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在永恒不断流逝的时间的长河中,到了一定的时候,应该回头看一看,看看走过的历程中自己走得是否都完全正确,正确的要坚持,不正确的要扬弃。这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古人在这方面有许许多多的教导,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前车覆,后车戒”,通常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两句话表面讲的仅仅是反面的经验,也就是教训。但是其中隐含着“前车不覆”也是“后车之鉴”的正面的经验。
所谓“一定的时候”,可能短到只指一天,而长则是无限制的,一般的是一年、十年、百年。如果制定几年计划,则在计划结束后,也必须回头看一看,算一下总账,目的都在达到前车之覆或不覆,以决定后车如何走法的目的。
当前,我们中国的国家和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国家和人民,都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再想得远一点,是处在一个新的“千纪末”中。这是一个非常的关键时刻。我在很多地方都讲到过,世纪或千纪都是人们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没有什么先天的必然性或必要性。试想:如果没有耶稣和耶稣教,哪里来的什么“世纪”和“千纪”!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则是,既然人们制造出来了“世纪”和“千纪”,它们就起了作用,而且正在起着作用。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世纪末和千纪末,现在都不是第一次。然而全国和全世界都承认,眼前的这个世纪末和千纪末同过去的都不一样。由于科学技术的惊人的进步,特别是交通通讯工具方面的突飞猛进,用一些人使用的形象的说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产生“蝴蝶效应”等等的理论,绝不是偶然的。已覆的前车历历可数。当前世界各国政府和一些有识之士高呼“环保”,其声震天动地。这绝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也让我们这些忧天的杞人感到点安慰。然而,就我个人浅见所及,高呼“环保”而不从事实的发展中,特别是从思想的高度上和哲学的高度上,来探索环境之所以必须保护,环保工作之所以是火烧眉毛的紧迫工作的根本原因。这有点舍本逐末的意味,实在为愚陋如不佞者所难以理解。
总之,我们眼前所处的世纪末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纪末。
我在本文一开头就说到,到了一定的时候,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就应该回头看一看,看一看在过去一段行程中车行和车覆的经验和教训,以决定今后的走法。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候了。而且,我认为,应该回头看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而是整个的世界。
正在这样关系到人类前途的关键时刻,上海远东出版社不惜人力物力,编辑出版了一套《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实在是顺乎潮流,应乎人心的壮举,我想,谁也不会吝惜对此举的赞誉。出版社提出的方针,虽然重点是放在人文精神上,然而,大家都会理解,人文精神是指导人类社会前进的关键精神,它是龙头,它同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抓住人文精神这一条纲,则纲举而目张,提要而勾玄。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打算。
为什么单单举出“外国文化名人”呢?中国《诗经》上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两句富有哲理而又明了形象的话,千百年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广为流传,几乎家喻户晓。远东出版社之所以选外国名人,我想其故就在这里。
对于入选的这几十位“名人”中的某一些人,中国学术界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足为怪,不这样才是怪事。但是,我相信,对绝大多数的入选者来说,大家都会同意的。这些名人,时代有先后,术业有专精,影响有大小,造诣有高低。但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过去一个世纪世界人文精神的发展,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常讲,对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要一分为二。对这些“名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一定要分清他们思想中的精华与糟粕,以便决定我们的去取。这话实际上已成为老生常谈,不用我说,大家也会明白的。
但是,我们拿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分清精华与糟粕,来决定我们的去取呢?精华与糟粕,说起来明白如日月经天;但实则是泾渭并不分明,而且随时代的推移,有时候还会转化,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我个人的想法是,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以我为主”,不能喧宾夺主;以我们目前的需要为主,决不能陈义过高或过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甚至幻想。那样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目前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是一个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国,目前正在进行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件空前伟大的工作,直接的借鉴,中国没有,外国也不会有。但是,间接的借鉴,就算是“前车之覆”吧,则是能够找到的。我说的“以我为主”,就是指以我国当前的实际为主。外国名人的思想中,对这个当前的实际有用的,我们则吸收之,否则则扬弃之。这是天经地义,用不着探讨与辩论。
但是,非常遗憾——至少我这个喜爱忧天的杞人觉得遗憾——我发现我们学术界少数人有一种不正之风,“不正”二字加起来就成为“歪”字,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歪风”,还需要再加上两个字“邪气”,才算完整。他们拜倒在外国“名人”,或者并非“名人”,或者在成为名人之前已经销声匿迹的“预备名人”,拜倒这些人的脚下,战栗觳觫。一听到中国人有什么新的理论,就笑得连鼻子都想笑歪,鄙夷之态可掬。用“崇洋媚外”这个词儿,有点刺儿,就改用一个比较文雅一点的“贾桂思想”吧。在这些人眼中,只有外国人才有资格,才有能力,才有天才,才有权利来创建新理论。在国际学坛上,中国只能成为一个“无声的中国”。对于这种现象,我实在觉得悲哀而又凄凉,可叹而又吃惊。
我对眼前外国,各种学科的新理论要说知道得很多,那不是事实,而是吹牛。要说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也不是事实,则是撒谎。我对这些新理论了解一个大概其,有些新理论,就像时装一样,“蟪蛄不知春秋”。我曾套用赵翼的两句诗:“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说明我对这些风起云涌转瞬又风吹云散的所谓理论的看法。对待这些新理论,我的态度是:我们必须学习,必须弄通,然后实事求是地予以公允的评价。拒而不学,决不应该;顶礼膜拜,大可不必。后者不应该是一个学人,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学人应有的态度。眼前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彻底扬弃“贾桂思想”,还我一个堂堂正正身。
现在,这一套“书库”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我们眼前了。外国的原作者都可以算是“名人”,书中包含着他们的智慧,当然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经验与教训共处。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这一套书呢?我个人认为,我在上面刺刺不休地讲的那一些话,就是我们对待这一个书库的准则。首先,书中必有“前车之鉴”,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识别和利用。其次,这一些书都是“他山之石”,我们用它来“攻”我们的“玉”。第三,“以我为主”,以我们当前的需要为主,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我们要按照我们当前的需要,来细致鉴别书中的精华与糟粕,以决定吸取或者扬弃,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一点是含糊不得的。如果某一些富于“贾桂思想”的人士,在膜拜当今外国那一批风云变幻,乍起又落的“名人”、“准名人”或“候补名人”之余,又来膜拜这一批已经成为“名人”的大菩萨,则我期期以为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