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保尔·吉尼斯蒂
像世上许多人一样，我的舅舅索斯泰纳是个自由思想家，一个因愚昧无知而变成的自由思想家。有人笃信宗教也往往是由于同样的缘故。一看见神父，他就愤怒得令人难以置信，又是挥拳相向，又是用手指做牛角状，还趁对方看不见摸摸某种铁器。其实这已经是一种信仰，对毒眼的信仰。对于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信仰，世人不是全盘接受，就是断然拒绝。而我呢，我也是个自由思想者，或者说，人类因为怕死而发明出来的一切教义，我都深恶痛绝。可是我并不仇恨圣堂寺院，不管它们是天主教的﹑使徒教派的﹑罗马教会的﹑新教的﹑俄罗斯东正教的﹑希腊正教的﹑佛教的﹑犹太教的，还是伊斯兰教的。再说，评价和解释这些寺院，我有自己的方式。一座寺院，是对未知的崇敬。思想越扩大，未知就越缩小，寺院也就越不稳固。不过，我要在寺院里放上些望远镜啦、显微镜啦、发电机啦，用来代替香炉。就是这么回事！
我舅舅和我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分歧。他是爱国者；我呢，我不是，因为爱国主义，这也是一种宗教。它是战争的祸根。
我舅舅是共济会会员。我呢，我公开宣称共济会员比那些虔信的老太婆还要愚蠢。这是我的看法，而且我仍然坚持这种看法。如果非得有一个宗教的话，在我看来那个最古老的也就够了。
其实这帮傻瓜不过是在效仿神父们。他们用三角代替十字作为标志。他们也有教堂，管它叫“会所”，有一大堆不同的仪式：苏格兰仪式啦，法兰西仪式啦，大东会仪式啦，尽是些笑死人的无聊的玩意儿。
再说，他们要做什么呢？挠挠手心，表示互相帮助。我倒看不出这有什么坏处。他们只是把基督教“你们要互相帮助”的格言付诸实践罢了。唯一的区别，就是挠不挠手心。不过，借一百苏给一个穷鬼，犯得上搞这么多繁文缛节吗？把布施和援助视为义务和职责的教会中人，总在他们的书信开头写下J.M.J.三个字母。共济会员在他们的名字末尾点三个点儿。哥儿们，半斤八两！
我舅舅总是回答我：“我们正是祭起宗教来反对宗教。我们以自由思想作为消灭教权主义的武器。共济会是一座堡垒，任何想要拆除神坛的人都可以加入。”
我则反驳说：“可是，我的好舅舅（在心里我却说着：‘老糊涂’），我要责备你们的正是这一点，你们不去摧毁，而是在组织竞争；这样做只是降低了价格，如此而已。再说，如果你们只允许自由思想者参加你们的队伍，倒也罢了；但是你们却来者不拒。你们中间有大量的天主教徒，甚至一些教权派的头目。庇护九世当上教皇以前也是你们的人。如果你们把这样拼凑起来的结社称作反教权主义的堡垒，我看你们的堡垒呀，也未免太脆弱了。”
我舅舅听了眨眨眼睛，补充道：“我们真正的行动，最可怕的行动，是在政治方面。我们是在持之以恒﹑稳扎稳打地摧毁君主政治的精神。”
这一下，我禁不住叫了起来：“啊！是的，你们都是些机灵鬼！如果您对我说共济会是个选举工厂，这我同意；如果您对我说它是诱导人们投票给各种色彩的候选人的机器，我也决不否认；如果您对我说它没有别的功能，除了欺骗善良的民众，把他们征集来，像送士兵上火线一样把他们推向投票箱，我也会赞同您；如果您对我说它对一切野心家来说都是有用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把每一个会员都变成了选举干事，我会向您大声疾呼：‘这再清楚不过了！’但是，如果您硬要对我说它在摧毁君主政治的精神，我可就要当面笑话您了。
“请您稍微仔细地瞧一瞧这个庞大而又神秘的民主结社吧。它在法国帝国时代的大导师是拿破仑亲王；在德国的大导师是皇太子；在俄国的大导师是沙皇的弟弟；汉伯特国王，威尔斯亲王，世界上所有戴冠冕的脑袋，都是它的成员呢！”
这一次舅舅凑在我的耳边悄声说：“的确是这样，不过所有这些王侯都是在不知不觉中为我们的计划服务。”
“是互相服务吧，对不对？”
我在心里补充道：“一群傻瓜！”
看看索斯泰纳舅舅怎样邀请一个共济会会员吃饭，那才有意思呢。
他们见了面，就神秘兮兮地用各种触手的动作交换暗号，简直可笑极了。我要是想惹舅舅发火，只消提醒他，狗也有一套和共济会一模一样的互相识别的方法呢。
然后，舅舅把这个朋友领到角落里，就像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透露给他似的；他们隔着桌子相对而坐，不论是互相审视，彼此观察，还是交杯换盏，他们都有一套特殊的方式，眼睛一眨一眨的，仿佛在不停地说：“咱们是自家人，对不？”
一想到世上有好几百万人这样装腔作势而又乐此不疲，真让人受不了！我宁愿做耶稣会的会士。
赶巧，在我们这座城市就有一个年老的耶稣会士。他是我舅舅索斯泰纳的眼中钉。我舅舅每次遇见他，哪怕只是远远瞅见他，都会念念有词：“坏蛋，滚开！你瞧吧，这混帐东西总有一天会来害我。我感觉得出来。”
我舅舅果然言中了。下面就是这桩意外事故的始末，只不过肇事人是我。
圣周临近了。我舅舅打算在星期五组织一次肉食晚餐，一顿像样的晚餐，会有安杜依灌肠和猪肉灌肠。我极力反对，说：“那一天我会照常吃荤，不过我是独自一人，在自己家。您搞这种示威，很愚蠢。为什么要示威呢？别人不吃肉，碍您什么事？”
可是我舅舅很坚决。他邀请了三个朋友到本城最好的一家饭店吃饭；因为是他买单，我也就不再拒绝参加这场示威。
我们四点钟在生意最火的佩内洛普咖啡馆占据了一个显眼的位置；我舅舅索斯泰纳声音洪亮地谈论着我们点的菜。
六点钟开始上菜，十点钟我们还在吃；我们五个人喝了十八瓶优质葡萄酒，外加四瓶香槟酒。这时，我舅舅提议搞他所谓的“大主教巡访”。每人面前有六个小酒杯，摆成一排，斟满不同的利口酒；他们必须在数到二十以前一杯杯喝完这些酒。这很傻，但我舅舅索斯泰纳却觉得很“应景”。
十一点钟，他已经烂醉如泥，只得雇车把他拉回家，扶他上床睡下。他这次反教会示威，看来注定要演变为一场可怕的消化不良了。
我也醉了，不过醉得开心；在返回住所的路上，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不够信义﹑但却能完全满足我的怀疑主义本能的念头。
我正了正领带，作出一副难过的表情，像发了疯似的拉响那位老耶稣会士的门铃。他耳背，让我好等。后来我用脚狠踢，房子都摇晃了，他才终于在窗口探出戴着睡帽的脑袋，问：“找我有什么事呀？”
我大声疾呼：“快，快，尊敬的长老，给我开门；有个已经没有希望的病人一定要请您去做圣事！”
那可怜的老头儿立刻套上一条裤子，道袍也没穿好，就跑下楼来。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他，我的自由思想家舅舅突然感到很不舒服，看来要生一场大病；舅舅对死亡万分恐惧，希望见他，和他谈谈，听听他的高见，更好地了解宗教，向教会靠拢，当然喽，还希望做忏悔、领圣体，以便在跨出那可怕的一步时可以心安神泰。
我还用不以为然的口气补充道：“总之，他希望如此。这样做即使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但愿也没有什么坏处。”
老耶稣会士惊喜交加，浑身哆嗦着对我说：“孩子，请稍等，我就来。”但是我连忙说明：“对不起，尊敬的神父，我就不陪您去了；因为信仰的关系，我不方便那样做。我刚才甚至拒绝来找您。因此拜托您别说见到过我，就说您是得到上天启示才知道我舅舅生病的。”
老头儿允诺以后，就匆匆走去，拉响索斯泰纳舅舅的门铃。正在伺候病人的女仆立刻来开门；我眼看着那件黑道袍消失在这座自由思想的堡垒里。
我躲在隔壁的门洞里等着看热闹。要不是生病，我舅舅一定会把这耶稣会士打个半死；可是我知道他现在连胳膊也动弹不了，我幸灾乐祸地寻思：这两个对头狭路相逢，会出现怎样令人无法想象的场面？发生怎样的恶斗？怎样的激辩？怎样的惊讶？怎样的混乱？在冤家路窄的情况下又会有怎样的结局？要知道我舅舅发起怒来，只会让局面更难收拾。
我独自一个人捧腹大笑，并且一迭连声地低声说着：“哈哈！多么妙的玩笑，多么妙的玩笑！”
不过天很冷，我发现耶稣会士过了好久仍不出来。我心想：“他们一定吵得不可开交。”
一个钟头过去了，接着两个钟头﹑三个钟头过去了。尊敬的神父还没出来。发生了什么事呢？难道我舅舅看见他，冷不防气死了？或者他把这穿道袍的人杀死了？或者他们俩互相吞噬了？这后一种假设在我看来可能性很小，因为我认为舅舅现在连一克食物也吃不下去了。这时天已大亮。
我惴惴不安，可又不敢进去，这时我想起有个朋友正好住在对面。我走去找他，向他说了实情。他先是吃了一惊，不过接着就大笑起来。我就埋伏在他的窗口。
九点钟，他接替我，我睡了一会儿。两点钟，我又替换他。我们都如坐针毡。
直到六点钟，耶稣会士才出来，一副安然自若﹑踌躇满志的神情；只见他不慌不忙地走远了。
这时我又内疚，又胆怯。我拉响舅舅的门铃；女仆出来开了门。我没敢向她打听，就一声不吭地走上楼。我的索斯泰纳舅舅躺在床上，脸色煞白，面容憔悴，神情沮丧，目光忧郁，胳膊疲软。一张小圣像用别针别在帐子上。
屋子里可以闻到强烈的消化不良的臭味。
我说：“喂，舅舅，您怎么还躺着？不舒服吗？”
他有气无力地回答：“唉！我可怜的孩子，我刚才大病了一场，差点儿死了。”
“怎么会这样，舅舅？”
“我也不知道；很奇怪。不过，最怪的是刚从这儿出去的那个耶稣会神父，你也知道，就是我以前不能容忍的那个人，嘿，他居然得到上天的启示，得知我的病情，跑来看我。”
我差点儿忍不住笑出声来，说：“哦，真的吗？”
“真的，他确实来了。他听到一个声音叫他起床，到我这儿来，因为我快死了。这是一道天启。”
为了忍住不笑，我打了个喷嚏。我恨不得在地上打几个滚儿。
过了一分钟，我尽管心里说不出地高兴，但还是强装气愤地说：“舅舅，您这个自由思想家，您这个共济会员，怎么能接待他，而不把他撵出去呢？”他好像有些不好意思，结结巴巴地说：“你听我说呀，因为这件事实在太蹊跷，太蹊跷了，完全是天意呀！再说，他还跟我谈到我的父亲。他从前认识我父亲。”
“您的父亲，舅舅？”
“是的，好像他认识他。”
“可是，也不能因为这个就接待一个耶稣会士呀。”
“我当然知道；不过我当时有病，病得很厉害！他尽心尽意照顾了我一整夜。他真是太好了。多亏他救了我。他们这些人，多少都懂一点医道。”
“哦，他照顾了您一整夜。可是，您刚才对我说，他才打这儿出去呀？”
“是呀，没错。见他待我这么好，我就留他吃了顿午饭。他是在我床边这张小桌子上吃的；我只喝了一杯茶。”
“这么说……他也吃荤了？”
就像我说了什么大不敬的话似的，舅舅顿时面露不悦，说：
“别瞎说，加斯东；有些玩笑开得很不应当。我这次生病，他对我的关心比亲人还好，我希望别人也尊重他的信仰。”
这一次，我真有些茫然了；不过我还是回答：
“说得好，舅舅。那么吃过午饭，你们又做什么了呢？”
“我们玩了一把别吉格，然后他念日课经，我读他带来的一本小书，那本书写得不错。”
“一本宗教方面的书吗，舅舅？”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更准确地说不是。这是他们在中非洲传教的故事，不如说是一本写旅游和冒险的书。这些人在那里做的事，很了不起啊。”
我开始感觉到事情不妙。我站起来，说：“好吧，再见啦，舅舅，我看得出您正在脱离共济会，皈依宗教。您变节了。”
他仍然有些面带惭愧，咕哝着说：“可是宗教也是一种共济会呀。”
我问：“您那个耶稣会士，他下次什么时候来？”我舅舅喃喃地说：“我……我也不知道，也许明天吧……不过也说不定。”
我沮丧极了，扭头就走。
我这个玩笑真是弄巧成拙！我舅舅彻底改变了信仰。如果仅止于此，倒还无所谓。天主教也好，共济会也罢，在我看来，不过是黑猫白猫。最糟糕的是，他刚刚立了遗嘱，是的，立了遗嘱，竟然剥夺了我的继承权，先生，把遗产留给了那个耶稣会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