剽窃天下

作者:我抽万宝路

十六《明报》三巨头

《明报》大楼,金庸办公室里,金庸的大班台上放满了书和文稿,墙壁周围也全部都是书柜,书柜中整整齐齐地装满了各种书籍。

金庸端坐在大班椅上,神情严峻地注视着他对面的两个人。他左手边放着5本书稿,右边却是拿着一本明报出版社曾经出版的《七杀》。

在金庸的对面,坐着沈宝新和潘粤明。沈宝新与金庸年龄相仿,都是40岁出头,他是《明报》的另一股东;而潘粤生却还只有30多岁,他是《明报》的主编。这两个人是《明报》的重要人物,也是金庸的左臂右膀。

“我花了6天时间,终于读完了这5本小说。以我的眼光来看,这五本书的作者,就是《七杀》的作者!我想,这决不会错!”金庸讲话很慢,似乎每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

潘粤明也感慨地说:“我早就读完了这5本书稿。呵呵,这5本书无疑都是宝贝,我们《明报》和明报出版社又有得赚了。”

“问题是,我们该给这个‘唐嘲’多少稿酬呢?连同《七杀》的稿酬与版税一并给他吗?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沈宝新似乎有点担忧什么,他叹息一声道:“宝贝是宝贝,但是这宝贝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昂贵了。其实,我也看出来了,《七杀》的作者就是唐嘲。他……现在是来向我们讨债来了。”

金庸沉吟了一会儿,然后又慢条斯理地说:“该还的,终究是要还的。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明报》发展这么迅速,这本《七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沈宝新和潘粤明都不说话了。他们的思绪仿佛回到了几年前。

1959年5月,金庸出资8万,沈宝新出资2万,共同创办了《明报》。《明报》创刊初期,沈宝新管营业,金庸负责编务,潘粤生作他们的助手。尽管他们不断更改副刊内容,改变新闻路线,金庸更是抱病撰写《神雕侠侣》,但是《明报》还是一步步滑向“声色犬马”之路,销量在千份之间起伏,第一年就亏空严重。《明报》的老员工都记得他当年辛劳的身影,一方面经常要通宵写稿,另一方面又为经济问题苦恼不已。有一段时间他要靠典当来维持《明报》。

6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的政治变局为金庸的出人头地提供了机会,金庸拯救《明报》也靠的就是这个时候的社论,特别是1962年“难民潮”事件的报道社论。1962年,受“大跃进”影响,内地有大批人员偷渡香港,被香港警方堵截于上水梧桐山。由于事件敏感,《大公报》、《文汇报》等报都不予报道,《明报》却“莽莽撞撞”,大声疾呼,从是年5月12日起,几乎每天都作头版全版报道。

也就是在那时,在梧桐山上,一个难民交给金庸一本叫做《七杀》的手抄本。金庸连夜读过这部小说之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果断出版《七杀》。

也许《七杀》是大陆头号“**”的缘故,《七杀》一经出版,3万册在香港3天时间就销售一空。他们接着印刷了好几次,把《七杀》销到了台湾、南洋。然后又翻译成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及日文,向全世界销售。

《七杀》一本书就让《明报》赚得盆满钵满。《明报》迅速走出困境,并且得到了发展。五年间,《武侠与历史》杂志、《明报月刊》、新加波和马来西亚的新加坡《新明日报》、《明报周刊》、《明报晚报》、《野马》杂志和《华人夜报》相继创刊。1966年下旬,《明报》通过银行按揭,用六百多万元买下了位于北角的全幢共九层的南康大厦,并改名为明报大厦。一时间,《明报》成为了香港举足轻重的一家传媒企业。

“老查,按照《七杀》的销量,再加上这五本小说,我们至少要付给唐嘲0万啊。而我们刚买了这幢大楼,创刊了《华人夜报》,资金方面有些吃紧啊。”沈宝新忧心忡忡地说:“这个唐嘲,早不来,晚不来,偏偏选择这个时候来……”

金庸思索了一会儿说:“我们现在银行里不是还有几百万吗?我想还是还给人家吧。”

沈宝新大摇其头道:“老查,那不行的!那几百万都是有计划的,你知道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投入到了股市里面去了……”

“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金庸当然知道那些资金的用途和去处,所以他打断沈宝新的说话。

沈宝新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轻声地说:“唐嘲刚来香港,对香港出版业并不熟悉。我们随便给他几个钱就是了。我想,我们用不着这样算得清清楚楚。”

作为《明报》的高层,潘粤明摇头道:“我认为这样不妥。唐嘲能够把五本《七杀》系列小说让给我们,就说明唐嘲很看好我们《明报》。谁都知道,这五本书是可以赚大钱的,如果我们给低了,他完全可以找其他出版社。而且,我们这样做,对《明报》,对老查的声誉都有莫大的影响。”

“如果我们做得巧妙一点,我们的声誉就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了。至于这五本书,虽然可以赚钱,但是,决不会再想有《七杀》那么赚钱了,我们……不要也罢。”沈宝新似乎已经经过了深思熟虑,他早有办法了。

“我同意粤明的意见。我们虽然是商人,但是我们首先还是文人!对于这种不义之财,我是不会要的。大不了,我们卖掉股票,或者卖掉一两家报纸。”金庸这次说话很果断,他不容置疑地说道:“老沈,我们59年——62年,那么困难的时候都咬牙挺过去了,难道这一次就需要出卖自己的良心吗?”

沈宝新一愣,他想说什么,但是最后还是忍住了。

金庸继续说道:“不是说,唐嘲派了一个人来《明报》工作吗?我想见见他。”

沈宝新点头道:“是的,那个人叫做郑大士。我想,他是唐嘲派来……讨债的。这段时间以来,我想他一定知道了我们《七杀》的销售数量。”说到这里,他生生地盯了潘粤明一眼,心中的怨恨表露无遗。

潘粤明连忙说:“这个郑大士刚来香港,没有落脚之处,他说请我们安排他工作,只要有口饭吃,有个安生之所就行了。我看见他实在可怜,而且又有唐嘲的五本新小说,所以我就把他留下来了。事实上,这个人还是比较勤奋的,而且与人相处也非常好……”

“好了,不要说了,把他叫进来吧。我马上见他。”金庸果断地说。

十六《明报》三巨头

《明报》大楼,金庸办公室里,金庸的大班台上放满了书和文稿,墙壁周围也全部都是书柜,书柜中整整齐齐地装满了各种书籍。

金庸端坐在大班椅上,神情严峻地注视着他对面的两个人。他左手边放着5本书稿,右边却是拿着一本明报出版社曾经出版的《七杀》。

在金庸的对面,坐着沈宝新和潘粤明。沈宝新与金庸年龄相仿,都是40岁出头,他是《明报》的另一股东;而潘粤生却还只有30多岁,他是《明报》的主编。这两个人是《明报》的重要人物,也是金庸的左臂右膀。

“我花了6天时间,终于读完了这5本小说。以我的眼光来看,这五本书的作者,就是《七杀》的作者!我想,这决不会错!”金庸讲话很慢,似乎每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

潘粤明也感慨地说:“我早就读完了这5本书稿。呵呵,这5本书无疑都是宝贝,我们《明报》和明报出版社又有得赚了。”

“问题是,我们该给这个‘唐嘲’多少稿酬呢?连同《七杀》的稿酬与版税一并给他吗?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沈宝新似乎有点担忧什么,他叹息一声道:“宝贝是宝贝,但是这宝贝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昂贵了。其实,我也看出来了,《七杀》的作者就是唐嘲。他……现在是来向我们讨债来了。”

金庸沉吟了一会儿,然后又慢条斯理地说:“该还的,终究是要还的。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明报》发展这么迅速,这本《七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沈宝新和潘粤明都不说话了。他们的思绪仿佛回到了几年前。

1959年5月,金庸出资8万,沈宝新出资2万,共同创办了《明报》。《明报》创刊初期,沈宝新管营业,金庸负责编务,潘粤生作他们的助手。尽管他们不断更改副刊内容,改变新闻路线,金庸更是抱病撰写《神雕侠侣》,但是《明报》还是一步步滑向“声色犬马”之路,销量在千份之间起伏,第一年就亏空严重。《明报》的老员工都记得他当年辛劳的身影,一方面经常要通宵写稿,另一方面又为经济问题苦恼不已。有一段时间他要靠典当来维持《明报》。

6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的政治变局为金庸的出人头地提供了机会,金庸拯救《明报》也靠的就是这个时候的社论,特别是1962年“难民潮”事件的报道社论。1962年,受“大跃进”影响,内地有大批人员偷渡香港,被香港警方堵截于上水梧桐山。由于事件敏感,《大公报》、《文汇报》等报都不予报道,《明报》却“莽莽撞撞”,大声疾呼,从是年5月12日起,几乎每天都作头版全版报道。

也就是在那时,在梧桐山上,一个难民交给金庸一本叫做《七杀》的手抄本。金庸连夜读过这部小说之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果断出版《七杀》。

也许《七杀》是大陆头号“**”的缘故,《七杀》一经出版,3万册在香港3天时间就销售一空。他们接着印刷了好几次,把《七杀》销到了台湾、南洋。然后又翻译成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及日文,向全世界销售。

《七杀》一本书就让《明报》赚得盆满钵满。《明报》迅速走出困境,并且得到了发展。五年间,《武侠与历史》杂志、《明报月刊》、新加波和马来西亚的新加坡《新明日报》、《明报周刊》、《明报晚报》、《野马》杂志和《华人夜报》相继创刊。1966年下旬,《明报》通过银行按揭,用六百多万元买下了位于北角的全幢共九层的南康大厦,并改名为明报大厦。一时间,《明报》成为了香港举足轻重的一家传媒企业。

“老查,按照《七杀》的销量,再加上这五本小说,我们至少要付给唐嘲0万啊。而我们刚买了这幢大楼,创刊了《华人夜报》,资金方面有些吃紧啊。”沈宝新忧心忡忡地说:“这个唐嘲,早不来,晚不来,偏偏选择这个时候来……”

金庸思索了一会儿说:“我们现在银行里不是还有几百万吗?我想还是还给人家吧。”

沈宝新大摇其头道:“老查,那不行的!那几百万都是有计划的,你知道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投入到了股市里面去了……”

“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金庸当然知道那些资金的用途和去处,所以他打断沈宝新的说话。

沈宝新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轻声地说:“唐嘲刚来香港,对香港出版业并不熟悉。我们随便给他几个钱就是了。我想,我们用不着这样算得清清楚楚。”

作为《明报》的高层,潘粤明摇头道:“我认为这样不妥。唐嘲能够把五本《七杀》系列小说让给我们,就说明唐嘲很看好我们《明报》。谁都知道,这五本书是可以赚大钱的,如果我们给低了,他完全可以找其他出版社。而且,我们这样做,对《明报》,对老查的声誉都有莫大的影响。”

“如果我们做得巧妙一点,我们的声誉就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了。至于这五本书,虽然可以赚钱,但是,决不会再想有《七杀》那么赚钱了,我们……不要也罢。”沈宝新似乎已经经过了深思熟虑,他早有办法了。

“我同意粤明的意见。我们虽然是商人,但是我们首先还是文人!对于这种不义之财,我是不会要的。大不了,我们卖掉股票,或者卖掉一两家报纸。”金庸这次说话很果断,他不容置疑地说道:“老沈,我们59年——62年,那么困难的时候都咬牙挺过去了,难道这一次就需要出卖自己的良心吗?”

沈宝新一愣,他想说什么,但是最后还是忍住了。

金庸继续说道:“不是说,唐嘲派了一个人来《明报》工作吗?我想见见他。”

沈宝新点头道:“是的,那个人叫做郑大士。我想,他是唐嘲派来……讨债的。这段时间以来,我想他一定知道了我们《七杀》的销售数量。”说到这里,他生生地盯了潘粤明一眼,心中的怨恨表露无遗。

潘粤明连忙说:“这个郑大士刚来香港,没有落脚之处,他说请我们安排他工作,只要有口饭吃,有个安生之所就行了。我看见他实在可怜,而且又有唐嘲的五本新小说,所以我就把他留下来了。事实上,这个人还是比较勤奋的,而且与人相处也非常好……”

“好了,不要说了,把他叫进来吧。我马上见他。”金庸果断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