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杂忆

作者:唐德刚

胡适之先生是个有“历史癖”的人,“历史”也是他的“训练”。可是“口述历史”对他却是个新鲜的玩意儿!谈到“口述历史”(Oral History),一般学者总以为是哥大教授芮文斯(Allan Nevins)先生一人提倡起来的,殊不知它是我国历史学里的老传统。

两千一百多年以前,当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末期,东亚大陆上发生了一件轰动国际的大政治谋杀案——“荆轲刺秦王”。荆轲原是燕国派往秦国商讨解决边界纠纷的大使,谁知这位荆大使在呈递国书时,忽然在地图内抽出一把刀来,搞出一幕追杀秦王的闹剧。

这一件所谓“图穷匕见”的暗杀案,从开始到结束,不过短短数分钟。当时在场者除荆轲与秦王之外,只有一个医生夏无且在侧。夏医师手无寸铁,介入打斗之中,他只好用装药品的皮口袋向刺客打去,为秦王救命。他君臣二人最后总算把那位发疯的燕国大使制服了。

这样大的政治谋杀事件,不用说是当时东亚大陆的“头条新闻”了。外界人不明真相,新闻记者再添油加醋,以讹传讹,便传出一些荒诞不经的什么“天雨粟、马生角、乌头白……”的传奇故事来。

后来数十年过去了,当事人也都死了。历史学家司马迁要写这段历史,他当然不会相信这些荒谬的传说。为发掘历史的真相,他可能也像刘绍唐先生一样,举办了个历史人物座谈会,敦请了夏无且医生的老朋友公孙季功和一位董先生来主讲。他二人都听过夏医生亲口说过这件暗杀事件的始末,现在司马公再访问他二人以明真相。最后他才根据这个访问记录,写出那比较可靠的惊心动魄的《刺客列传》来!

这就是我国史籍中最早的“口述历史”。《史记》里根据“口述”而写出的“历史”还可以数出很多条。司马迁那时虽然还不会使用“录音机”,“口述历史”的笔记记录,倒被这位杰出的史家充分地利用了。

可是这个了不起的“口述”传统,后来我国的史学界却没有认真地承继;因而这个埋没了两千多年的“文艺”,到二次大战后,才被芮文斯先生“复兴”了出来。但是在50年代出产的录音机,仍是个很笨重、复杂、一般人不太容易操纵的机械。白马社成立之初,我们就曾劝适之先生自己录音,交我们整理发表。胡先生迟迟不做的道理,虽然可能是因为我们所编的小侨刊学术分量不够,使他迟疑;而他这位中国传统士大夫不善于操纵美国“机器”,也未始不是原因之一。胡先生对一些复杂的机器是望而却步的,他在美国住了二十多年,就始终不会开汽车!

据胡先生告诉我,他在1917年回国时,汽车还不太普遍;等到他十年后重访美洲时,几乎每家都有一辆。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夫妇,居然也开着汽车在马路上,风驰电掣,使他坐在车中,心惊胆怕。

可是美国人也不一定个个都是像赛珍珠所说的“玩机器的动物”。相反的,有许多美国教授,笨手笨脚,望机器而兴叹的程度,也不在胡先生之下。记得当吴国桢先生应邀参加哥大“口述历史”之时,校方以吴氏当时是位是非人物,因而以海关“检疫”(Quarantine)的方式把他孤立起来,以期保持他口述记录的绝对机密。为着访问他,校方也扳请了一位守口如瓶的退休老教授来和他“密谈”。笔者当时虽被指派为该老教授的“技术助理”,但不许旁听。我把机器装好,就得“回避”。谁知这位老教授对机械毫无办法,没有我这位“修械士”在侧,他就无法录音。虽然我把那架机器使用表,向他详细解释,他仍然食而不化,真是“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这真使我丢尽‘面子’(face)!”老教授摆出个中国通的味儿,尴尬地笑着向我说。

“但是我们仍然充满了‘信念’(faith)!”灵巧的吴先生,信口答下去,真是恰到好处。

最后承他二老对我有faith,要求我坐在一旁,专司“录音”。对他二人“绝对保密”的对话,“充耳不闻”!

“唐君!”老教授有时在他们谈话的高潮时,半真半假地提醒我一下,“你不许听呀!”

“不听!不听!”我向他老人家保证。

但是我又不是聋子。他二人讲到有趣之处,我也就忍不住大笑起来。

“你又犯禁了!你又犯禁了!”老教授阴阳怪气地、无可奈何地望着我傻笑。

以上所说的只是“口述历史”访问录音的一部分。至于录音以后的“回放”(play back)、誊清、校对、节删、增补、考订等等,麻烦是搞不尽的。“口述历史”一本本地搞出来,也实在不太简单。所以胡先生试了一下,便说这是个professional job(专业性的工作),不是个amateur(非职业或“玩票的”)可以承担得了的。

为着写他自己的“口述”自传,胡先生总是向我叹息说,这工作有谁能承担起来,职业化一下就好做了!可是那时除胡公本人之外,我们都是有“全时”或“超时”工作的人,有谁人能来帮他老人家“职业化”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