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是法国当代一位很值得注意的作家。原姓多纳迪厄，一九一四年四月四日出生于印度支那。她的父亲是数学教授，母亲是小学教师。玛格丽特·杜拉斯在西贡读中学，十八岁回到法国，入巴黎法学院、政治科学学院读书，还曾专修哲学和数学，获得法学学士、政治学学士学位。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一年，任法国殖民部秘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投身抵抗运动。一九四五年参加法国共产党，一九五五年被开除出党。一九四三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开始发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又译《无耻之徒》），此后作为职业作家相继发表小说近二十种，还有大量剧本、电影剧本等。她的电影剧本（《广岛之恋》（1959）使她闻名世界；剧本《英国情人》（1967）获得一九七零年易卜生奖。法国有些批评家将她列为新小说派，常常把她和比托尔、罗伯-格里耶、克洛德·西蒙等新小说派作家相提并论。批评家克洛德·莫里亚克说罗伯-格里耶写的是“物”包围下的人，玛格丽特·杜拉斯写的是处在“人-物”包围下的人。克洛德·戴尔蒙认为法国现代小说有如一片荒凉的沙漠，在这样的情况下，杜拉斯的《琴声如诉》给小说创作打开了一条新路；他说杜拉斯这部作品使人想到普鲁斯特和麦尔维尔。这是戴尔蒙在一九五八年杜拉斯这部小说出版时提出的看法。总之，玛格丽特·杜拉斯这部小说发表以后，她作为法国现代独树一帜的小说家的地位已经确定。
玛格丽特·杜拉斯小说中展现的世界，简括说来，就是西方现代人的生活苦闷、内心空虚，人与人难以沟通，处在茫然的等待之中，找不到一个生活目标，爱情似乎可以唤起生活下去的欲望，但是爱情也无法让人得到满足，潜伏着的精神危机一触即发，死亡的阴影时隐时现。这位女作家的文学主题大体如此。
杜拉斯最早的三部作品《厚颜无耻的人》（1943）、《平静的生活》（1944）、《太平洋大堤》（又译《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在艺术方法上以至在内容上承袭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朱利安·格林一派显然可见。如《太平洋大堤》，背景写印度支那南方，一个法国女人和她的子女向海洋争夺一块贫瘠土地的斗争，本来骨肉之间在向大自然的斗争中应是同心协力、心心相连的，但小说写的是在这场互助求生、休戚与共的搏斗中人与人的疏远分离；作为对空虚、苦闷生活的抵制，一个妹妹对一个哥哥发生隐蔽的狂热感情，哥哥找到一个女人走了，这个少女空空地留下来，站在大路边上，面对着可怕的现实，陷于毫无希望的等待之中。杜拉斯小说中所有的人物似乎都是处于等待之中的。她的一个写得很长的短篇《工地》，只写一男一女两个人物，没有什么情节，自始至终写这两个人物在等待，他们彼此互相窥伺，追忆往事，仿佛他们知道他们一定要相遇，写得十分细腻，同时又写得闪闪烁烁、迷迷蒙蒙，通篇都是如此。一九六二年发表的长篇《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与这个短篇相似。《广场》（1955），也写两个人物，一个旅行推销员和一个年轻女佣，这两个人物也在等待之中，等待什么？希望着什么？这一男一女坐在街头广场小花园的椅子上在谈话，几乎通篇就是写这种语意不明但又有着某种寓意的日常生活的对话，从对话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焦虑和痛苦，小说没有什么故事，但在人物的对话中似乎暗藏着许多故事，人物在倾诉他们自己的生活，发出内心的呼叫……小说《直布罗陀海峡的水手》（又译《直布罗陀水手》，1952），写一个男人在意大利海滨度假，孤寂无聊，遇到一个独身富家女人，她正在寻找她过去曾经爱过的一个水手；两人相遇，共同寻找那一去不复返、不可能再行寻获的过去——爱情；一无所获，两人怅然离去。《塔尔奎尼亚的小马》（1953），与上一部小说同属一个类型，也写海滨度假，写了五个人物，阳光与烈酒把人搞得疲软无力，好像时间已经终止，人的真实存在似乎也化为乌有，小说写了许许多多小事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情节，却写了五个人物的遇合，各自都有所期待，又都落了空。杜拉斯小说的气氛、人物大致都是这样，杜拉斯写的是人的思想和感情，一般小说中的纠葛、叙述、描写几乎都从她的小说中被排除出去，但人物形象真实地站在那里，她的小说仍然有力量唤起阅读者的情绪反应。
一九五八年发表的《琴声如诉》被看作是这位女作家的代表作。法国批评家亨利·埃尔认为小说写的是“不可能的爱情”。小说主人公安娜·戴巴莱斯特是外省某滨海城市一家企业的经理的年轻妻子，每星期五带孩子到一位女钢琴教师家中去上钢琴课，女教师所住的公寓大楼下面有一家咖啡馆；小说开始，小孩在上钢琴课，楼下咖啡馆中发生了一桩情杀案，一个男人开枪打死他所爱的女人；下课以后，安娜看了咖啡馆出事地点现场，不知什么力量促使她第二天又到这家咖啡馆来，遇到一个蓝眼睛的青年，两人谈起话来，谈话自然是从昨天发生的杀人案开始的；自此以后，两人似曾相识；安娜带着孩子又几次来到这家咖啡馆与那个男人相会，继续谈话，不停地喝酒。安娜和那个男人肖万谈话中所谈的杀死自己的爱人的男人和要求自己爱人对自己心上打一枪的女人不过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罢了。埃尔说：“安娜在同他谈话当中，自己就变成了另一个女人，从她自己所属富有的资产阶级社会中逃出去了，从对她冷漠无情的丈夫那里挣脱出来了。从某种情况看，她‘包法利夫人’化了。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她就将是由于爱而被杀死的女人（这种爱她是未曾经历过而又是她所希望的），而引诱她的、她也准备去爱的肖万就将是杀人的凶手。但是，在这样的情况还没有实现之前，她清醒过来了：她没有带孩子，又一次去看望肖万，吻了他——他们都知道，仅此一吻即可，他们的爱情告终，从此永别。一场风魔到此结束。”埃尔说这种不可能的爱情有各种原因。肖万是安娜丈夫的工厂的工人，阶级不同，使他们的爱情成为不可能；在小城市里，搞得满城风雨，压力太大，是另一个原因；还有，安娜所爱的那个孩子，等等。埃尔认为他们的爱情的主要障碍在于安娜所要求的那种“只有在死亡中才可以得到的绝对的爱情、疯狂的爱情”。这种所谓“绝对的爱情”的观念不论是对批评家、作家甚至作家笔下的人物来说，正因为它产生于空虚、可厌、人与人相隔绝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是不可能的。小说所包含的悲剧性主题是有社会依据的，因此作品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真实的。
这篇小说，名为长篇，按照我们的习惯看，似乎是一个中篇。写得简练，摈弃传统小说的故事情节以及叙述和描写，甚至不惜写得干巴巴，对话很多，对话也是不动声色的、一般性的、日常生活式的，小说甚至好像有意没有写完等等，这正是人们对这位女作家所称道的风格特色之所在。小说写有十五位客人的晚宴的场面，的确写得十分精彩。批评家克洛德·鲁瓦说杜拉斯这部小说有如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克的“重写的包法利夫人”，正像小说的题目那样，让我们想到音乐，“像歌唱一样的中板的种种变调、和声与和弦构成为小说的基本内容”。但是说玛格丽特·杜拉斯像新小说派作家那样，把小说写得干巴巴、冷冰冰、作家的眼光冷得就像照相机镜头那样，鲁瓦不同意这样的意见。他认为“在这部写得精炼、准确的作品中，我看到的恰恰是感情、人情，还有某种被有意压下去的、发自内心的痛苦的痛彻肺腑的真正美的微语。书中所写的，正是一位头脑冷静的作家在理性控制下写出的理性所不理解的种种事理”。
王道乾
一九七九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