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渴望一种温暖，渴望一种柔情。整个身体僵硬得如同一块冰。写不下去，痛不欲生；写得顺利，欣喜若狂。这两种时候，都需要一种安慰和体贴。
尤其是每个星期六的傍晚，医院里走得空无一人。我常伏在窗前，久久地遥望河对岸林立的家属楼。看见层层亮着灯火的窗户，想象每一扇窗户里面，人们全家围坐一起聚餐，充满了安逸与欢乐。然后，窗帘一道道拉住，灯火一盏盏熄灭，一片黑暗。黑暗中，我两眼发热。这就是生活。你既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就得舍弃人世间的许多美好。
长长地吐出一声叹息，重新坐回桌前，回到那一群虚构的男女之间。在这样的时候，你描描绘他们的悲欢离合，就如同一切都是你自己切身的体验和感受。你会流着幸酸的或者是幸福的泪水讲述他们的故事——不，在你看来，这已不是故事，而是生活本身。长长地吐出一声叹息，突然从远处传来一声火车的鸣叫，便忍不住停下笔，陷入到某种遐想之中。这充满激情的声音似乎是一种如唤。你会想到朋友和亲人从远方赶来和你相会，以及月台上的那揪心的期盼与久别重逢的惊喜。
有一天半夜，当又一声火车的鸣叫传来的时候，我已经从椅子上起来，什么也没有想，就默默地、急切地跨出了房门。我在料峭的寒风中走向火车站。
火车站徒有其名。这里没有客车，只有运煤车。除过山一样的煤堆和一辆没有气息的火车，四周围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我悲伤而惆怅地立在煤堆旁。我明白，我来这里是接某个臆想中的人。我也知道，这虽然有些荒唐，但肯定不能算是神经错乱。我对自己说：“我原谅你。”
悄悄地，用指头抹去眼角的冰凉，然后掉过头走回自己的工作间——那里等待我的，仍然是一只老鼠。终于要出山了。因为元旦即在眼前。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日子里，为了亲爱的女儿，我也得赶回去——其实这也是唯一的原因。和这个煤矿、这个工作间告别，既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我终于要离开这个折磨人的地方。难受的是，这地方曾进行过我最困难最心爱的工作，使我对它无限依恋。这是告别地狱，也是告别天堂。总之，这将是一个永远难以忘怀的地方。寒冬中，我坐在越野车的前座上离开此地，怀里抱着第一部已写成的二十多万字初稿。透地寰窗，看见外面冰天雪地，一片荒凉。记得进山时，还是满目青绿，遍地鲜花。一切都毫无觉察中悄然消逝了，多少日子都没顾得上留意大自然的变异。没有遣憾，只有感叹。过去那段时光也许是一生中度过的最为充实的日子。现在应该算作是一个小小的凯旋。
又回到了熟悉的城市。一切能都让人感动眼花缭乱，到处是匆忙或悠闲的人群。矫健潇洒的青年人，满面红光的中年人，自得其乐的老年人。洪水般的车流，蜂窝似的噪音。最让人眼谗的是街道两边店铺里堆积的那些吃喝。平是身处城市，对于那些陈年积月的副食品并不会产生兴趣，但对一个啃了许多日子冷馒头的人来说，一切都是美味珍馐。
无论如何，城市是人类进步的伟大标志。久住于其间，也许让人心烦，可一旦离开它太久，又很渴望回到它的怀抱。当你从荒原上长时间流浪后重返大城市，在很远的地方望见它的轮郭，内心就会有许多温暖升起。最重要的是主，无论是好是坏，这里有你的家。想着马上就要看见亲爱的女儿，两腿都有点发软。
短短几天假期（自己颁布的），兴奋得不知该干什么。首先到大街上的人群里瞎挤了几趟。
在街上的人群中无目的地行走，也算一个不常有的爱好。繁华热闹的街道，无论物还是人，都会给你提供大量的信息，给你许多启示和灵感。有时候，一篇文章写完了，题目不满意，就到大街上去“寻找”，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思考问题有时也要改换一下环境。大部分时间需要安静，有时候在嘈杂声中更能集中精神，只是应该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绝不能在一群熟人之中，因为一旦掉入思考的深渊，就往往难以顾及世俗的礼貌。我曾经为此得罪过不少爱面子的绅士。既是在机关，陷入写作的苦恼时，也常常会路遇同辈、长辈忘了问候一声，被人评为“骄傲”——上帝作证，这确实是无意间犯下的销误。接下来，该弥补一下所欠孩子的感情，于是，在床铺上地板上变作一匹四肢着地的“马”呈“狗”，让子骑关转圈圈爬；要么，让孩子骑在脖项里，扛着她到外面游逛。孩子要啥就给买啥——这显然不舍教育之道，但又无法克制。
春节过后不久，就又进入周而复始的沉重。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再也没有能纯粹地休息这么长的时间。第一部初稿终于完成了。就自己来说，这可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望着桌上的一大摞稿纸，内心很是激动。虽然就全书的工作量来说，它只是六分之一（每部两稿），但这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最长一次远征，现在，终于在这个地方结束了一个段落。抄写和二稿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享受”，尽管就每天的劳动量和工作时间来说，比第一遍稿要付出的更多。这主要是一种体力的付出，脑力相对来说压力要小一些。写第一稿，前面永远是一片不可知的空白，写完今天，还不知道明天要写什么。现在，一切都是有依据的，只是要集中精力使之更趋完善。第一稿不讲究字写得好坏，只要自己能辨认就行了，当时只是急迫而匆忙在记录思想。第二稿在书写形式上给予严格的注意。这是最后一道工序，需要重新遣词酌句，每一段落，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每一个字，都要反复推敲。以便能找到最恰当最出色最具创造性的表现。每一个字落在新的稿纸上，就应该像钉子打在铁板上。一笔一画地写好每一个字，慢慢写，不慌不忙地写，一边写一边闪电似地再一次论证这个词句是否就是唯一应该用的词句。个别字句如果要勾掉，那么涂抹的地方就涂抹成统一的几何图形，让自己看起来顺眼。一切方面对自己斤斤计较，吹毛求疵。典型的形式主义。但这里面包含着一种精神要求。一座建筑物的成功，不仅在总体上在大的方面应有创造性和想象力，其间的一砖一瓦都应一丝不苟，在任何一个微小的地方都力尽所能，而绝不能自欺欺人。偷过懒的地主，任你怎么掩饰，相信读者最终都会识别出来。整个抄写工作更接近机械性劳动。每天的任务总是那么多。中午一吃完饭就伏案抄写。晚饭后继续进行一直到凌晨。
为了不受干扰，在机关院子借了一间别人搁置不用的房间。房间是老式的，据说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冬天暖气夏不透风，里面呈长方形，采光很不好，白天也得开两个灯。资料、书籍、生活用具都各就其位，固定不变，感觉完全是一个手工作业的工场。这里在别人看来是乱七八糟，在我眼里则是“井井有序。”抄写到手僵硬的时候，停下来烧一杯咖啡。脑子一片空白，两眼直直地对着墙壁，慢慢喝这杯咖啡，是一天中最愉快的一个瞬间。邻居一个小男孩不时进来捣乱一番，顾不上和他纠缠，每次拿两块方糖来换取几小时的安宁。
凌晨，从工作间出来，累得弯腰勾背，穿过一片黑暗向家属楼走去。嘴里不由自地发出一声声疲劳的叹息。有时候，立在寂静无声的院子里，感动十分凄凉。想想过两个小时天就大亮，到处一片沸腾，人们将开始新的一天，而我却会拉起窗帘，陷入死一般的沉睡中。
是的，我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生活规律，感觉一直处在黑暗之中。我渴望明媚的阳光照耀着我。
体力已经明显地不支，深夜上楼的时候，手扶着拦杆，要在每一个拐角处歇一歇，才能继续往上走。当你竭力想逃避各种干扰以使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无数干扰却会自动找上门来，让你不得安宁。
最可怕的是那些沾亲带故的人。他们并不忙，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找你的麻烦。你在这里虚构别人的故事，他们在远方的山乡圪里虚构你的故事。据说我的“官”熬大了，为我设立了好几道岗，栽绒地毯一直铺到机关大门口，吃饭对用的是金碗银勺象牙筷子，专车上刻着“路遥专用”几个字。这已经是伊丽莎白二世的待遇了。他们谁能相信我披一件棉依浑身酸疼龟缩在一个破房子里，一天有时只凑合着吃一顿饭，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呢？
于是，他们纷纷找上门来，叫你安排工作，问你要钱，让你给某某人写信解决某某问题。我越来越失耐心，有时真想对他们歇斯底里发作一通。
亲戚，这个词至今一提起来都让人不寒而粟。我曾在《平凡的世界》中借孙少平的口评论道：“人和人之间的友受，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字看得多很美好和重要。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我们便很快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也许这些情绪极端了一些。记得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在《欧根·奥涅金》中对此也过类似的情绪。我想有人会反对这种看法，但肯定会有人支持这种看法。姑且作为一个有争议的题目留给读者去评说。另一种干扰出自周围的环境。说实话，文学圈子向来不是个好去处。这里无风也起浪。你没成就没本事，别人瞧不起；你有能力有成绩，有人又瞧着不顺跟。你懒惰，别人鄙视；你勤奋，又遭非议；走路快，说你趾高气扬；走路慢，说你老气横秋。你会不时听有人鼓励出成果。可一旦真有了成果，你就别再想安宁。这里出作家，也出政客和二流子。一事无成可能一生相安无事并可能种豆得瓜。在这样一种机关，最有趣的现象之一是：孩子们最忙，晚睡早起，勤于功课；其次是太太们忙，早出晚归，忙于上班；最不忙的就是文人先生，可以一杯清茶从早喝到晚。
如果有企图“成名成家”，不免会有暗潮涌动，让你大乱方寸。由于各人对生活的理解大有差异，这些冲突就是自然现象。虽然文学圈子并非全都如此，但了不是言过其实。这些地方虽然听不见枪炮之声，且有许多“看不见的战线”。毫无疑问，我国的文学体制也需要深刻的改革。这当然是后话了。
在当时的状况中，我无力对所有的一切做出反应。为了完成作品，即使有屎盆子扣在你头上，也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坚信生活将最终会对是非做出判断。
31
但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文学形势。我知道，我国文学正到了一个花样翻新的高潮时刻。其变化之日新月异前所未有。文学理论仍然“大于”文学创作。许多评论文章不断重复谈论某一个短篇或中篇，观点大同小异。
很多人在愤愤不平地抨击瑞典皇家科学院那几位年迈的老人，为什么不理会中国当代文学这些成就？
于是，找来这些作品中的一些代表作，抽空翻了翻。的确有些很不一般的表现。但无疑和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海明威、西蒙、塞拉、伯尔、伦茨、幸格、伯乐赫斯、马尔克斯、略萨等西方和拉美现代派大师比较，还有相当大距离，要谈不到超越。可是，必须正视我国文学发展的这个现实。作为作家，绝不能狭隘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文学观点和创作，而要认真分析，认真思考。只有看清你所处的环境，才有可能看清你自己。别人不是唯一的，你也不是唯一的。
问题又回到了写作前那个老地方——只能按自己的方式从事自己的工作。当然，这种巨大的压力是相当严酷的。你感动你完全被抛在了一个无人知晓的黑暗的落里，似乎不仅仅是用古典式的方法工作，而自己也已经变成了一件入土的文物。这间黑暗的作坊就是象征。只差几张蜘蛛网了。
好在第一部全部完稿了。
暂时把桌面完全清扫干净，只留下二十本稿纸放在那里。
静静地抽了一个下午纸烟，不停地喝了许多杯咖啡，然后一个人在苍茫的暮色中来到古城墙下的环城公园。望着满城灯火，想了许多事。过去的、现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别人的；家庭的、个人的；社会的、国家、世界的。只有这个时候，才完全离开作品，可以想想别的事了。同时想应该用一整天时间去买几身衣服，买一点像样的生活用品，把自己打扮一下。一年多来，一切生活都是凑合着过，边件换洗的衬衣都没时间去买。并不是完全轻松了下来。
没有。远远没有。更严峻的问题就横在面前。
按当时的文化形势，这部书的发表和出版是很成问题的。首选当然是因为这部书基本用所谓“传统”的手法表现，和当时文学的文学潮流背逆；一般的刊物和出版社都对新潮作品趋之若鹜，不会对这类作品感兴趣。另外，全书共三部，这才是第一部，谁知后面两部会是什么样子——关于这一点，说实话，连我自己也不踏实，怎么能让人空信任呢？更重要的是，全书将有一百万字，这么庞大的数字对任何一家出版单位（尤其是杂志）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有些杂志和出版社已表现出回避的态度，我完全能理解。
大概由于我曾是《人生》的作者，还有定程度的可信任性，因此问题还算顺利的解决了。我至今仍然怀着深深的警意感谢当时《花城》杂志的副主编射望新先生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李金玉女士，他们用热情而慷慨的手接过了这本书稿，使它能及时和读者见面。第一部发表和出版后的情况在我的意料之中。文学界和批评界不可能给予更多的关注。除过当时的文学形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如前所述是因为这是全书的第一部，它不可能充分展开，更谈不到巨大高潮出现。评论界保留态度是自然的。不过，当时还是有一些我国重要的批评家给予第一部很热情中肯的评论。这里我主要指出北京的三位，他们是蔡葵、朱寨和曾镇南。蔡葵是我国主要研究当代长篇小说的专家，他可能在完全掌握我国长篇小说的大背景上来考虑一部作品。因此，他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他自始至终关注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给了我许多鼓励和关怀。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这些帮助对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朱寨是一位很有造诣且经验丰富的老一代文艺和批评家。从中篇小说《人生》开始，他就给予我的创作以十分深刻的理解和评价。他和蔡葵一起为《平凡的世界》开始，得到某种承认而竭尽了全力，这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另一位当时很瞩目的批评家曾镇南，对于这部书有十分透彻的理解，并对第一部写了一篇重要的批评文章。他的分析和批评使人心服。由于几位我国当代重要批评家的理解，使我在冷落中没有丧失信心。当然，从总的方面看，这部书仍然被冷落的。包括一些朋友，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疑虑，我也完全能感觉来这一点。
我是心平气静的。因为原来我就没抱什么大希望。而眼前这种状况；也不能算失败。最重要提，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对第一部的某些疑问，正是二三部我将要解决的。我不能要求别人耐心等待我的工作，但我要耐心准备解决许多问题。
这样，便产生了一处急迫感，急迫地想投入下面的工作。我想我能给挑剔的批评界提供一些比第一部更好的东西。
客观地说，尽管第一部我已费尽心机竭尽了全力，但终究是没有经验的产物，很多地方有遗憾，甚至是笨拙的。另外，按老托尔泰的原则，第一部我明节制的。现在看来，他虽然没有满足批评界的期望，但为我下面的描写和展开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在我的心中，三部已是一个统一体，我已经看见了书的全貌。因此，就不能对批评界的意见过分计较，他们只是就现的第一部发表看法。
总之，第一部的发表和出版，没有给我带头什么大欢乐，也没有遭受巨大打击的感觉。它只带来更刺激，促使我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下面的工作。
我急迫地、但也晚缜密地开始重新检讨第二第三部的构思内容。许多原来苦心经营并十分满意的构建被毫不犹豫地推倒。有些河流被引向了新的河床，甚至整个地改变了流向。有些素显然成了一堆废物，而新的空缺需要马上补充。
至于从《人生》开始一直到后来某些评论向我提出的一些重大责难，他们仍然没有能说服我。由于我忙于自己的创作，没有精力和他们“抬杠”，只能任他们去说。
同在，我也许就一两个主要问题可以谈谈自己当时的认识了。
从《人生》以来，某些评论对我的最主要的责难是所谓“回归土地”的问题。通常的论就是我让（？）高加林最后又到了土地上，并且让他手抓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着一声“我的新人哪……”由此，便得到结论，说我让一个叛逆者重新皈依了旧生活，说我有“恋土情结”，说我没有割断旧观念的脐带等等。首无应该弄清楚，是谁让高加林们经历那么多折磨或自我折磨走了一个圆圈后不得不又回到了起点？
是生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而不是路遥。作者只是力图真实地记录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发生了什么，根本就没打算（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想象去解决记加林们以后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同样应该由不断发展的生活来回答。作者真诚地描绘了生活，并没有’异虚作假”，同时不神经直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认识，这一切就足够了。高加林当时的生活出路，不仅我无法回答，恐怕政治家也未见得有高明的回答。站在今天来阔谈高加林的这一问题当然容易，连街头卖菜的大娘都知道他未必就一定要回到土地上去——何必要摆出一副事后诸葛亮的架式来郑重“指出”。要是这样来论证作品，除过斜幻小说家，所有的作家都属“旧观念”。
另外，高加林虽然回了故乡的土地（当时是被迫的），但我并没有说他就应该永远在这土地上一辈子当农民。小说到是结束了，但高加林的人生道路并没有在小说结束时结束；而且我为此专门在最后一章标了“并非结局”几个字。
至于高加林最后那一声沉痛的呼喊，那是人物在特定环境和心境下的真情流露。首先不应该谈论是否应该有这一声呼喊，而应该讨论这声呼喊是真情的流露还是伪饰的矫情。实际上，这声喊叫混含着人物许多复杂的思想情绪，并不像某些偏执的批评家从观念上看到的那么简单；其中主人公的难言之隐一般读者即可体味。
换一个角度说，高加林为什么就应该有一点所谓的“恋土情结”？即便这土地给了他痛苦，但他终究是这土地养育大的，更何况这里有爱他的人，也有他爱的人。他即使想远走高飞而不成，为什么就一定要诅咒土地？如果是这样，这个人就是精神变态者，而不是一个正常人。任何一个出身于土地的人，都不可能和土地断然决袭。我想，高加林就是真的去了联合国，在精神上也不会和高家村一刀两断。
由此，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既如何对待土地——或者说如何对待生息在土地上的劳动大众的问题。
是的，我们最终要彻底改变我国的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落后的生活观念和陈旧习俗，填平城乡之间的沟堑。我们今天为之奋斗的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这也是全人类的目标。
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也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其中就包含着我们将不得不抛弃许多我们曾珍视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痛苦所在。
人类常常是一边恋栈着过去，一边坚定地走向未来，永远处在过去与未来交叉的界线上。失落和欢欣共存。尤其是人类和土地的关系，如同儿女和父母的关系。儿女终有一天可能要离开父母自己要去做父母，但相互之间在感情联系上却永远不可能完全割会，由此而论，就别想用简单的理论和观念来武断地判定这种感情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
那么，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
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也是我的命题。
哲学的断定是一回事，艺术的感受是另一回事。艺术家的感受中可能包含哲学家的判定，但哲学家的判定未见得能包艺术家的感受。理性与感情的冲突，也正构成的艺术永恒的主题。拉斯普京曾写了《告别马礁》，揭示的正是这一痛苦而富于激情的命题。我迄今为止的全部小说，也许都可以包含在这一大主题之中。《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卷六第三十章可以看作是我从一个侧面专门为此而写的一个小小的“特定”。
我国不幸的农村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是古老历史和现当代历史形成的。政治家、哲学家和经济家都可以理性地直接面对“问题”，而作家艺术家面对的却是其间活生生的人和人的感情世界。毫无疑问，广大的落后农村是中国迈向未来的沉重负担。
但是，这个责任应由历史承担，而不能归罪于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简单地说，难道他们不愿意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得更好一些吗？命运如果把他们降生在城市面把现在的城里人安排到农村，事实又将会怎样？城里人无权指责农村人拖了他们的后腿。就我国而言，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广大的农村，也不会有眼下城市的这点有限的繁荣。
放大一点说，整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不就是全球的“农村”吗？因此，必须达成全社会的共识：农村的问题也就是城市的问题，是我们共有的问题。
这样，从感情上说，广大的“农村人”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而不是优越而痛快地只顾指责甚至嘲弄丑化他们——就像某些发达国家对待不发达国家一样。
作为血统的农民的儿子，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我更多地关注他们在走向新生活过程中的艰辛与痛革，而不仅仅是到达彼岸后的大欢乐。我同时认为，文学的“先进”不是因为描写了“先进”的生活，而是对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活动作了准确而深刻的描绘。发达国家未必有发达的文学，而落后国家的文学未必就是落后的——拉丁美洲可以再次作证。
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化或理论化倾向的作品，而且博得了一些新理论“权威”的高度赞扬。某些批评已经不顾及生活实际上是怎个样子，而是看作品是否符合自己宣扬的理论观念。那么，我们只能又看到了一些新的“高大全”——穿了一身牛仔服的“高大全”或披了一身道袍的“高大全”，要不就是永远划不好圆圈的“高大全”。
而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中不同人的生活到底怎样，这正是文学应该探求的。他们类似或不同的思想、欲望、行为、心理、感情、激情、欢乐、沉沦、痛苦、局限、缺陷；他们与社会或自然环境的矛盾；与周围其他人的矛盾；自身的矛盾；等等。我们会发现十恶不赦的坏蛋不是很多，但“完人”几乎没有。这就是实际生活中的人。他们不可能超越历史、社会现实和个人的种种局限。
正因为如此，我们前面谈论的高加林们当时就只能是那样，而不会按某些批评所要求的那样。以后，既不是作家的原因，也不是批评家的原因，仍然是因为社会生活发展的原因，千千万万的高加林们还要离开土地，而且可能再不返回，但是，我敢肯定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土地的感情也仍然只能是惋惜地告别而不会无情地斩断。在第二部开始写作之前，根据新的《不可避免的》结构调整，还需要补充新的素材。首先是大学的环境，因为这一部要写到大学生活。尽管我也有过大学生活，而且也熟悉其间的一般性情况，但要具体进入艺术描写，就要有一个较为确定的环境，这样会更方便一些。决定采访西北工业大学。这所大学和孙兰香将要上的大学性质基本一致——有关航空航天的专业性大学。如果不是时间限制，还打算随实习的学生去四川西昌或甘肃酒泉的国家卫星发射中心去采访。在一群男女大学生朋友的帮助下，我尽量在短时间内熟悉了这个大学的基本情况。教学，生活起居，课程安排，各种场所的方位、格局，相互间的距离，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活动全过程等等。然后和他们交流思想，涉及学习、生活、理想、恋爱以及有关他们的现实和未来的种种问题。将一切搜索到的材料统统夹在笔记本里，其中甚至有课程表和饭菜安排表。加上原有的资料，立刻建立起一个有关大学情况的材料袋。直到我感觉能自由地描写这里的环境和生活时才结束了这次紧张的采访。另一个关疼的问题是，第二部一开始就要直接捞省委书记的生活。这一级领导干部我以前只是皮毛地接触过，深交的人很少，或者说基本没有。我较为熟悉的是地县乡镇及农村的各级头面人物。省委这一级领导人的一般性生活对公众来说已有相当的“神秘”性。通常的工作和社会活动环境我可以为他们“设计”，但他们的家庭环境和生活起居我无法靠想象来解决。
必须想办法最少到一个这样的人家走一走，以便在描写他们的时候有一种感性的依据。
省委大院警备森严，作为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去随便“串门”？但我一定得串这次门。如果不能正面踏进家门，用“特工”方式也得进行这次“刺探”。当然，要尽量避免任何“不道德”行为。马上开始在外围寻找能通向这个大院的熟人关系。
终于在文学圈里找到了一位女士，她由于父母的关系和省委书记一家人很熟。省委书记我认识，但并不深交。
不能正面去约见，这样，他会把你“固定”在他的客厅里，而你又无任何问题要他解决，根本达不到熟悉他家庭环境的目的。最后，这位女士出主意说，等省委书记一家人外出，只留保姆一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假装找省委书记而乘机在他家里“溜达”一圈。好主意。于是，等这个机会一到来，我便和她“潜入”本省的“第一家庭”，开始了这次“惊险”的“深入生活”活动。
一切都很顺利。这位女士以省委书记家的熟人和常客的身分使保姆信任地领着我们“参观”了这个家庭的角角落落，并向她询问了这个家庭日常生活的许许多多细节。
估计主人快要回家的时候，我们便悄悄溜了出来。心里不由冒出了毛泽东的两句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第二部第一稿的写作随即开始。
这次换了地方，到黄土高原腹地中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县城去工作。正是三伏天，这里的气候却特别凉爽。我在县武装部院子里的角落里找了一孔很小的土窑洞，阴凉得都有点沁人肌肤，不得不每天生一小时火炉。三伏天生火炉可算奇迹——
但这却是真的。工作规律在写第一部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许多方面习惯成了自然，不必为一些形式上的小事而大费心机。
心理状态异常紧张。因为我意识到，第二部对全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体力和精神都竭力让其运转到极限，似乎像一个贪婪而没有人性的老板在压榨他的雇工，力图挤出他身上的最后一滴血汗。从大战略上说，任何作战过程中的中间部分是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它是胜败的关键。比如足球比赛，最艰难的争夺也在中场。在现代足球运动中，几乎所有的队都把主要的力量投放在中场。如果中场部分是弱的，那么前锋即使有天才表演也常常抓不住致胜的机会。
长卷小说中的一种现象是，有特别辉煌的开卷和壮丽的结束，但中间部分却没有达到同样的成绩，这在很大程度上会给读者带来难言的遗憾。我个人觉得，天才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似乎就有这种不满足。
不管能否达到目的，我认识到，对于《平凡的世界》来说，第二部是桥梁，但不能成为一种过渡。它更应该在正面展开尽可能宽阔的冲突，有些人物甚至在第二部就应基本完成他们的“造像”。人物关系之间和人物自身的心理冲突大规模地交织在一起，其纷繁错综有点“会战”的性质。好像一个人摆开好多摊象棋，不断调换角色和位置来下这些棋。在一片纷乱中得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意志来进行。精心地组织“混乱”。审慎地挽结并梳理网结。在大片的刈割中细致地“捡漏”。悉心地拦蓄后又瓷意汪洋般放脱。在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以更大的勇气投入。在一些上下都平坦的道路上故意为自己投置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经过巨大繁复劳动和精神折磨仍然能穿过去的地方，就可能取得较为满意的成果。
体力在迅速下降，有时候累得连头也抬不起来。抽烟太多，胸脯隐隐作疼。眼睛发炎一直未好，痛苦不堪。
想到了锻炼。方式却过分极端，每天下午晚饭后去爬城对面那座最高的山，而且不走正路，专门寻找了一条羊肠小道。山路崎岖，攀登相当吃力。这山被茂密丛林覆盖，也没有农田，大热天不会有任何人出现在这里。于是一到半山腰的树丛中，就脱得赤条条只穿一件裤衩，像非洲丛林里的土著生蕃。爬上山顶最高处的那一方平台，先抽一支烟，透过小树林望一会儿县城街道上蚁群般走动的人，然后做一套自编的“体操”。如果当时有人发现太阳西沉的时候，此地有个赤身裸体的家伙做出一些张牙舞爪的动作，一定会大吃一惊。
下山回到宿舍，用先备好的一桶凉水冲洗完身子，再开始工作。这种锻炼方式在当时体力不支的情况下，是十分有害的，它实际上加速了体力的崩溃。如此极端锻炼身体的方法是过去从少年毛泽东那里受到的启发。记得十几岁时，就曾在暴雨雷电中一个人爬上山让瓢泼大雨淋过自己，雷声和闪电几乎就在咫尺之间；也曾冒险从山顶几乎不择道路地狼奔豕窜冲下来，以锻炼在危难瞬间思维和行动的敏捷与谐调，或者说选择生存的本领。没想到十几年后竟然又作了这样一次类似的“少年狂”。第二部的初稿是在精神、精力最为饱满的状态下完成的。这是一次消耗战。尤其对体力来说，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库存”。自我感觉要比第一部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这时候，才感到踏入了创作生涯的一个新阶段。《人生》对自己的笼罩真正散淡下来，似乎已是一个遥远的事件。
身体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苍老了许多。走路的速度力不从心；饭量也减少了不少。右边的眼睛仍然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医生认为是思维长期集中焦虑而造成的，建议我停止工作和阅读。无法接受这个忠告。
倏忽间明白，所谓的“青年时代”就在这瞬间不知不觉地永远结束了。想起了叶赛宁伤感的诗句：“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色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已经再不是青春少年……”突然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让我三四月间出访西德。这期间正是我准备休整的空档时间，因此很乐意进行这个别致的活动。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内，因此有许多个人的“第一次”——比如第一次穿西装等等。
四德的访问使我大开眼界，感觉似乎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的生活。思维的许多疆界被打破了，二十多天里，几乎跑了所有重要的大城市和一些著名的小地方，并且穿过冷战时期东西的界标“柏林墙”到东柏林去玩了一天。
作为一个有独立人生观的人，我对所看到的一切都并不惊讶。我竭力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寻找与我熟悉的那个世界的不同点和相同点，尤其是人性方面。
一切都是这样好，这样舒适惬意。但我想念中国，想念黄土高原，想念我生活的那个贫困世界里的人们。即使世界上有许多天堂，我也愿在中国当一名乞丐直至葬入它的土地。
在异邦公园般美丽的国土上，我仍在思考我的遥远的平凡世界里的那些衣衫褴褛的人物，甚至好笑地想象，如果让孙玉亭或王满银走在汉堡的大街上会是一种什么状态？
二十多天的访问已足够了。我急迫地想回去进行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其心情就像外出的妇女听见了自己吃奶孩子的啼哭声。是的，没有什么比我的工作更重要。
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我在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观看了一场十分精彩的足球比赛。我曾热爱的球星鲁梅尼格（他当时效力拜仁慕尼黑队）也上了场，并且给对手纽伦堡队的大门送进去第一个球。在法兰克福一下飞机，我就向德方陪同人员提出看一场足球赛，他们热情周到地满足了我的这个愿望。至今想起这场球赛都使我激动不已。在一切体育运动中，我只对高水平的足球比赛心醉神迷。它是人类力量和智慧的最美好的体现。它是诗，是哲学，是一种人生与命运的搏击。访问结束，从北京一下飞机，听见满街嘈唠的中国话，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旋转。走了全世界最富足的地方，但我却更爱贫穷的中国。原来打算从北京直接坐飞机到延安，而且想直接走到某个山村的土窑洞里，以体验一下从“天堂”突然降落到“地狱”的感受，但因西安家中有事，这点“罗曼谛克”的想法未能实现。又回到了机关院内那间黑暗的“牢房”，开始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为了得到一些自然光线，一整天都大开着门。
激奋与凄苦交织在一起。
对待息的工作，不仅严肃，而且苛求。一种深远的动力来自对往事的回忆与检讨。时不时想起青少年时期那些支离破碎的生活，那些盲目狂热情绪支配下的荒唐行为，那些迷离失落的伤感和对未来的涉茫无知。一切都似乎并不遥远，就发生在昨天。而眼下却能充满责任感与使命感，从事一种与千百万人有关系的工作，这是多么值得庆幸。因此，必须紧张地抓住生命黄金段落中的一分一秒，而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现在我已全然明白，像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在人生之旅中，如果走错一步或错过一次机会，就可能一钱不值地被黄土埋盖；要么，就可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浪潮中成为无足轻重的牺牲品。生活拯救了我，就要知恩而报，不辜负它的厚爱。要格外珍视自己的工作和劳动。你一无所有走到今天，为了生活慷概的馈赠，即使在努力中随时倒下也义无反顾。你没有继承谁的坛坛罐罐，迄今为止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劳动所获。应该为此而欣慰。
为了这所有的一切，每一天走向那个黑暗可怕的“作坊”，都应保持不可变更的状态：庄严的时刻就在今天。
我的难言的凄苦在于基本放弃了常人的生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不能陪孩子去公园，连听一段音乐的时间都被剥夺了，更不要说上剧院或电影院。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机关院子里空无一人，在这昏暗的房间里像被抛弃了似的龟缩在桌前，毫无意识之中，眼睛就不由潮湿起来。
除过劳累，仍然存在一个饥饿问题。没想到在煤矿没啥可吃，回到城里工作还是没啥可吃。不是城里没有吃的——
吃的到处都是。主要是没有时间正点吃饭。生活基本得靠自己料理。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而且常常拖在晚上十点钟左右（再迟一点夜市就关闭了）。
在西安当年大差市那一大片夜市上，许多卖吃喝的小摊贩都认识我。我不止一次吃遍几乎所有能吃的小摊子，只是人们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想，从外貌上和那种狼吞虎咽的吃相，他们大概会判断我是蹬三轮车的师傅。吃这些饭花钱不少，但绝不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卫生，那简直不能提说，每次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赶紧吞咽完。时至今日，我从很远的地方看见夜市，就想呕吐。
有时候，因为顺利或者困难，不知不觉就到了夜间十二点钟。夜市去不成了，又无处寻觅吃的东西，只好硬着头皮到没有入睡的同事家里要两个冷馍一根大葱，凑合着算吃了一顿饭，其狼狈如同我书中流落失魄的王满银。
顺便说一说，我吃饭从不讲究，饮食习惯和一个农民差不多。我喜欢吃故乡农村的家常便饭，一听见吃宴会就感到是一种负担，那些山珍海味如同嚼蜡，还得陪众人浪费很长时间。对我来说，最好能在半小时以内吃完一顿饭。有时不得不陪外宾和外地客人上宴会，回来后总得设搞点馍或面条才能填饱肚子。但我也有一些“洋爱好”，比如喝咖啡就是一例，消费观念是顺其自然，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从不刻意计算攀比。可以用一百元钱买，一条高级香烟供“关键”的几天抽，也可以用五十元钱买一件仿羊皮夹克穿几个冬天——当然，从没有人相信我身上的皮夹克会是假的。
第二部完全结束，我也完全倒下了。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
其实在最后的阶段，我已经力不从心，抄改稿子时，像个垂危病人半躺在桌面上，斜着身子勉强用笔在写。几乎不是用体力工作，而纯粹靠一种精神力量在苟延残喘。
稿子完成的当天，我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点劲了，只有腿、膝盖还稍微有点力量，于是，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终于完全倒下了。身体软弱得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每吸进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坐一下，就睡着了。有时去门房取报或在院子晒太阳就鼾声如雷地睡了过去。坐在沙发上一边喝水一边打盹，脸被水杯碰开一道血口子。我不知自己患了什么病。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一个人三天不吃饭一直在火车站扛麻贷，谁都可能得这种病。这是无节制的拼命工作所导致的自然结果。
开始求医看病。中医认为是“虚”，听起来很有道理。虚症要补。于是，人参、蛤蚧、黄芪等等名贵补药都用上了。
三伏天的西安，气温常常在三十五度以上，天热得像火炉一般，但我还要在工作间插起电炉子熬中药。身上的汗水像流水一样。工作间立刻变成了病房。几天前，这里还是一片紧张的工作气氛，现在，一个人汗流浃背默守在电炉旁为自己熬中药。病，热，时不时有失去知觉的征候。
几十副药吃下去，非但不顶事，结果喉咙肿得连水也咽不下去。胸腔里憋了无数的痰却连一丝也吐不出来。一天二十四小时痛苦得无法入睡，既吸不进去气，又吐不出来痰，有时折磨得在地上滚来滚去而无一点办法。
内心产生了某种惊慌。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对极度身体疲劳总是掉以轻心。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每写完一个较长的作品，就像害了一场大病；不过，彻底休息一段时间也就恢复了。原想这次也一样，一两个月以后，我就可以投入第三部的工作。现在看来，情况相当不妙。
把的希望都寄托在医生的身上。过很少去医院看病，即使重感冒也不常吃药，主要靠自身的力量抵抗。现在不敢再耍二杆子，全神贯注地熬药、吃药，就像全神贯写作一样。
过去重视医药，现在却对医药产生了一种迷信，不管顶事不顶事，喝下去一碗汤药，心里就得到一种安慰；然后闭目杨象吃进去的药在体内怎样开始和疾病搏斗。
但是，药越吃病越重。
一个更大的疑惑占据了心间：是否得了不治之症？
我第一次严肃地想到了死亡。我看见，死亡的阴影正从天边铺过。我怀着无限惊讶凝视着这一片阴云。我从未意识到生命在这种时候就可能结束。
迄今为止，我已经有过几次死亡的体验，但那却是在十分早远的年间，基本像一个恍恍的梦境一般被蓬勃成长的生命抹去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最早的两次都在童年。第一次好像在三岁左右，我发高烧现在看来肯定到了四十度。我年轻而无知的父母不可能去看医生，而叫来邻村一个“著名”的巫婆。在那个年龄，我不可能对整个事件留下完整的记忆。我只记得曾有一只由光线构成的五颜六色的大公鸡，在我们家土窑洞的墙壁上跑来跑去；后来便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听见，只感到向一种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跌落。令人惊奇的是，当时就想到这里去死——我肯定这样想过，并且理解了什么是死。但是，后来我又奇迹般活了，不久就将一切忘得一干二净。这件事唯一的后果就是那个巫婆更加“著名”了，并且成了我的“保锁”人——类似西方的“教母”。
第二次是五岁或六岁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开始了农村孩子的第一堂课——劳动。我们那地方最缺柴饶，因此我的主要作业就是上山砍柴，并且小小年纪就出手不凡（后来我成为我伯父村上砍柴的第一把好手），为母亲在院子里积垒下小小一垛柴禾。母亲舍不得烧掉这些柴，将它像工艺品一样细心地码在院畔的显眼处，逢人总要指着柴垛夸耀半天，当然也会得到观赏者的称赞。我在虚荣心的驱使下，竟然跟一群大孩子到离村五里路的大山里去逞了一回能。结果，由于这种年龄还不能在复杂陡峭的地形中完满地平衡身体的重心，就从山顶的一个悬崖上滑脱，向深沟里跌了下去。我记得跌落的过程相当漫长，说明很有一些高度，并且感到身体翻滚时像飞动的车轮般急速。这期间，我唯一来得及想到的就是死。结果，又奇迹般地活下来了。我恰好跌落在一个草窝里，而两面就是两个深不可测的山水窖。
后来的一次“死亡”其实不过是青春期的一次游戏罢了。那时，我曾因生活前途的一时茫然加上失恋，就准备在家乡的一个水潭中跳水自杀。结果在月光下走到水边的时候，不仅没有跳下去，反而在内心唤起了一种对生活更加深沉的爱恋。最后轻松地折转身，索性摸到一个老光棍的瓜地里，偷着吃了好几个甜瓜。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却真正地面对这件事了。
死亡！当它真正君临人头顶的时候，人才会非常逼近地思考这个问题。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可能变成哲学家和诗人——诗人在伤感地吟唱生命的恋歌，哲学家却理智地说，这是自然法则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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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对命运的无情只有悲伤和感叹。
是的，这是命运。在那些荀延喘的日子里，我坐在门房老头的那把破椅子里，为吸进去每一口气而拼命挣扎，动不动就睡得不省人事，嘴角上像老年人一样吊着肮脏的涎水。有的熟人用好笑的目光打量着我，并且正确地指出，写作是绝不能拼命的。而生人听说这就是路遥，不免为这副不惑不解：作家就是这个样子？作家往往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并不潇洒的职业。它熬费人的心血，使人累得东倒西歪，甚至像个白痴。
痛苦。不仅是肉体上的，主要是精神上的。
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感觉——我说过，我绝非圣人。
这种宿舍的感觉也不是凭空而生——这是有一定“依据”的。我曾悲哀地想过，在中国，企图完全长卷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死不瞑目。伟大的曹雪芹不用说，我的前辈和导师柳青也是如此。记得临终之前，这位坚强的人曾央求医生延缓他的生命，让他完成《创业史》。
造成中国作家的这种不幸的命运，有属于自身的。更多地是由种种环境和社会的原因所致。试想，如果没有十年文化革命的耽搁，柳青肯定能完成《创业史》的全部创作。在一个没有成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文学艺术家还是科学家，在最富创造力的黄金年华必须争分夺秒地完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因为随时都可能风云骤起，把你冲击得连自己也找不见自己。等这阵风云平息，你已经丧失了人生良机，只能抱恨终生或饮恨九泉了。此话难道是危言耸听？我们的历史可以无数次作证，老实说，我之所以如此急切而紧迫地投身于这个工作，心里正百担心某种突如其来的变异，常常有一种不可预测的惊恐，生怕重蹈先辈们的覆辙。因此，在奔向目标的途中不敢有任何怠懈，整个心态似乎是要赶在某咱风暴到来之前将船驶向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