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办公室里，蒙吉莱大叔在人们看来是个怪人。这是个心地善良的老公务员，可他一辈子只出过一次巴黎。
那是七月末的事。我们中的每个人，每个星期日都要到郊区去，或者在草地上滚爬，或者在河水里扑打。阿尼埃尔、阿尔让特依、沙图、布吉瓦尔、梅松、普瓦西，不乏它们的常客和狂徒。所有这些美妙的地方，没有哪个巴黎的职员不知道的，人们对它们的种种优点和好处总是津津乐道。
蒙吉莱大叔常说：
“一群帕努奇的羔羊！你们的乡下，就那么美！”
我们也常问他：
“喂，蒙吉莱，您，您怎么从来都不出去走走？”
“对不起。我么，我乘公共马车游逛。我不慌不忙地在楼底下的酒店美美地吃完午饭，就根据一张巴黎地图、公共马车路线图和换车表，确定好我当天游逛的路线。然后，我就爬上公共马车的顶层，撑开阳伞，车夫挥鞭启程啰。啊！我看到的东西，哼，比你们多得多。我还经常变换街区。就好像我在周游世界似的，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居民就大不一样。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的巴黎。另外，再也没有比夹层更有趣的了。能在那里面看到的东西，尽管只是匆匆一眼，也是难以想象的。只远远瞅见一个男人吼叫的嘴脸，就不难猜想这家人的一些场景；从理发店前面经过，理发师不顾客人先生满鼻子的白色肥皂泡沫，只顾往街上看，真好笑。跟女帽店的女老板打个飞眼，眉目传情， 只是为了乐和乐和，因为反正没有时间下车。啊！能看到多少东西啊！
“那就像看戏，既有趣，又真实，时在两匹马一路小跑的马车上看到的自然的戏剧。见鬼去吧，我才不会用我乘坐公共马车的漫游来换你们在树林里傻里傻气的瞎逛呢。”
人们对他说：“您不妨尝试一下，蒙吉莱，到乡下来一次，试试嘛。”
他回答：
“二十年前我去过一次，我再也不会上当了。”
“那就讲给我们听听，蒙吉莱。”
“只要你们愿意听。”
“你们都认识布瓦万，我们管他叫布瓦娄的那个前拟稿科员吧？”
“是啊，当然认识。”
“事情是这样的——”
他和我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这个无赖在科隆布有一所房子，他一直邀请我到他家去过一个星期日。他对我说：
“来吧，玛居洛特（他总开玩笑地叫我玛居洛特），你看吧，我们一定会玩得非常开心。”
我呢，就像傻瓜一样上了他的当，一天早上，乘坐八点钟的火车出发了。我来到一个类似城市的地方，或者说是乡间城市，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可看，我终于在一个两面墙之间的过道的尽头找到一扇破旧的木头门，门上有个铁门铃。
我拉响了门铃，等了很久才有人来开门。给我开门的是什么呀？我第一眼还真没看出来：是一个女人还是一只母猴？她又老又丑，穿着旧衣服，看上去脏兮兮的，一脸凶相。头发里沾着几根家禽的羽毛，那神情像是要把我吞掉。
她问：
“你要干什么？”
“找布瓦万。”
“找布瓦万，你找他干什么？”
我被这个泼妇的盘问搞得很不舒服，结结巴巴地说：
“这个么……他在等我。”
她接着说：
“啊！来吃饭的就是您吗？”
我吞吞吐吐地说出一个颤颤巍巍的“是”字。
她于是回过头，用刺耳的声音冲着房子那边大喊：
“布瓦万，你的人来了！”
原来这就是我朋友的妻子。小老头似的布瓦万很快就出现在房门口。那简陋的房子，灰泥墙上盖着铁皮，活像个脚炉。他穿的是一条污迹斑斑的斜纹布白裤子，戴一顶脏兮兮的巴拿马草帽。
握过手，他就把我带到他所谓的花园去；那其实是手帕点儿大的一小块地，在另一个过道的尽头，被大墙包围着，四周的房屋很高，一天只能射进两三个钟头的阳光。一些蝴蝶花、石竹、桂竹香、几棵玫瑰，在这缺乏空气而又被周围房顶的反光炽得像烤箱似的井底苟延残喘。
“我没有树，”布瓦万说，“可是邻居们的房子就是我的树。我就像在树林里一样阴凉。”
接着，他扯着我的上衣的一个纽扣，小声对我说：
“你来帮我一个忙。你也见识到我那位太太了。她不随和，是不是？因为我请你来，她今天给了我几件干净衣服，但是如果我把它们弄脏了，那就全完了；我只好靠你来给我浇花了。”
我欣然接受。我脱掉外衣，卷起衬衫袖子，两条胳膊轮换着，使劲地摇着一个不像样的唧筒，那唧筒像一个肺痨病人似的呼哨着，喘息着，呻吟着，挤出一条细细的流水，像华莱士饮水喷泉流出的水那么少。必须抽上十分钟，才能灌满一个喷水壶。我汗如雨下，布瓦万指挥着我。
“这儿……浇这一棵；……再浇一点；……够了；……浇那一棵。”
喷水壶有个破洞，漏水，漏到我脚上的水比浇在花上的还多。我的裤脚都湿透了，沾满泥浆。我周而复始，一连二十回，每次都把脚弄得精湿，把唧筒的手柄摇得哼哼唧唧，弄得我大汗淋漓。我实在累坏了，刚要停下，布瓦万老头就拉着我的胳膊，央求我：
“再浇一壶……就一壶……马上就结束了。”
为了感谢我，他送我一朵玫瑰花，一朵挺大的玫瑰花；但是刚碰到我的纽扣眼，花瓣就全掉了，作为给我的奖赏，只剩下一个淡绿色的、硬得像石头一样的梨状的小东西。我很惊讶，不过我什么也没说。
远远传来布瓦万太太的嚷嚷声：
“你们到底来不来？跟你们说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向那个脚炉走去。
如果说花园是在阴影里，那么相反，屋里充满了阳光，哈马姆的第二间蒸汽浴室也没有我这位同事的饭厅里热。
三个盘子，旁边是没洗干净的锡叉子，放在一张黄色的木桌上。桌子当中放着一个瓦罐，里面盛着加了土豆再回锅的炖牛肉。我们就吃起来。
一只长颈大玻璃瓶，装满了微微带点红色的水，吸引了我的目光。布瓦万有些不好意思，对他妻子说：
“喂，我亲爱的，机会难得，你不给一点纯葡萄酒喝？”
她愤怒地盯着他看了一眼。
“好让你们俩都灌醉了，是不是？好让你们俩在我家里嚷嚷一整天？去它的吧，机会！”
他住嘴了。吃完荤杂烩，她又端上一盆加肥猪肉烧的土豆。这道新菜在始终沉默的气氛中吃完，她就宣布：
“完了。现在可以走啦。”
布瓦万惊讶地看着她。
“但是鸽子……你今天早上收拾的鸽子呢？”
她两手一叉腰：
“你们也许还没有吃够吧？别以为你带了人来，就有理由把家里的东西都吃光。那我，我今天晚上吃什么？”
我们站起来。布瓦万往我耳朵里溜了一句：
“等我一分钟，我们一起走。”
说完他就到厨房里去，他妻子已经在那儿。我听见：
“给我二十苏，我亲爱的。”
“你要二十苏干什么？”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身上总得带点儿钱。”
为了让我听到，她大吼：
“不给，我就不给你！既然这个人在你家吃了午饭，至少你今天出去花的钱，他应该替你付吧。”
布瓦万老头又回来找我。我想尽量表现得彬彬有礼，对女主人又是点头又是哈腰，结结巴巴地说：
“太太……感谢……盛情招待……”
她回答：
“得啦！不过别把他灌醉了给我带回来，否则我可要找您算账。您要明白！”
我们出去了。
必须冒着毒日头穿过一块像桌面一样光秃秃的平原。我要在路边摘一种植物时，痛得叫了一声。手被扎伤了。这种植物叫荨麻。另外还到处散发出厩肥的臭味，而且臭得让人恶心。
布瓦万对我说：
“再忍耐一会儿，就要到河边了。”
果然，我们很快就到了河边。谁知道那儿淤泥和脏水臭气熏天，太阳照在水面上是那么强烈，刺得我的眼睛火辣辣的。
我求布瓦万快找个地方待一会儿。他带我走进一个挤满了人的小房子，一家内河水手常去的小酒馆。他对我说：
“这儿外表不起眼，不过里面挺舒服。”
我很饿。我叫了一份摊鸡蛋。可是酒刚喝到第二杯，布瓦万这无赖就失去了理智，我明白为什么他老婆只给他喝大量掺水的淡酒了。
他胡言乱语，站起来，想显显武功，掺和到两个打架的酒鬼中间去拉架；要不是老板出面排解，我们两个都得送命。
我就像人们扶醉鬼一样扶着他，拖着他走；遇到第一个灌木丛就把他放下。我自己也仰躺在他旁边。我似乎也睡着了。
我们想必睡了很长时间，因为我醒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布瓦万还在我身旁打鼾。我推推他。他起来了，尽管还醉醺醺的，不过稍微好了一点。
我们又出发了，在黑暗中穿过平原。布瓦万声称找得到回家的路。他带着我一会儿向左转，一会儿向右转，一会儿又向左转。既看不到天空，也看不清地面，我们在一片全是齐鼻子高的木桩的林子里迷失了方向。那其实就是一片用木桩支撑葡萄的葡萄园。四下里看不到一盏煤气灯。我们在里面转了可能有一两个钟头，绕来绕去，跌跌撞撞，伸着两条胳膊，像发疯了似的，怎么也找不到头，我们总是不得不又往回走。
后来，布瓦万撞在一根柱子上，撞破了脸。他再也不走了，索性坐到地上，扯着嗓子连声喊叫：“拉——依——突！”拖得很长，也很响。而我也使尽全身力气呼喊：“救命呀！”并且点亮了一根蜡绳，一方面能给营救的人照路，另一方面也为了给自己壮壮胆。
终于，一个赶夜路的农民听见我们的喊声，把我们领上了正路。
我一直把布瓦万扶到他家。我正要把他留在他家的花园门口时，门猛地打开了。他妻子手里拿着一支蜡烛出现了，把我吓得心惊胆战。
她或许天一黑就在等她的丈夫，一看见他，就向我冲过来，吼叫着：
“啊，坏蛋！我就知道你会把他灌醉了带回来！”
真的，我拔腿就逃，一口气跑到火车站；我担心那个泼妇会追来，便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因为下一班火车要半小时以后才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结婚，为什么我再也不走出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