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工作虽然进行得颇为顺利，可是效率仍嫌太低。我知道胡先生返国在即，余日无多，便抓住他，希望他尽可能多做。但是胡家的电话实在太忙了，铃声响个不停。重要的电话，我还要“回避”。有时一个电话打乱了胡公的思考，我们的工作也就中断了。最坏的还是那些“烂屁股”的访客，他们总是坐着不去。有时厨房内胡老太的荒山大侠已死伤了好几位，他们还是赖着不走。我在胡家等久了，主人不好意思，又要留我晚餐。这对我也是个难题。和他二老不客气，则胡府便无隔宿之粮；客气，则我回家得重新吃过。我夫妇皆是有全时工作的。食不以时，对我们也是个小麻烦。最后我得到哥大当局的同意，请胡先生来哥大工作。每周上午来两三次，工作完毕由校方招待午餐。
这果然是个好办法，再无人打扰了。胡先生每次“口述”完毕，我就陪他到教职员俱乐部午餐；餐毕，我便开车送他回家。哥大的工作环境是好的，但是午餐则十分不理想。这个俱乐部的饭菜之粗劣，是有名的。加以胡先生熟人又多，一餐之间，起立数次，哈兀之声不绝，也不太舒服。后来还是胡先生提议说，与其花同样的钱，我们为什么不到校外去吃哩？我二人乃移向附近中国饭馆。孰知中餐馆中，熟人更多。不熟者，也会在邻桌窃窃私议，品头论足，弄得“胡院长”吃饭，无法“放松”（relax）。最后他又建议我们到纽约东城去吃洋馆子。
在胡先生领我去之前，我真不知道纽约东城有那么多欧洲式的小饭馆。他们的情调酒食各有不同。胡先生对这些小饭馆的特色，说起来如数家珍；而其中掌柜、招待等大多也认识他。这大概也是胡氏大使卸任之后，经济还不太窘之时，外交圈内熟人仍多，大家酬酢都在这一带的缘故。
胡先生主张我们每餐换一个馆子。他倒不是要换换口味，而是因为他既是“熟客”，可是每次来吃，却是一位年轻人替他付账，会惹起掌柜的好奇心。他老先生是位十分大众化的人，不希望任何事“异于常人”！
每次餐馆的选择当然都由胡先生决定，有时餐馆附近无法停车，我们便把车子停在数十条街之外，再搭公共汽车前往。每周两三次，极少重复。如是者数月，胡先生和我把纽约东城欧洲式的小馆子都吃尽了。
有时我们到较高级的馆子去吃一餐，价钱较昂，胡先生恐怕我会引起校方批评，他就坚持付账，算是他老人家“请请”我。来而不往非礼也！有时我也以同样方式“请请”他，算是我二人私人的酬酢，都不报公账。
还有，这种小馆子内的食客，是每餐必吃酒的。胡公不愿异于常人，加以他老人家亦有杜康之好，午餐非酒不乐。可是哥大自有哥大的规章。校方认为我和胡氏的午餐是“生意午餐”（business luncheon），果腹而已，胡为备酒？好在这些小饭馆之内，酒钱、饭钱是分单付账的。所以“酒账”我就扣下不报了。并且为着怕有碍胡老师的酒兴，我仍然告诉他一切都是哥大做东的。胡先生是最能体谅别人困难的人，我不如此，我们的“生意午餐”就吃不成了。岂不扫兴？
笔者今日回思，仍自觉可笑。我们这两位一长一幼，来自中国农村的“士大夫”，头巾气实在太重了。适之先生哪里有丝毫美国味？他这土佬儿，对所谓“西方文明”还没有深入了解呢。须知“西方文明”——尤其是美国文明——它开宗明义第一章便是“打算盘”！我们重农轻商成性的中国传统士大夫，最不会打算盘，不会打算盘的胡适之还谈什么“西方文明”？他真应闭起嘴来。
适之先生逝世之后，笔者奉调承乏哥大中文图书部有年。纽约是世界游客必经之地；途过纽约的汉学界，乃至与汉学有关的“知名之士”又必访哥大。他们早晨自旅邸动身，10时左右驾临大学，拜访校中首要。寒暄握手，互倾积愫约数十分钟之后，主人总要问来客，看过敝校丰富的“中国收藏”没有？曾晤我们的管理员唐博士否？客人总是说久闻宝藏，极思观摩，一广见闻。这样主人便招呼助手，率领贵宾，浩浩荡荡地杀向“唐博士”办公房而去；他们来得不迟不早，正是上午11点半钟！
这些访客类多知名国际，有的也著作等身，多少年来都是哥大汉籍收藏的大施主、大护法。如今亲自辱访，并携有恭请“哥伦比亚大学惠存”的礼物。笔者代表大学拜领之余，对赠予者当然也有识荆恨晚之感。盘桓逾时，正是午餐时分。此时此际，留客人便饭，也是人情之常。客人亦以主人既身为名大学里的“主任”，必有“公费”，故亦“领情”无疑。因而杯盘交错，宾主尽欢！
老实说这种学术性的酬酢，原是笔者服务哥大期间最大的乐趣。哪个穷秀才有这种好机会能接待天下英雄呢？当然这种经常性的“招待”对一个有四口之家的低薪小职员来说，负担也未免太重了点。所以有时在学校的预算会议上，我也偶尔提出“招待费”的问题。可是七年之中，我就未拿到一分钱的招待费，虽然各方赠书仍然源源不断而来。这不是哥大闹穷，相反的，那正是它最富有的时代。问题却是我的洋上司、洋同事对所谓“东方恶习”所提起的疑问。他们认为招待访客午餐，有此必要吗？“中国通”们更认为他们“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知道中国知识分子“好面子”，也欢喜“请客”。在他们看来，这种可鄙的“东方恶习”，实在大可革除！
当然“中国知识分子”是“要面子”，也欢喜“请客”；因为任何“中国人”，在笔者那个“午餐时间”对万里外飞来的“访客”，都会“要面子”而留其“便饭”的。可是美国知识分子，在相同的情况之下，就“不要面子”，不留客“便饭”了吗？非也！只是他们比我们更会“打算盘”罢了。算盘一打，此客当请，则从而请之。不当请则送给“唐博士”去代为招待了。我这位小职员“唐博士”又没有另一个倒霉的“唐博士”可送，因而我就变成“东方恶习难除”的“中国知识分子”了。
笔者叙此小事，并无意揶揄我的美国同事。我只是以这种小事来指明中西习俗之不同。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请客”的动机，多半是敬老尊贤。对长辈、对贤者，我们绝不愿慢客。美国这个商业社会，“请客”的目的是“打算盘”、“谈生意”。谈生意是量入为出的！笔者早年读史迪威将军的资料，发现这位四星上将对待华人，动不动就是“quid pro quo”（有予必有取），而为之恶心。在史将军的母邦住久了，也就见怪不怪了。这是中西两方的“文化冲突”，两个道德标准之内，不同的“义利之辨”……双方各有是非，大家不同之点，还多着呢！笔者上述“请客”的小事只是个容易理解的小例子罢了。在下何敢学胡适之先生做“考证”的“方法”“小题大做”来浪费读者时间呢！
可是在这种“文化冲突”之中，我辈半中不西的“海外华人”，究竟何择何从呢？胡适之先生又何择何从呢？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胡适虽大，我辈虽微，我默察胡氏在中西行为规律上的选择，倒是和我辈小民，臭味相投，大家的选择是不约而同的。后来我也发现绝大多数中国旅美老辈知识分子的社会行为，也是大同小异的。你能说胡博士要打倒孔家店？相反的，我们这长幼两辈“留美学人”孔家店的包袱都太重了。久适异域，昔人所悲！然非“久适异域”者，哪里知道真正的“华洋之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