀女士的“八字”好吧，他在两处情场都“碰壁”了，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