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费尔南代斯，她也接待朋友，她有她的一个接待“日”。人们有时也到她那里去。有一次，客人中有德里厄·拉罗歇尔。此人显然由于自傲，总感到痛苦不安，为免于随俗说话很少，说起话来声调拖长，说的话很像别别扭扭的翻译文字。客人中也许还有布拉吉阿克，很遗憾，我记不真切，想不起来了。萨特未见来过。其中还有蒙帕纳斯的几位诗人，他们的名字我忘记了，全忘了。没有德国人。大家不谈政治。只谈文学。拉蒙·费尔南代斯谈巴尔扎克。人们通宵听他谈巴尔扎克。听他谈话，其中有着一种早已为人所遗忘的知识，但是他的学问可说完全是无从验证的。他提供的资料不多，宁可说他讲了许多看法。他讲巴尔扎克，好像他自己是巴尔扎克一样，仿佛他自己就曾经是如此这般，他也试图能成为巴尔扎克。拉蒙·费尔南代斯处世为人谦恭有礼，已进入化境，他在知识学问上也是如此，他运用知识的方式既是本质性的又是清澈见底的，从不让你感到勉强，有什么重负。这是一个真诚的人。在街上，在咖啡馆与他相遇，那简直像是盛大的节日一样，他见到你万分高兴，这是真的，他满心欢喜地向你嘘寒问暖。一向可好，怎么样？这一切就在一笑之间，完全是英国式的，连加一个逗点也来不及，在这一笑之间，说笑竟变成了战争，就像是痛苦必起于战争，所以，抵抗运动对于投敌合作，饥馑对于严寒，烈士殉难对于卑鄙无耻，都是事出有因的。贝蒂·费尔南代斯，她仅仅是谈到一些人，谈她在街上见到的和她认识的人，讲他们的情况，讲橱窗里还有待出售的东西，讲到额外配给的牛奶、鱼，讲到有关匮乏、寒冷、无止境的饥饿的令人安心的解决办法，生存下去的那些具体细节她始终不忽视，她坚持着，心里永远怀着殷切的友谊，非常忠诚又非常剀切的情谊。有多少通敌合作的人，就会引出多少费尔南代斯。还有我，我在战后第二年参加了法共。这种对应关系是绝对的，确定不移的。一样的怜悯，同样的声援救助，同样是判断上的软弱无力，同样的执著，不妨说，执著于相信个人问题可以从政治得到解决。她也是这样，贝蒂·费尔南代斯，她痴痴看着德国占领下阒无人迹的街道，她注意着巴黎，注视着广场上正在开花的卡特来兰草，就像另一个女人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她也有她接待友人的接待日。
他开出黑色利穆新小轿车送她回寄宿学校。在校门前面不远的地方，他把车停下来，以免被人看到。那是在夜里。她下了车，她头也不回地跑了。走进大门，她看到大操场上灯火没有熄灭。她走出过道，立即看见她，她正在等她，已经等得焦急，直直站在那里，脸上板板的，绝无笑意。她问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她说：没有回来睡。她没有说为什么，海伦·拉戈奈尔也没有多问。她摘去那顶浅红色的呢帽，解开夜里束起来的发辫。你也没有到学校去。是没有去。海伦说他们打电话来了，这样，她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她说，她应该去见总学监。在操场的暗处还有许多女生在那里。她们都穿着白色的衣服。在树下挂着一些大灯。有些教室还灯火通明。有些学生还在念书，有些学生在教室里闲谈，或者玩纸牌，或者唱歌。作息时间表上学生睡觉的时间没有规定，白天天气那么热，允许夜晚自由活动时间延长，延长多少全凭年轻的学监高兴。我们是这个公立寄宿学校仅有的白人。混血种学生很多，她们大多是被父亲遗弃的，作父亲的大多是士兵或水手，或海关、邮局、公务局的下级职员。大多是公共救济机关遣送到这里来的。其中还有几个四分之一混血儿。海伦·拉戈奈尔认为法国政府要把她们培养成为医院的护士或孤儿院、麻风病院、精神病院的监护人员。海伦·拉戈奈尔相信还要把她们派到霍乱和鼠疫检疫站去。因为海伦·拉戈奈尔这样相信，所以她总是哭哭啼啼，所有这些工作她都不愿意去做，她不停地讲她要从寄宿学校逃出去。
我到舍监办公室去见舍监，她是一位年轻的混血种女人，她平时也是十分注意海伦和我的。她说：你没有到学校去，昨天夜里你没有回来睡，我们不得不通知你的母亲。我对她说我昨天没有能赶回来，但是以后我每天晚上一定赶回宿舍睡觉，可以不必通知我的母亲。年轻的舍监看着我，对我笑笑。
后来我又没有回寄宿学校。又通知了我的母亲。她跑来见寄宿学校校长，她要求校长同意让我晚间自由行动，不要规定我的返校时间，也不要强迫我星期天同寄宿生集合出外散步。她说：这个小姑娘一向自由惯了，不是这样，她就会逃走，就是我，作为她的母亲，也拗不过她，我要留住她，那就得放她自由。校长接受了这种意见，因为我是白人，而且为寄宿学校声誉着想，在混血人之中必须有几个白人才好。我母亲还说，我在学校学习很好，就因为听任我自由自主，她说她的儿子的情形简直严重极了，可怕极了，所以小女儿的学习是她惟一的希望之所在。
校长让我住在寄宿学校就像住在旅馆里一样。
没有多久，我手上戴起了钻石订婚戒指。以后女舍监不再对我多加注意了。人们猜想我并没有订婚，但是钻石戒指很贵重，谁也不怀疑那是真的，因为把这么值钱的钻石戒指给了这样一个小姑娘，所以，那件事也就没有人再提起了。
我回到海伦·拉戈奈尔身边。她躺在一条长凳上，她在哭，因为她认为我将要离开寄宿学校，快要走了。我也坐到那条长凳上。海伦·拉戈奈尔在长凳上紧靠着我躺着，她身体的美使我觉得酥软无力。这身体庄严华美，在衣衫下不受约束，可以信手取得。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乳房。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海伦·拉戈奈尔，她对什么都不在意，她在寝室里裸露身体来来去去全不放在心上，海伦·拉戈奈尔是不知羞的。万物之中上帝拿出来最美的东西，就是海伦·拉戈奈尔的身体，上体附有双乳仿佛分离在体外，它们的姿形意态与身材高度既相对应又调和一致，这种平衡是不可比拟的。胸前双乳外部浑圆，这种流向手掌的外形奇异极了，没有比它更神奇的了。即使是我的小苦力小哥哥的身体也要相形见绌。男人身体的形状可怜，内向。但是男人身体的形状不会像海伦·拉戈奈尔身体那样不能持久，计算一下，它只要一个夏天就会消损毁去。海伦·拉戈奈尔，她是在大叻高原地区长大的。她的父亲是邮政局的职员。前不久她正在学年中间插进来来到学校。她很胆怯，总是躲在一边，默默地坐在那里，常常一个人啜泣。她有山区长大的人那种红润中带棕色的肤色，这里的孩子因为气候炎热和贫血，皮肤苍白发青，她在其中很不相同，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海伦·拉戈奈尔没有到中学读书。她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到学校去读书，海伦·拉。她不学习，学不下去，读不进。她到寄宿学校初级班进进出出，没有得到什么益处。她依偎着我，在哭，我摩着她的头发，她的手，我对她说我不走，我留下，留在寄宿学校，和她在一起。她不知道，海伦·拉，她不知道她很美。她父母不知让她怎样才好，他们只想尽快把她嫁出去。海伦·拉戈奈尔，她觉得任何人做她的未婚夫都可以，她只是不想要他们，她不愿意结婚，她想和她母亲一起回家。她。海伦·拉，海伦·拉戈奈尔。后来，到了最后，她按照她母亲的意愿去做了。她比我美，比那个戴着小丑戴的那种帽子、穿镶金条带高跟鞋、非常适合结婚的人要美得多；和海伦·拉戈奈尔相比，我更适宜于嫁人；不过，也可以把她嫁出去，安排在夫妻关系中，让她生活下去，那只会使她不安害怕，可以向她解释，她怕的是什么；但她不会理解，只有迫使她去做，走着看，也只能是这样。
海伦·拉戈奈尔，我已经懂得的事，她，她还不知道。她，她毕竟才十七岁。这大概是我的猜测：我现在已经知道的事，以后她永远不会明白。
海伦·拉戈奈尔身体略为滞重，还在无邪的年纪，她的皮肤就柔腴得如同某类果实表皮那样，几乎是看不见的，若有若无，这样说也是说得过分了。海伦·拉戈奈尔叫人恨不得一口吞掉，她让你做一场好梦，梦见她亲手把自己杀死。她有粉团一样的形态竟不自知，她呈现出这一切，就为的是在不注意、不知道、不明白它们神奇威力的情况下让手去揉捏团搓，让嘴去啮咬吞食。海伦·拉戈奈尔的乳房我真想嚼食吞吃下去，就像在中国城区公寓房间里我的双乳被吞食一样。在那个房间里，每天夜晚，我都去加深对上帝的认识。这一对可吞吃的粉琢似的乳房，就是她的乳房。
我因为对海伦·拉戈奈尔的欲望感到衰竭无力。
我因为欲望燃烧无力自持。
我真想把海伦·拉戈奈尔也带在一起，每天夜晚和我一起到那个地方去，到我每天夜晚双目闭起享受那让人叫出声来的狂欢极乐的那个地方去。我想把海伦·拉戈奈尔带给那个男人，让他对我之所为也施之于她身。就在我面前那样去做，让她按我的欲望行事，我怎样委身她也怎样委身。这样，极乐境界迂回通过海伦·拉戈奈尔的身体、穿过她的身体，从她那里再达到我身上，这才是决定性的。
为此可以瞑目死去。
我看她所依存的肉身和堤岸那个男人的肉体是同一的，不过她显现在光芒四射、纯洁无罪的现时之下，借着每一个动作，每一滴泪，她每一次失误，她的每一种无知，显现在不断重复的展放——像花那样的怒放之中。海伦·拉戈奈尔，她是那个痛苦的男人的女人，那个男人使我获得的欢乐是那么抽象，那么艰难痛苦，堤岸的那个无名的男人，那个来自中国的男人。海伦·拉戈奈尔是属于中国的。
我没有忘记海伦·拉戈奈尔。我没有忘记那个痛苦的男人。自从我走后，自从我离开他以后，整整两年我没有接触任何男人。这神秘的忠贞应该只有我知道。
至今我仍然归属于这样家族，任何别的地方我都不能去，我只能住在那里，只能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它的冷酷无情、可怕的困苦、恶意狠毒，只有这样才能在内心深处取得自信，从更深的深度上感受到我的本质的确定性。这些我以后还要写到。
就是那个地方，后来，有一次，当我回忆起往事，我已经离开了的地方又出现在眼前，而不是任何别的地方。我在堤岸公寓里度过的时间使那个地方永远清晰可见，永远焕然一新。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地方，接近死亡的地方，是暴力、痛苦、绝望和可耻的地方。那就是堤岸的那个地方。它在河的彼岸。只要渡过河去，就到了那个地方。
海伦·拉戈奈尔后来怎样，是不是已经死去，我不知道。她是先离开寄宿学校的，在我动身回法国之前她就走了。她回大叻去了。是她的母亲要她回大叻去的。我相信我记得那是为了回去结婚，大概她遇到一个刚刚从京城来的人。也许是我搞错了，也许我把海伦·拉戈奈尔的母亲非要她回去不可与她后来发生的事混在一起也说不定。
让我再给你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看看这究竟是怎样的。是这样：他偷了仆役的钱，去抽鸦片烟。他还偷我们母亲的东西。他把衣橱大柜翻了个遍。他偷。他赌。我父亲死前在双海地方买了一处房产。这是我们惟一的财产。他赌输了。母亲把房产卖掉还债。事情到此并没有完，是永远不会完的。他年纪轻轻居然试图把我也卖给出入圆顶咖啡馆的那些客户。我母亲所以活下来就是为了他，为了他吃饱，睡暖，能够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她为他买下昂布瓦斯的地产，是十年省吃俭用的代价。仅仅一夜，就被抵押出去了。她还付了息金。还有我已经给你说过的树林伐下卖掉的收入。仅仅一夜，就把我那快要咽气的母亲偷得精光。他就是那么一个人，贼眉鼠眼，嗅觉灵敏，翻橱撬柜，什么也不放过，一叠叠被单放在那里，他也能找到，藏东西的小角落，也发现被翻过。他还偷亲戚的东西，偷得很多，珠宝首饰，食物，都偷。他偷阿杜，偷仆役的，偷我的小哥哥。偷我，偷得多了。甚至他的母亲，他也会拉出去卖掉。母亲临终的时候，就在悲恸的情绪下，他居然立刻把公证人叫来。他很会利用亲人亡故情感悲恸这一条。公证人说遗嘱不具备法律效力。因为母亲遗嘱里用牺牲我的办法把好处都转给她的大儿子了。差别太大太明显了，叫人觉得好笑。本来我应该查明底细才好说接受或不接受，但是，我保证说，我接受：我签了字。我接受了。我的哥哥，眼睛也不敢抬一抬，只说了一声谢谢。他也哭了。在丧母悲恸的情感下，他倒是诚实的。巴黎解放的时候，他在南方与德寇合作的罪行显然受到追究，他走投无路，来到我家。我本来对那些事不大清楚，他遇到危险在逃，说不定他出卖过许多人，犹太人，他做得出。他倒变得十分和气了，他杀人以后，或是要你为他效力，他就变得多么亲热似的，一向如此。我丈夫被押解出境，没有回来。他表示同情。他在我家留了三天。我忘了，我出门，在家我是什么都不关闭的。他翻箱倒柜。我为丈夫回来凭配给证买来存着的糖和大米被他翻到，一扫而光。他翻到我房间里一个小橱。居然让他找到了。他把我全部积蓄五万法郎席卷而去。一张钞票也不留。他带着偷到手的东西离开公寓。后来我见到他，这种事我没有向他提起，对他那是太可耻了，我做不出。根据那份伪造的遗嘱，那处误传属于路易十四的古堡，也给卖掉了，卖得一文不值。这笔买卖暗中有鬼，和遗嘱的情况完全一样。
母亲死后，他成了孤家寡人。他没有朋友，他以前也没有朋友，有时有过几个女人，他让她们到蒙帕纳斯去“干活儿”，有时他也有不干活儿的女人，他不让她们去干活儿，至少起初是这样，有时，有些男人，他们为他付账。他生活在彻底的孤独状态下。这孤独随着人渐渐老去更加孤苦无告，日甚一日。他本来是一个流氓，所求不多。在他四周，看起来他很可怕，不过就是这样。对我们来说，他的真正统治已告结束。他还算不上匪徒，他是家中的流氓，撬柜的窃贼，一个不拿凶器杀人的杀人犯。他也不敢触犯刑律。那类流氓坏蛋也就是他这副腔调，十分孤立，并不强大，在恐慌中讨生活。他内心是害怕的。母亲死后，他过着离奇的生活。那是在图尔。他认识的人无非是咖啡馆了解赛马“内幕消息”的茶房和在咖啡馆后厅赌扑克的酒客这些人。他开始变得很像他们，酒喝得很多，撇着嘴，两眼充血。在图尔，他一无所有。两处财产早已出清，什么都没有了。他在我母亲给他租的一间贮藏室里住了一年。睡沙发睡了一年。住进来，人家是同意的。住了一年。一年以后，他被赶出门外。
这一年他大概想把典出的产业赎回来。他还是赌，把母亲存放在贮藏室里的家什一件件赌尽卖光，先是青铜佛像、铜器，然后是床，再是衣橱，再是被单之类。终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什么也没有了，除开他身上穿的一套衣服以外什么也没有了，连一条被单、一副餐具也没有了。就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一年过去，没有人再放他进门。他给巴黎一个堂兄弟写信。他总算在马尔泽尔布有了一间下房栖身。所以，他年过五十，总算第一次有了一个职业，有生以来第一次拿薪水过活，成了一家海运保险公司的信差。我想，这个差事，他干了有十五年。后来他进了医院。他没有死在医院里。他是死在他的住房里的。
我的母亲从来不提她这个儿子。她从来也不抱怨。她决不向任何人讲到这个撬开橱柜偷东西的贼。对这种母爱来说，那就仿佛犯有某种轻罪一样。她把它掩盖起来不外露。不像她那样了解她儿子的人，当然认为她不可理解、不通人情，而她也只能在上帝面前、只有在上帝面前了解她的儿子。关于他，她常常讲一些无关痛痒的琐事，讲起来也是老一套，说什么如果他愿意，他肯定是三个孩子中最聪明的一个。最有“艺术气质”。最精明。还有，他是最爱他母亲的。他，肯定他也是最理解她的。她常常说：我简直不明白，一个小孩竟是这样，有这样的直觉，有这么深的情感，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后来还见过一面，他也曾告诉我我的小哥哥是怎么死的。他说：死得太可怕了，我们这个兄弟，糟极了，我们的小保罗。
我们作为手足之亲还留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有一次，在沙沥的餐厅一起吃饭。我们三个人在餐厅吃饭。他们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八岁。我的母亲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大哥看着我们，看着他的弟弟和我吃饭，后来，他把手中叉子放下不吃了，只是盯着弟弟看。他那样看他看了很久，然后突然对他说，口气平静，说出的话是可怕的。说的是关于食物的事。他对他说：他应当多加小心，不该吃那么多。弟弟没有答话。他继续说下去。他叮嘱说，那几块大块的肉应当是他吃的，他不应该忘记。他说，不许吃。我问：为什么是你吃？他说：就因为这样。我说：你真是该死。我吃不下去了。小哥哥也不吃了。他在等着，看弟弟敢说什么，只要说出一个字，他攥起的拳头已经准备伸过桌子照着弟弟的脸打它个稀烂。小哥哥不作声。他一脸煞白。睫毛间已是汪汪泪水。
他死的时候，是一个阴惨惨的日子。我记得是春天，四月。有人给我打来电话。别的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死了，倒在他的房间的地上。他死在他的故事结局之前。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事情已成定局，他死得未免太迟了，小哥哥一死，一切也就完了。克制的说法是：一切都已耗尽了。
她曾经要求把他和她葬在一起。我不知道那是在什么地方，在哪一个墓地，我只知道是在卢瓦尔省。他们两人早已长眠墓中。他们两人，只有他们两个人。不错，是这样。这一形象有着一种令人难以承受的庄严悲壮。黄昏在一年之中都是在同一时刻降临。黄昏持续的时间十分短暂，几乎是不容情的。在雨季，几个星期看不到蓝天，天空浓雾弥漫，甚至月光也难以透过。相反，在旱季，天空裸露在外，一览无遗，真是十分露骨。就是没有月光的夜晚，天空也是明亮的。于是各种阴影仿佛都被描画在地上、水上、路上、墙上。
白昼的景象我已记不清了。日光使各种色彩变得暗淡朦胧，五颜六色被捣得粉碎。夜晚，有一些夜晚，我还记得，没有忘记。那种蓝色比天穹还要深邃邈远，蓝色被掩在一切厚度后面，笼罩在世界的深处。我看天空，那就是从蓝色中横向穿射出来的一条纯一的光带，一种超出色彩之外的冷冷的熔化状态。有几次，在永隆，我母亲感到愁闷，叫人套上两轮轻便马车，乘车到郊外去观赏旱季之夜。我有幸遇到这样的机会，看到这样的夜色，还有这样一位母亲。光从天上飞流而下，化作透明的瀑布，沉潜于无声与静止之墓。空气是蓝的，可以掬于手指间。蓝。天空就是这种光的亮度持续的闪耀。夜照耀着一切，照亮了大河两岸的原野一直到一望无际的尽头。每一夜都是独特的，每一夜都可以叫做夜的延绵的时间。夜的声音就是乡野犬吠的声音。犬向着不可知的神秘长吠。它们从一个个村庄此呼彼应，这样的呼应一直持续到夜的空间与时间从整体上消失。在庭院的小径上，番荔枝树阴影像黑墨水勾画出来的。花园静止不动，像云石那样凝固。屋宇也是这样，是纪念性建筑物式的，丧葬式的。还有我的小哥哥，他在我的身边走着，他注目望着那向着荒凉的大路敞开的大门。
有一次，他没有来，没有到学校门前来接我。只有司机一个人坐在黑色的汽车里。司机告诉我少主人的父亲病了，少主人到沙沥去了。司机，他受命留在西贡，送我去学校，接我回宿舍。少主人要过几天才回来。后来，他坐到黑色汽车的后座上来了，脸侧向一边，怕看别人的眼睛，他一直是仓皇不安的，他害怕。我们抱吻，一句话也不说，只顾抱在一起，就在学校前面，还紧紧抱着，我们什么都忘了。他在抱吻中流泪，哭。父亲还活着。他最后的希望已经落空。他已经向他提出请求。他祈求允许把我留下，和他在一起，留在他身边。他对他父亲说他应该理解他，说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对这样的激情至少应该有过一次体验，否则是不可能的，他求他准许他也去体验一次这样的生活，仅仅一次，一次类似这样的激情，这样的魔狂，对白人小姑娘发狂一般的爱情，在把她送回法国之前，让她和他在一起，他请求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有时间去爱她，也许一年时间，因为，对他来说，放弃爱情决不可能，这样的爱情是那么新，那么强烈，力量还在增强，强行和她分开，那是太可怕了，他，父亲，他也清楚，这是决不会重复再现的，不会再有的。
父亲还是对他重复那句话，宁可看着他死。
我们一起用双耳瓮里倒出的清水洗浴，我们抱吻，我们哭，真值得为之一死，不过，这一次，竟是无可告慰的欢乐了。后来，我对他说了。我对他说：不要懊悔，我让他想一想他讲过的话，我说我不论在哪里，总归要走的，我的行止我自己也不能决定。他说，即使是这样，以后如何他也在所不计，对他说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完了，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对他说，我同意他父亲的主张。我说我拒绝和他留在一起。理由我没有讲。
这是永隆的一条长街，尽头一直通到湄公河岸边。这条大街每到黄昏很是荒凉，不见人迹。这天晚上，几乎和任何一天的晚上一样，发电厂又停电，事情就从这里开始。我刚刚走上大街，大门在后面就关上了，接着，灯光突然灭了。我拔脚就逃。我要逃走，因为我怕黑。我越跑越快。猛可之间，我相信我听到身后也有人在跑。在身后肯定有人跟踪追来。我一面跑，一面转身看了一看。一个高高的女人，很瘦，瘦得像死人似的，也在跑，还在笑。她赤着双脚，在后面紧追，要追上来，抓住我。我认出来了，是本地区那个疯人，永隆的女疯子。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说话，她在夜里话语连篇，在白天是倒头长睡，经常出没在这条大街花园门前。她又是跑又是喊叫，喊叫什么我听不清。我怕极了，我呼救，但是叫不出声。我大概在八岁的时候，曾经听到她那尖厉的笑声，还有她的快乐的呼叫，肯定是在拿我取乐。回想起来，中心就是关于这样一种恐惧的记忆。说这种恐惧已超出我的理解、超出我的力量，这样说也还不够。如果可以进一步说，那是关于人的存在整体这种确定性的记忆，也就是说，那个女人如用手触及我，即使是轻轻一触，我就会陷入比死还要严重的境地，我就要陷于疯狂。我跑到邻近的花园，跑到一座房子那里，刚刚跑上台阶，就在房门入口那里倒下了。过后有许多天，我还不能把遇到的这件事说明白。
在我一生的后期，看到我母亲病情日趋严重，我仍然十分害怕——病的情况我已记不起了——这就是使她同她的孩子分开的那种情况。我以为只有我知道未来将是怎样，我的两个哥哥不会知道，因为我的两个哥哥对这种情况不可能作出判断。那是在我们最后分开以前几个月，在西贡，夜已经很深，我们在泰斯塔尔路住房的大平台上。阿杜也在。我注目看着我的母亲。我简直认不得她了。后来，在恍惚之中，似乎一切突然崩陷，我的母亲我突然完全认不出来了。就在靠近我的地方，在我的母亲所坐的位子上，突然出现了另一个人，她不是我的母亲，她有她的面目，她的外观，但不是我的母亲。她那神态稍稍显得呆滞，在望着花园，注视花园的某一点，似乎正在探看某种我无从觉察的正在发生正在迫近的事件。在她身上，有着容颜眉眼表现出来的青春，有着某种幸福感，这种幸福她是以贞节为理由加以压制的，而贞节之于她早已习惯成自然了。她曾经是很美的。阿杜一直守在她的身边。阿杜好像什么也没有察觉。可怕的不是我所说的这一切，不在她的容貌，她的幸福的神态，她的美，可怕的是：她分明是坐在那里，她作为我的母亲坐在那里，竟发生了这种置换，我知道坐在她位子上的不是别人，明明是她本人，恰恰是这绝不能由他人替换的正身消失不见了，而我又不能使她再回来，或者让她准备回转来。让这个形象存留下来是决不可能的了。我在心智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变成了疯狂。这正是应该呼号喊叫的时间，正当其时。我号叫着。叫声是微弱的，是呼求救援之声，是要把那坚冰打破，全部景象就这样无可挽回地冻结在那冰块里面了。我的母亲竟又回转来了。我使得全城都充满了大街上那种女乞丐。流落在各个城市的乞妇，散布在乡间稻田里的穷女人，暹罗山脉通道上奔波的流浪女人，湄公河两岸求乞的女乞丐，都是从我所怕的那个疯女衍化而来，她来自各处，我又把她扩散出去。她到了加尔各答，仿佛她又是从那里来的。她总是睡在学校操场上番荔枝树的阴影下。我的母亲也曾经在她的身边，照料她，给她清洗蛆虫咬噬、叮满苍蝇的受伤的脚。
在她身边，还有那个故事里曾经讲到的那个小女孩。她背着那个小女孩跋涉了两千公里。这个小女孩她不想再留下，她把她给了别人，行，行，就抱走吧。没有孩子了。再也没有孩子了。死去的，被抛弃的，到生命的尽头，算一算，竟是那么多。睡在番荔枝树下的女人还没有死。她活得最长久。后来，她穿着有花边的裙衫死在家屋之中。有人来送她，哭她。
她站在山间小径两旁水田的斜坡上，她在哭叫，又放开喉咙大笑。她笑得多么好，像黄金一样，死去的人也能被唤醒，谁能听懂小孩的笑语，就能用笑唤醒谁。她在一处般加庐前逗留了许多天没有走，般加庐里住着白人，她记得白人给乞食的人吃饭。后来，有一次，是的，天刚刚透亮，她醒了，动身上路，那一天，她走了，请看是为什么，只见她朝着大山从斜里插过去，穿过大森林，顺着暹罗山脉山脊上小道走了。也许是急于要看到平原另一侧黄色绿色的天空，她穿越群山而去。她又开始下山，向着大海，奔向终点走去。她稀稀拉拉迈着大步沿着森林大坡直奔而下。她越过丛山，又在森林里辗转穿行。这是一座又一座疫疠弥漫的森林。这是一些气候炎热的地区。这里没有海上的清风。这里只有滞留不散的喧闹的蚊阵，婴尸，淫雨连绵。后来到了河流入海的三角洲。这里是大地上最大的三角洲。是乌黑的淤泥地。河流在这里汇合流向吉大港。她已经从山道、森林走出来了，她已经离开了贩运茶叶行人往来的大道，走出赤红烈日照耀的地区，三角洲展现在前面，她在这开阔地上急急走着。她所选择的方向正是世界旋转的方向，迷人的辽远的东方。有一天，大海出现在她的眼前。她惊呼，她笑，像飞鸟发出神奇的叫声那样放声大笑。因为她这样的笑声，她在吉大港找到一条过路的帆船，船上的渔民愿意带她去，她与他们结伴横渡孟加拉湾。
从此以后，人们看到她出现在加尔各答郊外垃圾场一带地方。
后来她又不见了。后来她又回来了。她又出现在那个城市的法国大使馆的背后。她有取之不尽的食物用来充饥，她睡在公园里过夜。
夜里，她留在公园里。天亮以后，就到恒河水边。爱笑的天性和嘲笑的习惯永远不变。她留在这里不走了。食于斯，眠于斯，这里的黑夜是安谧宁静的，她在花园里过夜，这是长满了欧洲夹竹桃的花园。
有一天，我也来到这个地方，从这里经过。那时我是十七岁，这是英国人的居住区，各国使馆都在这里辟有花园，那时正是季风转换的季节，网球场上空无一人。沿恒河一带，麻风病人在那里走着笑着。
我们乘的船中途在加尔各答靠岸。邮船出了故障。为消磨时间，我们上岸入城去游览。第二天傍晚，我们启航离去。
十五岁半。在沙沥地区很快就有传闻流传了。仅仅这种装束，就足以说明这种没有廉耻的事。母亲是无知的，如何教养幼女也缺乏知识。可怜的孩子。请不要相信，戴这种帽子不会是无辜的，涂上那种口红也不会是无辜的，总有什么问题，决不是清白无辜，那意思是说，是在勾引人，是为了金钱。两个哥哥又是两个坏蛋。人们说，又是一个中国人，大富翁的儿子，在湄公河上有别墅，还是镶了蓝琉璃瓦的。就是这位大富翁，也不会认为这是体面事，决不许他的儿子同这样的女子有什么瓜葛。一个白人坏蛋家庭的女儿。
有一位有地位的夫人，人们都称她夫人，是从沙湾拿吉来的。她的丈夫奉命调到永隆。在永隆足有一年光景，人们不曾见她身影。原因出在这个年轻人，沙湾拿吉行政长官帮办，她的丈夫。他们的爱情维持不下去了。他拿起左轮手枪开枪自杀。这一事件传到永隆新职位所在地。他在离开沙湾拿吉来到永隆赴任的那天，就在这一天，对准心脏打了一枪。就在任所所在的大广场上，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她几个还幼小的女儿，也由于丈夫被派到永隆，她对他说：事情就到这里结束吧。
在堤岸声名狼藉的地区这类事每晚都有发生。每天夜晚，这个放荡的小丫头都跑来让一个中国下流富翁玩弄。她在法国学校读书，学校里白人小姑娘、年纪幼小的白人女运动员都在体育俱乐部游泳池里练自由泳。有一天，命令下达，禁止她们和沙沥女校长的女儿说话。
在课间休息时间，她成了孤零零一个人，背靠在室内操场的柱子上，望着外面的马路。这件事她没有告诉她的母亲。她仍旧乘堤岸中国人的黑色小汽车来上课。下课离校，她们目送她离去。没有一个人和她说话。无一例外。这种孤独，使关于永隆那位夫人的事迹的记忆又浮现在她眼前。那时，她是初到这里，已经三十八岁。那时，她不过是十岁的小孩子，现在，当她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她已经是十六岁了。
那位夫人正坐在她住室前的平台上，眺望湄公河沿岸的大街，我和我的小哥哥上教理课回来从那个地方经过，我在那里曾经看见她。她那个房间正好在那幢附有大遮阳棚平台的华美大建筑的正中，一幢巨宅又正好坐落在长满欧洲夹竹桃和棕榈树的花园的中心。这位夫人和这个戴平顶帽的少女都以同样的差异同当地的人划然分开。这两个人同样都在望着沿河的长街，她们是同一类人。她们两个人都是被隔离出来的，孤立的。是两位孤立失群的后妃。她们的不幸失宠，咎由自取。她们两人都因自身肉体所赋有的本性而身败名裂。她们的肉体经受情人爱抚，让他们的口唇吻过，也曾委身于如她们所说可以为之一死的极欢大乐，这无比的欢乐也就是耻辱，可以为之而死的死也就是那种没有爱情的情人的神秘不可知的死。问题就在这里，就在这种希求一死的心绪。这一切都因她们而起，都是从她们的居室透露出来的，这样的死是如此强烈有力，这样的事实，在整个城市，在偏僻的居住区，在各地首府，在总督府的招待会和漫长的舞会上，已是人所共知的了。
那位夫人在这类官方招待会上再次露面，以为事情已成过去，沙湾拿吉的年轻男人已经进入遗忘之境，人们早已把他忘了。所以这位夫人又在她负有义务不能不出面的晚会上再度出现，人们总需在这类场合不时出面，让人家看到，这样，也就可以从一方方稻田包围中的冷僻地区的可怕孤独中走出来，从恐惧、疯狂、疫疠、遗忘中逃出来。
在法国中学傍晚放学的时候，仍然是那部黑色小汽车，仍然是那个肆无忌惮、幼童式的帽子，那双有镶金条带的鞋，一如既往，还是去找那个中国富翁，让他在自己身上继续发掘，一如既往，让他给她洗浴，洗很长时间，像过去每天在母亲家洗浴一样，从一个双耳大瓮舀出清水沐浴，他也为她备好大瓮贮存清水，照例水淋淋地把她抱到床上，装上风扇，遍吻她的全身，她总是要他再来、再来，然后，再回到寄宿学校，没有人惩罚她，没有人打她，没有人损毁她，没有人辱骂她。
他自杀死了，那是在一夜将尽的时候，在地区灯火明亮的大广场上。那时，她正在跳舞。不久天亮了。他的尸体已经变形。后来，时间过久，烈日又毁去外形。没有人敢走到近前去看一看。警察到近前去看过。待到中午，小运输艇开走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不存在了，广场冲洗得干干净净。我母亲曾经对寄宿学校的女校长说：没有关系，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你不是看到了吗？这么一件小小的旧衣衫，这样一顶浅红色的帽子，这样一双带镶金条带的鞋子，她穿起来不是很合适、很得体吗？这位母亲讲到她的孩子总是如醉如痴，很是高兴，相对地说，她在那样的时刻，总是很动人的。寄宿学校的年轻女学监也热烈地倾听母亲讲话。母亲说，所有的人，地区所有的男人，不论已婚还是未婚，都围着她转，总是在她身前转来转去，他们喜欢这个小姑娘，喜欢那个嘛，还没有怎么定型，你看，还是一个孩子嘛。丢人现眼，没有廉耻，那些人这么说？我么，我说，不顾廉耻，清白又怎样？
母亲讲着，说着，讲到那种大出风头的卖淫，她笑出声来，她又讲到丑闻，讲这种微不足道的可笑的事，戴了一顶不合时宜的帽子，小孩子在渡河的时候显得漂亮，美得很，她对这里法国殖民地这种难以抵制的风气笑了又笑，她说，我讲到这个白净净的白人女孩子，这个年轻姑娘一直关闭在偏僻地区，一旦来到大庭广众之下，全城眼见目睹，和一个中国阔人的败类有了牵连，戴上钻石戒指像是一个年轻的银行老板娘，说着说着她又哭起来了。
在她看到那个钻石戒指的时候，她曾经轻声说：这让我想起我和我第一个丈夫订婚时曾经遇到的一个独身小青年。我说就是那位奥布斯居尔先生。大家都笑了。她说：那就是他的姓，真的，真是那样。
我们互相看着，这样看了很久，后来，她又笑了，笑得非常甜美，还带有嘲弄的意味，那样的笑包含着对自己的孩子、对他们以后的遭际有深切了解和关注。她对他们的了解如此之深，我几乎没有把堤岸的事讲出来。
我终于没有说出口。我根本没有讲。
在开口再和我说话之前，她等了很长时间，后来她说，满怀爱意地说：你以为事情过去了？在殖民地你根本不能结婚，知道不知道？我耸耸肩，笑了。我说：我愿意的时候，管它什么地方，我都可以结婚。母亲表示不同意。不行。她说：在这里搞得满城风雨，在这里，就办不到。她望着我，她还讲了一些令人难忘的事情：他们喜欢你？我回答说：是这样，反正他们喜欢我。她说：正是这样，他们喜欢你，就因为你是你。
她还问我：仅仅是为了钱你才去见他？我犹豫着，后来我说：是为了钱。她又把我看了很久，她不相信。她说：我和你不一样，在读书这件事上，我比你更苦，不过我是严肃的，我规规矩矩念书，这段时间拖得太长，也太迟了，所以对于欢乐我已经不感兴趣了。
有一天，那是在假期，在沙沥，她脚搁在椅子上，坐在摇椅上休息，她把客厅和餐室的门对面打开让穿堂风吹过来。她心气平静，情绪也不坏。见她小女儿来了，她突然很想和她谈谈。
那时，与放弃修海堤的土地，到事情最后结束相去不远，与后来动身回法国的时间也很接近。
我看着她坐在摇椅上睡着了。
我母亲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宣布说：明天到照相师那里去拍照。她抱怨照相定价很贵，但还是要拿出钱去拍家庭照。拍出的照片大家都想看，但彼此之间谁也不看谁，只是看照片，各自分别去看，大家都不说话，不加评论，大家都看照片，大家在照片上互相看来看去。全家在一起合拍的照片要看，一个一个分别拍的也看。在很久之前拍的照片上，大家都还年幼，互相看来看去，在新近拍的照片上，大家也是你看我我看你互相看。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之间就已经大不相同，有了很大的差别。这些照片每一次看过，就要整理好存放在衣橱里和衣物放在一起。我母亲让人给我们拍照，目的是为了看看我们，看看是不是成长正常。她同所有的母亲一样，我们也像别的孩子那样，总是长时间去看那些照片。她还拿几张照片互相比较，还讲讲每个孩子如何在成长、长大。但谁也不去答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