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是故书来

作者:董桥

傅月庵

傅月庵,本名林皎宏,别号“蠹鱼头”,曾任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总编辑,今年初起担任茉莉二手书店执行总监。三十几年旧纸堆里快乐游走,吃进粉尘、吞下铅字,拼出一张台湾旧书店的活地图。地图坐标无数:从牯岭街到光华商场——台湾旧书业由盛而衰,直至今天东山再起;从台北到上海至北京,两岸旧书店风貌各存,是和谐声部抑或聒耳噪音?这也是一部对照记。


梁文道曾经说过,旧书市场不是说有就有的,至少需要两代人的积累。从这个角度讲,台湾旧书业是不是主要依靠1949年以后大陆过去的文人培养起来的?

傅月庵:你看到了从大陆过来的这个系统,没有看到从日本过来的那个系统。台湾被日本统治五十年,留有很多日本印记。只不过这一批被日本人培养起来的文化人,1949年以后都被压制住了,因为后来变成宣扬中华文化,由日本人培养起来的台湾文化是殖民文化。1989年台湾解严之后,慢慢地慢慢地,本地思想又起来了,到最后形成一个台湾热。所以说,这个台湾热其实是直接衔接到日本文化那边去的,也跟“台独”思想有关——本土的东西被压太久了。大概在2002、2003年的时候,我到北京去,那时候中国书店刚好几个仓库大卖,那是一件大事,我觉得中国书店后来一定很后悔拿那么多东西出来卖,档案什么的全部拿出来,很多人去抢啊。只有两个架子没人看,什么“满洲国”巡回书库的,我一看,开玩笑!这东西拿回台湾去不得了!譬如《后滕新平传》,他是当过台湾民政长官的,日本人,在大陆这边是没有人看的,但是在台湾那边都是很重要的研究资料;还有台湾农林杂志什么的,“满洲国”都存有一笔啊,还有地图……所以我买回去,后来做“9·21”地震义卖的时候,一下子就被抢光了。

当然还有一个系统,就是你说的,像梁实秋他们那一批南来文人,这些文化人过世以后,书都出来了,所以台湾民国书也很多。台湾旧书业市场的形成,来源大概就是这两个系统。


您说自己十五六岁就开始逛旧书店,台湾旧书店的集中地先后有两个:从牯岭街到光华商场。您喜欢去哪里?

傅月庵:逛光华商场。先讲一个笑话给你听,讲我为什么会逛旧书店。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又超爱看书的,所以小学的时候,课本发下来,第一天我就已经全部看完了,顺便把姐姐的也拿来看一看,但是只看文史的,算术那种——唉唉唉那个就算了。念完国中以后要考高中再考大学啊,我是去念了一个叫做台北工专的专科学校。那,我为什么会去念那个?我明明理工科不行啊!都是因为虚荣心作祟!念国中的时候,我成绩很好,在一起玩的同学都很优秀,结果高中联考考下来,他们都考到了前三志愿,我一考考到第四个,因为算术考了46分(总分120分)。那他们都上前三了哎,我就……还好,考专科的时候,我数学是96分——为什么会考96?因为两边考试不一样,联考是手写,考专科是用电脑,只考选择题,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考到96分的!那我就想,台北工专是台湾最好的专科,也不会比那个什么前三差很多啊,就这样考去了!一进去就——完了!不得了!垮掉了!真是侯门一入深如海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这个工专要念五年,一、二、三年级还好,还有文史课,三年级以后工科逐渐加重,什么钢筋混凝土啦,什么土壤力学、结构力学啦,通通垮掉!上课听不懂,那我就剩两件事情啦:打球、逛旧书店。台北工专就在光华商场旁边,每天我连便当也不吃,早上光华开门了,就进去,买一本书,上午课看完;中午,再去买一本,下午课看完。就这样,五年里面大概看了三四年,而且我念了六年哎,还留了一级。

结果就是,对光华商场我了如指掌,以至于好多年以后想起来,哪一本书在哪家店的哪一边的哪一层,全部清清楚楚。后来当了蠹鱼头,光华还是常常去。有人想要找什么书,我就跟他讲,光华商场下去以后,靠右边的摊子,往前数,第五家,往右转,右边那个书架的第几层,书就在那里。我本来以为人人都这个样子,后来才晓得,我才是这个样子。包括后来同学要找黄色书刊,都是我帮他们找的。还买字典,慢慢看,因为太便宜了啦。还买了一套《源氏物语》,日文的!我哪懂日文!就因为封面很漂亮。


您刚才说到的黄色书刊是那时候禁书的一种吧,贩卖禁书是台湾旧书店的一景呐!

傅月庵:禁书咧,牯岭街和光华商场都有卖。牯岭街的时代,主要的禁书是上世纪三○年代的,主要是“匪书”嘛,包括那些“附匪”文人的书啊——只要你留在大陆的、没过来的,当局不管你是自愿还是不自愿,就都是“附匪”文人啦,这些人的书就都是禁书。但如果你要研究中国文学,有些人的书不得不看哪,比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是绝口不提的啦,但这本书不能不印啊,怎么办?那就写“本社编”,作者名字都删掉。像郑振铎的《白话文学史》,也是非用不可啊,郑振铎就变成“西谛”,掩耳盗铃就对啦。陈寅恪就更好玩啦,就直接干脆把人家的脚剁掉,叫“陈寅”!这些还算是学术书,还有一些涉及政治比较多的,就是国民党认为“靠!大陆丢掉都是因为你们!”的那些人的书,比如巴金啊茅盾啊这些新文学作家,通通不许看。艾思奇的什么辩证思想也不能看,因为当局觉得你看了会变“左”。牯岭街时代的禁书基本就是这些。

光华商场时代的禁书比较不一样,1970年左右,牯岭街的书摊迁到光华商场,刚好碰到台湾民主运动刚刚起来的时候,那时候的禁书主要是党外杂志。那时候很有名的一本禁书叫《台湾人四百年史》,“台独”大佬写的啊,写的就全是台湾人的思想:台湾人就是台湾人,我们早就不是中国人了。还有什么《美丽岛》杂志,都是跟政治有关的。光华商场时代的色情书也开始多起来,牯岭街那个时候的民风还比较淳朴。到光华商场的时候,什么Play BoyPenthouse啊日本浮士绘的秘戏图啊,通通都进来了。牯岭街那时候,顶多有个《肉蒲团》嘛,《金瓶梅》就了不起啦,都很古典。牯岭街的时候很少露点,到了光华就全都露啦。两个时代完全不一样。不过现在连光华也拆掉了,这些都是回忆了。


连光华商场都拆掉啦?那以前在光华卖旧书的人去了哪里啊?

傅月庵:他们不用卖旧书啦。原来在光华都是一个一个摊位的嘛,新大楼里面也是给你摊位的,但是他们都不做了,太辛苦了,所以全部都租掉了。光华到后期已经不是以旧书店闻名,是以卖电脑、电子零件、手机什么为主的,像东京的秋叶原。真正还做旧书生意的人就都往南边移,到台大、师大这边,但是,这个时候的旧书店,已经不是以往那个意义上的旧书店了。以前光华旧书店都是小小的,一格一格的,就像你们上海古籍书店的四楼,书都摊在那里,老板也不管你,自己翻翻就好了。旧书店以前给人的印象就是:脏、乱、差,环境通风也不好,卫生状况也不好,要上个厕所也是脏兮兮的。

2000年的时候,台大那边出现了一家旧书店,叫“茉莉”。那是一对夫妻开的,那个老公以前是“7-11”的店长。因为书店是家族企业,传到老公这边了,那好吧就不当店长了,跑来继承家业。他有新概念,觉得原来那个旧书店的模式不好,他的旧书就弄得整整齐齐的,分类上架的,书进来都用酒精擦过的,还发会员卡,还有促销活动。

这样的两个人跑去台大那边开书店,连装潢都号称要用诚品的装潢,足足花了一百万人民币。店里还有一张桌子,你如果逛累了,可以坐在那边歇一歇啊,拿起书来看一看啊。以前的旧书店,一来地方很小,二来如果你在那边一直翻一直翻,老板是会不高兴的。而且,如果你翻翻翻,觉得哎呀怎么这本我有了,还给老板,他还让你退喔!还有!我那时候就跟老板讲,你们这家旧书店,最大的功德,就是有一个干净的厕所。所以他这个旧书店,是台湾旧书店的一个重要转变。后来大家再开旧书店,就变成纷纷都要装潢啦,书回来也都要分类啦整理啦,基本上就是开始用新书店的概念在经营旧书店。

另外一个改变是——经营旧书店最难的地方,不是卖书,是收书。如果没有书源,旧书店就做不起来。日据时期以来,台湾有一个很好的资源回收系统。很多人骑三轮车,沿街叫喊,大家就会把旧货拿出来卖给他。所以呢,要开一家旧书店,首先就要打入废品收购站。可是废品收购站是有地盘的,因为旧书店也都是父亲传儿子嘛,所以也都知道哪一家收购站是谁的,逢年过节,旧书店老板都要跟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打点喔,所以新手不容易打进去。到了大概九○年代吧,这个旧书回收系统就崩溃了,因为收废品的人都老了,这工作那么累,又没有儿子要继承,收破烂的人不要他儿子跟着收破烂啊!这些人没了之后,开一家旧书店比以前简单啦,有人会把旧书直接送到你店里来卖,或者给你打个电话,让你到他家里收,这是一个解放。要开旧书店,只要名头够响,够勤快,大家都信任你,就OK啦。

还有一个状况。以前的旧书是谁的呢?都是家里老先生去世了,小孩子也不懂,就便宜卖过来了。在台湾,这种状况的书,在七○年代、八○年代、九○年代,都比较多,九○年代以后咧,一个是老先生也没得差不多了,另外一个是懂货的人多了——家里的书都只进不出了,太平盛世嘛,旧书是不会流出来的,除非是那些炒作的、想赚钱的。所以台湾目前的旧书业就是老书少了、古旧书少了,二手书比较多。


除了有干净的厕所,消毒过的旧书这些形式上的改变,台湾旧书店的社会参与意识很强嘛,像这次“8·8”水灾,很多旧书店搞慈善拍卖。

傅月庵:你要人家把书拿来给你,就要不停推动环保、公益概念,人家才会想说旧书不要丢掉,拿到你这边来啊。因为毕竟,把书拿到你这边来,还要走一趟路咧。所以台湾旧书业要提倡环保概念,你的书不要了,还可以提供给下一个人,不浪费资源。每年年底,旧书店都会有一次大规模的收书,配合年底大扫除。

公益概念更有说服力。比如一家旧书店,找一个专门照顾唐氏症小孩子的基金会。旧书店打出一个口号:你清一本书,我就捐一块钱。你拿十本书来,我就捐十块钱,假设我三块钱买你十本书,你再把这三块钱捐出去的话,那我就再加百分之三十的捐款,总共书店就会捐十六块给唐氏基金会。对于旧书店来讲,这既是利益所在,又变成一个善意行为,所以这个模式就会良性循环下去。后来开旧书店的,通通都变成提倡环保和公益了。

在大陆,旧书店老板所有的钱都用来买书,不会替消费者考虑。因为可能花十万买一本书,转手二十万就卖掉了嘛。只要大款来就好了,普罗大众不重要。可是要撑住一个行业,绝对不是靠大款。书店本来就是服务行业,而且有文化传播的意义。没有社会意识,你就去做别的嘛,不要跑来开书店啊。

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明确定位,怪不得现在台湾的旧书店比新书店容易做。

傅月庵:这也跟台湾出版业的变化有关。大概在九几年的时候,台湾出版业想把整个华文市场整合起来。但是没有办法,大陆这边的图书是不开放的。但是这个门开了,印书翻新的频率就很高,而且网路出现以后,印书的门槛就变低啦,自己设计封面,自己排版,也是出书嘛。出书这种事情对很多人来讲,又是很大的诱惑。这样量就多了,量多了以后发生一个问题:书的生命周期变短了,很快就到二手书店里去了。台湾有很多很爱读书的人,你书出那么快——问题是,房价那么高,大家又买不起大房子,只好住小房子,书越买越多,没有地方放了啦。所以这些书要到旧书店去。很多杂志啊漫画啊,地铁里看完就丢啦,我这次来,看到大陆也开始变成这个样子,库存越来越多,大家开始甩书啦。这样一来,台湾的旧书店就划分了:主要以卖十年或者十五年之内的书为主的二手书店;卖线装书啊老版本的古旧书店。因为台湾市场不是那么大,古旧书店反而比较容易打入大陆市场。目前台湾有两家,在大陆拍卖市场上都有一席之地的,有一间叫做旧香居,女少东是我看着她从小长大的,法国留学回来接家业。另外一家叫百诚堂。

眼下在台湾,新书店比较不好赚钱,大家觉得去旧书店逛反而比较有趣,这跟购买行为的改变有很大关系。网路出现以后,很多人都不用再去新书店了,以前去新书店,十个里面大概有四五个是老师指定买什么书,或者是我要买什么书,是有目标的搜寻。那这种有目的的搜寻,网路上是最方便的嘛,而且在网上买便宜啊,所以抱有这种目的去新书店的人就越来越少啦;再有一个,新书店再大,也容纳不了所有的新书啊,所以无目的逛书店的人,新书店是满足不了的。去逛旧书店的话,大家本来就没有目的,碰到好玩的才买,淘宝心态。而且,旧书店的价格低,新书店价格高,所以现在台湾人包括年轻人、小孩子,都会逛旧书店。

吴慧 采写

刊于2009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