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有时就有巧合。正当我们为口述历史职业化动脑筋之时，忽有一位前美国驻华记者罗拔·卜顿（Robert A.Burton）君自西雅图转来纽约。卜君于1949年脱离新闻界之后，便自福特基金会申请一笔研究费，留在香港访问中国共产党创造者之一的张国焘先生。工作经年，积稿数百页。这一份外人所不知的第一手史料，惹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
卜君之“计划”（project）原是由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出面“赞助”（sponsor）的。稿成之日，卜君经该校介绍来哥大的“中国历史研究部”（Chinese History Project）从事校订工作，因为这个“研究部”原是哥大、华大两校联合设立的。
笔者为着糊口，那时也在该部做个“半时研究员兼翻译”，因而与卜君朝夕见面。罗拔是位十分爽朗热诚的美国青年。我们个性相投，所以很快地便处得如兄若弟。半时工作不够糊口，笔者又在哥大“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兼一个“半时助理研究员”，作为该所代所长C.Martin Wilbur（后取中文名曰“韦慕庭”）教授的研究助理。
“中国历史研究部”所“研究”的主题是“汉代社会史”；韦慕庭教授的研究范围则是“北伐”；而笔者本人有待完成的博士论文则是美国内战期间的外交史。所以我那时的“研究工作”，说来可笑，我上午搞汉书，下午参加“北伐”，夜晚钻美国档案。一日三餐前后所“研究”的是三个毫无关系的学术题目！
好友罗拔对我这“一鸡三味”的研究方式不以为然。他认为我既然学位已快读完，就应赶快脱离这三个不同的“势力范围”，来自己招兵买马，像他一样做个“割据一方”的“小军阀”。
卜君之言可谓深得我心。可是“小军阀”又岂是容易做的呢？罗拔给我的建议是仿效他的办法，先找一位中国名人做访问对象，然后再向福特基金申请一笔研究费，组织个小“计划”。如此，我就可以自做一寨之主，无须再为人作嫁矣。卜君并说关于向福特基金申请补助，他可以帮很大的忙。第一，福特基金会的辅助政策正在向此方发展；第二，他的挚友包大可（A.Doak Barnett）君，正主持此事，他很有把握，不过要怎样去找访问对象（subject）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
我告诉罗拔说，中国“名人”那时在纽约当“难民”的真是“车载斗量”了，不过我所认识的只有胡适之先生和陈立夫先生二人。卜君闻言大为高兴说他二人之中有一位答应访问就成。他说话的语气大有“伏龙凤雏，得一可以安天下”之慨，不过他认为陈立夫先生更具“诱惑力”。
立夫先生那时住在纽约郊外有六十英里之遥。我为历史的好奇心所驱使，虽也曾随老友张渊扬先生之后，去拜看过他一次，而我个人与立夫先生初无渊源，我又未尝加入过国民党。只有一面之缘，他老人家是否记得我名字还是问题。冒昧函请，未免荒唐。所以我就向卜君说还是胡先生对我比较适当，因为适之先生与我早已谈过多少次了。
“‘胡适’也绝对是个好题目！”罗拔说。所以我就向适之先生打电话了。
有关他的学生张国焘先生写自传的故事，胡先生这时还是第一次听到。至于哥大芮文斯教授“口述历史”进行的程序，他也不太清楚。当我把这些方面情形向他陈述时，胡公颇感兴奋，并夸奖我“有办法”！
胡先生和我谈了一整晚他自己的“传记”或“自传”写作应当采取的方式。谈得起劲了，他并找出本地图，用张薄纸蒙在上面，为我画了一张他故乡的地图。那是1956年的冬季。
根据卜君为我们的策划：先由适之先生和笔者共同拟定一个研究计划，言明进展速度和费用项目；然后由我二人联名向福特基金会递申请书，申请资助。我们的口味很小，但其中亦包括一部分胡先生的“研究费”，也可说是“生活费”吧。那时福特基金对中国研究，挥金如土，所以罗拔和我们都很乐观。
当胡先生和我把一切文件都预备齐全之后，却独缺“东风”。原来一切研究“计划”向基金会请款，一定要有个“赞助机构”。由这个机构来替你管账、打杂。而胡先生和我这个小“计划”应请什么“机构”来“赞助”呢？“中国历史研究部”？该部当时已接近尾声。加以主持人魏复古教授又因政治问题与哥大同事意见相左，校园之内一个“驱魏”的暗潮正在滋长。“中国历史研究部”之被迫迁，只是时间问题，它不可能“赞助”我们。
我们的另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便是“东亚研究所”了。当我把这“计划”告诉遇我极厚的老教授晏文斯先生时，晏先生和晏师母也都认为和“东亚研究所”合作是顺理成章的事。适之先生也认为那是“较适当的选择”，所以我才去看韦慕庭教授，希望他“赞助”！
韦慕庭翻一翻胡先生和我所拟的计划，立刻就说：“你来的时间正好！”原来他在组织一个更大规模的“计划”叫“中国口述历史计划”（或译为“学部”，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他叫我不要另外组织了，把胡适和我所拟的小“计划”就并到他的大“计划”里去算了。
这种大鱼吃小鱼，大企业并吞小企业，大“计划”并吞小“计划”，本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之常规，是无法抗拒的，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我那时本不知道韦公已有此腹案，所以才去找胡先生自行组织的。我如早知他有此计划，我们也不会另行组织了。
胡先生和我这一小“计划”之胎死腹中，对我来说，并无关紧要，但是胡先生多少有点失望。
“Wilbur是学什么的？”胡氏问我，“他做得了吗？”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胡先生对欧美“汉学家”不大信任的内心感觉。他并要我找一份韦氏的“学历”来看看，并问他论文写的是什么题目。我告诉他韦氏论文题目是“汉代奴隶制度”，他的论文导师是魏斯特曼（William Linn Westermann）教授。
“他是Westermann的学生？”胡先生惊奇地问我。
“是的！”我说。
“那，他可以做！他可以做！”胡先生对魏斯特曼教授倾慕的神情是十分真实的。他对魏氏的学生也完全信任。这也可以看出胡氏治学的门户之见。
关于我们那个“计划”小事，胡先生以后也就未再提了。我当然也失去了一个做“小军阀”的机会。其后在哥大竟一直做了十来年的“雇佣兵”，夫复何言！
以上这段小故事，笔者在哥大的一批同事们，资历较浅的，当然不会知道；年资较深的，可能也忘怀了！可是胡适之先生虽早已谢世，而当事诸人健在者犹多，口述历史，均可复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