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五叔，实际相遇不止六次。
五叔姓张，名志高，是我姑夫的弟弟，算个刚能沾点边的亲戚。姑夫家的村子离我们村十几里路，同在大马河川。川里一条简易公路从县城一直通到川掌。我们村和姑夫家的村子都在公路边。小时候，我常跟妈妈到姑夫家走亲戚。不过，那时可没有公路，我们是沿着大马河边那条凹凸不平的石头小路去张家堡的。那时，我就认识了张志高。他在姑夫的弟兄们中间排行第五，我就叫他五叔。当时，我记得五叔常穿一身破破烂烂的黄军装，腰里束一根旧皮带，皮带的断裂处用麻绳缀着，他个子高大，虽然年轻，串脸胡已经初具规模。那时乡里人大都是光头，为了凉快和省得梳洗，一般不留发。但五叔却别具一格，像城里人那样留着分头，不过平时都被尘土锈得像肮脏的毡片一样；只是赶集上会，才到河里洗刷一番，用一把破木梳对着镜子细心地把头发一分为二，中间就亮出一条白缝来。
五叔力气很大，爱说爱笑爱唱，还爱拨弄个乐器什么的。在地里，在庄稼场上，常和人比赛摔跤，村里几乎没有他的对手。我听对夫家村里的人说，五叔当过兵，只因为部队要调到南方去，他听传说那里天气热得要命，那里的人说话也和外国人一样难听，因此就打报告复员回家来了。据说他要是不回来，怕早已升成了军官。
五叔不识字，但听说在军队上已经入了党，光这一点就不能不使人对他肃然起敬。那时候，农村的党员大部分都是些老汉，像他这么年轻就“在党”，真不简单！
五叔出山劳动，常把一根梅梅笛别在腰里的那根烂皮带上，休息时就吹上几声。有时背上背东西，那根梅笛就插在衣领里面，像个什么标志的。
一般说来，农村像他这种人，往往逛了几天门外，有点见识，就不太爱劳动，吹拉弹唱，游东逛西，夜里说不定翻墙拨门，钻到了别人家媳妇的被窝里。
可五叔没有这些毛病。他爱劳动，也爱给村里的人帮忙干活。逢个集体事，他总是跑前跑后为大伙张罗，因此村里人都喜欢他。也许正因为这些原因，后来大家才拥戴他当了张家堡大队的党支书。小时候，每次到姑夫家，我总爱跟五叔厮混在一起。那时候，五叔还没有成家，光棍一条，因此他对孩子们的态度不像有家的大人那样傲慢。我有时跟他去种地，或者跟他去砍柴，许多次吃过他从悬崖上为我摘来的木瓜。我记得我们还一同合伙偷过邻村一位老头的西瓜。我们在月光照耀下的一个河槽里吃完偷来的西瓜后，五叔突然内疚地说不该白吃人家的东西。他摸了摸口袋，似乎在找钱，但看来没带钱，就引着我到他的自留地掰了十几穗嫩玉米，又转回到邻村老头的西瓜地里，偷偷放在摘掉西瓜的那几棵瓜蔓下。这件事一直长久地保持在我的记忆里。
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当傍晚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五叔就抱起他那把心爱的土三弦，坐在他门一堆烂柴烂中间，叮叮咣咣地弹个不停，一直弹到太阳落在西面我们村子的那些大山的背后。每当这时，我就和他喂养的那条老黄狗一同卧在他身边，静悄悄地听他那醉心的弹拨声……
时光与童年的生活一起飞快地流逝了。离开那时光到现在转眼就是三十年。小时候的有些人和事已经逐渐被日后纷繁杂乱的生活经历所模糊了。
以后我长成大人，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分在省报当记者，由于我采访工业部门，常在城里转，加之成了家，回故乡的次数不多了。即使回去，也因为忙，很少能再到姑夫家走亲戚。至于张志高——我的五叔，我早年就听父亲说他当了张家堡大队的书记，不过我很多年也再没见他的面；在我的记忆中，他是属于那些已经被谈忘了的一个早远年间的熟人而已。但是，在前几年里，由于种种原因，我却有机会好几回和我早远年间的这个熟人相遇。同次相遇，都可以说非同一般，而五叔的变化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现在就让我把这几次和五叔相遇的情况，不按先后顺序记录在下面。这些东西也许太平淡了，构不成什么小说，但我总觉得里边还是有些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