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是以被告疯狂为理由进行辩护的。否则又怎能解释这离奇的罪行？
一天早上，人们在沙图附近的芦苇丛中发现了两具互相搂抱着的尸体，一男一女，是两个有名望的上层社会的人，富有，已经不年轻了，前一年才结婚，那时女的丧偶才三年。
没听说过他们有什么仇家，他们也没有遭到抢劫。看来他们是先被人用长而尖的铁器先后杀死，然后从岸上抛进河里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接受询问的几个船员也一无所知；案子就要搁置了，这时附近村庄的一个木匠，名叫乔治·路易，绰号叫“有产者”的，前来投案自首。
对所有的询问，他只是这么回答：
“我认识那个男的有两年，女的有半年。他们常来让我修理些古董家具，因为我干这一行手艺精。”
当人们问他：
“你为什么要杀害他们？”
他总是执拗地回答：
“我杀害他们是因为我想杀害他们。”
从他嘴里再也问不出别的。
这个人大概是个私生子，从前寄养在当地，后来索性被遗弃。除了乔治·路易，他没有别的名字，长大以后，他变得非常聪明，有品位又有天生的优雅气质，那是他的伙伴们所没有的，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个“有产者”的雅号，而且也不再叫他别的了。在他选的细木工这一行里，他被视为很出色的能工巧匠。他甚至能在木器上做一点雕花。人们也说他很狂热，信奉共产主义和虚无主义理论，酷爱读那些情节血腥的小说，是个很有影响力的选民，工人和农民的公共集会上妙语连珠的演说家。
律师是用疯狂为理由替他辩护的。
可是，怎样才能让人相信这个工匠会杀害他最好的顾客，既富有又慷慨的顾客（他承认这一点），须知两年来，他们让他做了三千法郎的活儿（他的账本可以证明）。只有一个解释：疯狂：一个失去社会地位的人思想偏执，通过杀害两个资产者，向所有资产者进行报复；律师还巧妙地提到当地给这个被遗弃的人起的“有产者”这个绰号；他高声说：
“时至今日，还要激使这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的不幸的孩子疯狂，岂不是一种讽刺，莫大的讽刺吗？他是个热烈的共和主义者。要我说什么呢？它属于共和国不久前枪杀和流放、今天张开臂膀欢迎的那个政党，对这个党来说放火是原则，屠杀是最简单的手段。
“如今在公共集会中鼓吹的这些可悲的理论毁了这个人。他听信了那些共和党人，甚至是女人的话，是的，女人的话！要甘必大先生流血，要格莱维先生流血；他的病态的精神崩溃了；他要流血，要资产者流血！
“应该判刑的不是他，先生们，是公社！”
响起一片赞同的低语声。可以明显地感到律师已经胜诉。检察官也没有抗辩。
于是庭长按惯例向被告提问：
“被告，为了替自己辩护，您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那人站了起来。
他个子矮小，淡黄的亚麻色头发，一双灰色的眼睛沉稳而又明亮。这身体单薄的小伙子发出的坚定、直率而又响亮的声音刚说了几句，顿时就改变了人们已经形成的对他的看法。
他说起话来声音高昂，语调夸张，但是十分清晰，即使坐在大厅最后面的人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庭长，由于我不愿去疯人院而宁愿上断头台，我要把一切讲给您听。
“我杀害了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
“现在，请听我说，然后审判我吧。”
一个女人，生下一个儿子，把他送到某个地方寄养。她恐怕连人家会把这小生命带到哪儿去都不知道。孩子是无辜的，但他却注定要永远受苦受难，为他非法的出生蒙羞，不仅如此，还有死亡的危险，因为他被人遗弃，因为再也收不到每月寄养费的奶妈，就像她们经常干的那样，会任其衰弱、挨饿、孤苦无助地死去。
喂我奶的那个女人是个正直人，比我的母亲更富有女性，更伟大，更富有母性。她把我养大。她尽这份职责实在是做错了。那些像被扔到臭水沟的垃圾一样被扔到城郊农村的不幸的孩子，还不如让他们死掉。
我带着自己身上有一个污点的隐约感觉长大。有一天，一群孩子叫我“私生子”。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听父母说的。我也不知道，但我感觉得到它的含义。
我可以这么说，我在学校里是最聪明的一个。我本来会是一个正直的人，庭长，如果我的父母没有犯下遗弃我的罪行，我也许还是一个杰出的人才。
这罪行，是他们对我犯下的。我是受害者，他们是罪人。我无法自卫，他们冷酷无情。他们本该爱我，他们却遗弃了我。
我呢，我应该感激他们给了我生命——不过生命是一个礼物吗？不管怎么样，我的生命只是一种不幸。在他们无耻地遗弃我之后，我欠他们的只有复仇了。他们对我犯下了对一个生命所能做出的最无人性、最可耻、最可怕的行为。
一个被侮辱的人出击了；一个被抢劫的人用武力夺回他的财产了；一个被欺骗、玩弄、折磨的人杀人了；一个被打耳光的人杀人了；一个蒙受耻辱的人杀人了。你们宽恕一些人的愤怒之举，但与他们所有人相比，我受到的抢劫、欺骗、折磨、残害、精神上的摧残和屈辱都更严重。
我报了仇，我杀了人。这是我的合法权利。我夺去了他们幸福的生命，来交换他们强加给我的可憎的生命。您要说这是弑亲罪！他们是我的父母吗？在他们看来，我是个可恶的负担，一件可怕的事，一个污点；在他们看来，我的出生是一个灾难，我的生命是一个让他们蒙羞的威胁。他们追求自私的快乐，却意外地有了一个孩子。于是他们把这孩子除掉。现在轮到我同样地回敬他们了。
不过最近我还真准备过爱他们。
我跟您说过，两年前，这个男人，我的父亲，第一次走进我的家。我并没有起任何疑心。他向我订做了两件家具。我后来知道，他事前曾向本堂神父打听过我的情况，当然，是在作出严守秘密的条件下。他后来就经常来；他让我替他做活，付的报酬也高。有时，他甚至找这样那样的话题聊聊。我还真感到对他有了好感。
今年初，他把他的妻子，我的母亲，也带来了。她进来的时候颤抖得那么厉害，我还以为她患有某种神经性的病呢。后来她要了一把椅子和一杯水。她什么话也没说；她只是痴痴地看我做的那些家具；对他问她的任何问题，她都只胡乱地说一个“是”或者“不是”！她走了以后，我真认为她有点神经不正常。下一个月她又来了。她平静了，能控制住自己了。那一天他们留下来聊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向我订了一大批货。我又见了他们三次，并不觉得有什么蹊跷；但是有一天她突然和我谈起我的生活，我的童年，我的父母。我回答：“我的父母嘛，夫人，他们是些卑鄙的家伙，他们把我遗弃了。”这时她用手捂着心口，昏倒在地上。我立刻想到：“她就是我的母亲！”不过我尽量不流露出什么来。我要看到她再来。
这以后，我也做了一些调查。我打听到他们前一年七月才结婚，那时我母亲守寡已三年。早就有许多传言，说在她前夫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就相爱，不过人们没有任何证据。我就是证据，他们先想隐藏、继而又希望毁掉的证据。
我等着。一天晚上她又来了，仍然是我父亲陪着。这一天她好像非常激动，我不明白为什么。临走的时候，她对我说：“我想帮助您，因为在我看来您是一个诚实的青年，一个勤劳的人；您大概有一天会想到结婚；我愿意来帮助您，让您能自由地选一个您中意的女人。我嘛，我有过一次违背自己心愿的婚姻，我知道那多么令人痛苦。现在，我有钱，没有孩子，自由自在，有权支配自己的财产。这是给您作聘礼的。”
她递给我一个封好的大信封。
我凝视了她一会儿，然后说：“您是我的母亲？”
她后退了三步，用手捂着眼睛，不再看我。他，那个男人，我的父亲，把她搂在怀里，对我喊道：“您简直疯了！”
我回答：“一点没疯。我很清楚你们是我的父母。不是这么容易就能骗得了我的。承认吧，我会为你们保守秘密的；我不会怨恨你们；我将依然是现在的我，一个木匠。”
他仍旧扶着开始啜泣的妻子，向门口退去。我跑去锁上门，把钥匙放进口袋，接着说：“您看看她，您还不承认她是我的母亲。”
这话让他火了，脸变得煞白，想到隐瞒至今的丑闻可能突然爆发，他们的地位、名声、荣誉可能毁于一旦，恐惧油然而生。他结结巴巴地说：“您是个流氓，想敲诈我们的钱财。您还帮那些穷老百姓、那些庄稼汉呀，还帮助他们，救济他们呀！”
我的母亲非常惊慌，连声说着：“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因为门关着，于是他喊道：“您要是不立刻给我打开门，我就告您敲诈和施暴，让您坐牢！”
我还能控制自己；我打开门，看着他们走向黑暗的深处。
这时，我突然感到自己刚刚变成了孤儿，刚刚遭到遗弃，被推进阴沟的水里。一股极度的悲伤，混杂着愤怒、仇恨、憎恶，弥漫了我的心；我全身心地奋起反抗了，这是一次为正义、为诚实、为荣誉、为被抛弃的爱而进行的反抗。我开始沿塞纳河奔跑去追赶他们。他们去沙图火车站必须沿着河边走。
我很快就赶上了他们。已经是夜晚，天全黑了。我在草地上轻轻地走，因此他们听不见我赶来。我的母亲还在哭。我的父亲在说：“这都怪您。为什么您坚持要见他！处在我们的地位，这简直就是发疯。您可以远远地帮助他，不要露面。既然我们不能承认他，冒着危险来看他有什么用呢？”
我于是冲到他们面前，结结巴巴地哀求道：“你们很清楚你们是我的父母。你们已经抛弃了我一次，还要再推开我吗？”
庭长，我以我的名誉，以法律的名义，以共和国的名义，向您担保，他向我举起了手。他打我；由于我抓住他的领子，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
我愤怒极了，我失去了理智，我的两脚圆规正好在口袋里，我扎了他，尽我所能地扎了他。
她呐喊起来：“救人啊！抓凶手啊！”一面揪我的胡子。看来我把她也杀了。难道我能知道自己当时做了什么吗？
后来，我见他们俩都躺在地上，连考虑也没考虑，就把他们扔进塞纳河。
就是这样——现在，请审判我吧。
被告坐下。听了这番真情告白，案子延至下次开庭续审。不会拖延很久。如果我们是陪审员，我们会拿这个杀害父母的人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