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迪迪”正出差在外。迪迪是他家里用的小名，（现在）只有他弟弟以及几位儿时的朋友还这么叫他。保罗每次进城，往往事先也不打个招呼，就径直闯进他的办公室或在凌晨三点来到他的住处，高声嚷着：“喂，迪迪！”“好人”是迪迪偶尔自封的雅号，带有几分自嘲的意味。类似的称呼还有：“好心肠的迪迪”，“好说话的迪迪”，“好好先生”。对于除他自己和儿时朋友之外的人来说，他的大名叫道尔顿。
全名是道尔顿·哈伦：为人温厚，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座中等城市长大，有良好的教养，上过收费昂贵的学校。性情随和，是家里的长子，双亲温文尔雅，已经不声不响地去世了。道尔顿（现在）已经三十三岁，看上去一表人才。比以往更文静了。也许有几分挑剔；有些喜欢说教。当他礼貌地跟别人说话时，总是习惯于得到对方的回答，对他（现在）生活其中的都市里的无礼行为决不姑息迁就。但是也不怀恨。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不会虐待妇女，从不丢失信用卡，洗碗时决不会失手打碎盘子，对工作尽心尽责，对朋友慷慨大方，不管多么累，每天半夜都要出去遛遛狗。这种人很难不讨人喜欢，连灾难也会避他三分。
迪迪并非真正地活着，而只是有一条生命。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有些人就是自己的生命本身。还有些人，比如迪迪，只是栖身于生命之中。他们就像没有安全感的房客，总是不清楚哪些东西是自己的财产或租约什么时候到期。或者像拙劣的绘图员，为某个异国他乡一遍遍地描绘着错误百出的地图。
对这种人而言，到头来注定一切都会耗尽。墙壁凹陷下去，物体之间的空隙凸现出来。物体表面渐渐渗出水分，进而干瘪，变形。藏在物体核心的歇斯底里的恐惧之流从缝隙里缓缓冒出。调整物体的位置和在物体之间穿行变得很艰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厨房绕到客厅，准备一点饮料，打开音响，装出高兴的样子。但就算是再努力，迪迪的难题也无从解决。就算是再努力，也无法排遣他内心的无助之感，这种无助源于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仿佛现在在变为过去的同时，也被一笔勾销。迪迪需要的不仅仅是努力，他还需要信心。而他（现在）就缺乏信心。这使得一切都难以预料。迪迪一边每周五次地在十点钟准时到达位于列克星顿大街的瓦特金斯公司的办公室，一边却又每天早上疑心重重，觉得自己从未准时到达过。他每天早上都能准时到达。这简直是奇迹。不过，由于缺乏信心，迪迪无法确定奇迹的发生就能证明这个发生奇迹的世界的存在。相反，他所能确定的只是，干成自己计划要干的事情其实算不上什么奇迹。更像是在事物的静止、易破、黏乎乎的表层撕开一道裂口。或者像一次愚蠢的意外，正如有人不小心用剪刀在表层戳出一个难看的窟窿，或者失手用烟头在上面烧出一个洞眼。
一切在渐渐耗尽，迪迪按部就班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如此。犹如一座房子，由地下室里一台大型发电机提供电源。迪迪几乎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发电机的能量正越来越小。或者说感觉到发电机出了严重故障，在“噗噗”乱叫。喷出一股污物，渗进迪迪的生活，占满他地上的空间，弄脏了他的漂亮家具，于是他不得不寻求藏身之处。蜷缩在一个小角落里。但是，就算迪迪试图为自己保留的地方再小，也难保安全。如果固体的东西无法闯入，那台能量即将耗尽或爱捣乱的发电机所释放的污物就会变成液体，然后四处蔓延，像一张皮似的铺展开来。发电机会喷出一股油污，脏乎乎的，刺鼻难闻，将所有的一切——不管是人还是物，是粗鄙还是珍贵，是丑陋还是尚存几分美质——都笼罩其中。污染了迪迪的世界，使它变得无法使用。无法栖身。
一切在无声无息地耗尽，随之耗尽的还有迪迪全部的意识，这损害了他最基本的行为能力。起床是一件令人绝望的痛苦之事，就像被抛上岸的鱼儿在徒劳地挣扎，企图从毫无意义的空气中吸吮生命的甘泉。仅仅是“有一条生命”的人往往是在浑水中活动。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得以苟延残喘。他们生存的诀窍就在于视而不见。但是，一旦这团浑水蒸发之后，他们生命中那低下、不可告人的隐秘一面就会暴露无遗。迷失的大陆得以重现，上面还有被毁灭的城池的废墟，以及定格于死前的痛苦的古生物骨骼，骨骼上还依稀附着一些残肉，这是一幅空前蛮荒的景象。人们可以修复骨骼，可以重建废弃的城池，但无法补救它们失落的、祛除了人性的本质。由于多少个世纪以来都远离人类的目光，远离人类的关注和渴望，第勒尼亚的贫瘠山峦无法与地球上任何已知的山峦相提并论。它们一定在那稀薄的空气中不寒而栗，冷汗涔涔。
自从他习以为常的混浊介质开始流失之后，迪迪的生活也是如此。原本柔软而紧密相联的绵纸般的日子彼此断裂开来。里面的水分日益丧失，凸显出参差不齐、死气沉沉的部分。介质不断蒸发，被迅速抽干营养。死去了。只留下一些毫不相关、令人费解的东西。包括人类的话语，它已经沦为纯粹的发音。但是迪迪注意到，还没有人发现或起码有胆量公开承认，水位在急剧下降，至关重要的润滑剂在变干，人的感觉的海岸在遭受侵蚀。迪迪要不要成为公布这一发现的第一人？“自命不凡的迪迪”。虽然他一直尽力诚实做人，却从来没有自认聪明。在所有人挂在嘴边的关于生活的谎言里，也许隐含着某种迪迪（现在）无法理解——就算他以前曾经理解过——的智慧。因此，迪迪继续说话，就像所有的人一样。词语像呛人的灰白色方块一般从旋转的笼子里跳出来。迪迪将这些不可思议的词语捞起来，逐一排列成句子的模样。表达平常的意图、诺言、观点、要求和拒绝、赞同和反对等。尽管他已经不明白这样做目的何在。尽管为了省下用来说话的一点力气，他连呼吸都十分艰难。
随着水位线的下降，纯粹的事件浮出水面——它们奇形怪状，彼此没有联系。迪迪喘不过气来，稍一挪动就会碰伤自己。迪迪，一事无成的两栖人。
对他而言，所有的工作都已失去意义，所有的地方都不再友好，几乎所有的人都面目狰狞，所有的气候都不再宜人，所有的情形都危机四伏。
对他而言，所有的工作都已失去意义。迪迪做起事来花的时间越来越长，但好像总也不能令人满意。
对他而言，所有的地方似乎都不再友好。而且越来越难以穿越。迪迪把身体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却痛苦地觉得自己不曾挪动一步。即使有事实表明他的确有所挪动，也无从知道挪动了多少。比如有人说，到那边去。或者婉转一点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请到那边去。那边是哪儿？迪迪怎么知道自己到了该到的地方？他的同伴也许会说，就是那儿。很好！呆在那儿别动。但是，也许说这些话的人其实错了，或者有意要骗他呢。
对他而言，几乎所有的人都显得越来越狰狞、丑陋。一天比一天严重。迪迪看着人们那变形、浮肿、苍白、长满脓疱的外表。除了这大人国般的巨眼，迪迪（现在）还被施以魔咒般地具有了透视功能；他能透过任何两条腿直立的动物的肉体，一眼看清他们所隐藏的巨大痛苦。另外，他的听觉也异常敏锐。只要世间受难者默默诉求的声音稍稍提高，也许仅仅是为了送达遥远的神灵的耳中，迪迪就会听见。对于那些引发他怜悯之心的人和事的超常感觉，让迪迪不堪重负，伤心欲裂。
对他而言，所有的气候都不再宜人。在去年冬季的雪天里，他热燥难耐，常常觉得穿不住棉衣，而在刚刚过去的夏天里，即使是烈日之下，他也感到冷飕飕的，不管穿多少衣服也无法暖和起来。（现在）秋天到了。又一个半人造的曼哈顿之冬即将即位。让人司空见惯的季节变换。眼看着九月将去，十月将临，迪迪知道随之而来的是什么。是令人不快的事。也许他在准备自卫。是不是因为这样，迪迪的双手才不像从前那样听使唤呢？在最糟糕的时候（现在），他的双手仿佛被鬼魂所附，想做不该做的事情。
对他而言，所有的情形都危机四伏。无论迪迪干什么都无济于事，也没有不好不坏的情形。他要么因为恐惧而无法动弹，要么在竭力压抑神经质的慌乱，这要根据他具体的情绪而定。最糟糕的时候又来了。
最糟糕的时候之一是夜深人静之际。他遛完冉，买一份最新一期的《时报》，返回家中，拿着报纸上了床。他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想塞进嘴里。他不像保罗，那家伙从小就喜欢啃指甲，而迪迪从来没有这种坏毛病，而且对它嗤之以鼻。可是（现在），每天晚上看报纸或看电影的时候，他总是迫不及待地想把指甲伸进牙齿之间，因此不得不极力控制着自己。直到疲惫不堪，他才把报纸扔在地上；睡觉；做梦……令人紧张的嘈杂的音乐钻进迪迪的耳朵。他睁开眼睛，于是又来了，因为清晨是另一个最糟糕的时候。他站在敞开的窗户前，拉下百叶窗以便更衣。几分钟之后，他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刮脸。窗户和镜子发出致命的召唤。
极力控制住自己有力的双手。因为这两种时候开始对迪迪产生不祥而莫名的诱惑。
最后，诱惑发话了。对语言一无所知的双手需要大脑的同意，而大脑由词语所滋养。这是一堆十分郑重的词语。迪迪郑重其事地打算自尽，有天晚上便吞了半瓶安眠药；他已经遛过狗了，冉（现在）就躺在客厅的壁炉前。时间是十二点半；迪迪走进卧室，关上房门，躺到床上，闭上眼睛。开始飘了起来，软绵绵的，十分安详。随后陷入一片黑暗，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只觉得难以呼吸。他能听到呻吟，有人在发出驴叫般的声音。胃里翻江倒海。他一头从床上栽下来，落在一种硬邦邦的东西上。坚实的地板上，有什么东西湿漉漉的，发出难闻的气味。冉在狂吠，他对门的邻居——那位漂亮的外百老汇女演员——在对着他大喊。他被抬进一辆卡车的车斗里。接着，有位年轻的黑人在按摩他僵硬的四肢，并将一台洗胃机推到他的新床边，那黑人看上去整洁清爽，穿着白衣白裤，但身上有呕吐物的气味。迪迪羞愧难当，胃里被抽洗一空。三天后，他出院了，体重减了二十磅。因为只有那些自知不过是看管或租用着自己生命的人才会进入图谋自杀者的名单。正是由于知道自己有一条生命，才诱使人放弃生命。虽生犹死。所以希望死去。同样，也希望再生。
由于再生的愿望与死去的愿望一样强烈，迪迪一向都很珍视内心里作为孩子的那个自己。玛丽的宝贝摔倒了，碰着了脑袋。亲一下！没事儿了！一个单纯活泼、有着可笑外号的孩童透过迪迪那双温和的、欲哭无泪的眼睛，凝望着坐在书桌前勤奋工作、任劳任怨的成年人：查阅参考书，抄写文件，设计版面，口述信件，起草部门间的备忘录。不过从道义上说，他似乎无法放下没有做完的事情。“好好先生迪迪”。死神拒绝了他狂热而不当的请求。话说回来，迪迪也怕死。狠狠地自嘲一番之后，迪迪决心将人生之路接着一步步地走下去。他还得喂狗，作为保罗唯一的亲人，还得继续扮演有求必应的兄长的角色，另外还得给琼付赡养费。他将履行应尽的义务。
也许死期暂缓了，果真如此的话，应该归之于自己的生命力，也可能是纯粹的意外。于是迪迪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仍然是自己生命的房客，他手头的租约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他似乎天生就是一位绅士，所以打算好好维护住处的财产。如果他的感觉能够迟钝一些，能够活得超然一些，该有多好。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从此刻开始吧。死过一次的人拥有某些新的资源，新的优势。迪迪的厌恶感和恐惧感不是有所减弱了吗？消退了，因为他的确有过勇气，郑重其事地做出了毁灭自己之举，还因为他捡回了生命。
重新上班后的三周里，一切似乎真的不再那么痛苦难受了。周末时，他呆在家里看看书，听听音乐。几乎不吃什么东西。在周五或周六的晚上，他只是打打盹，而没有想要一觉睡到天亮。不过到星期天的晚上，他会尽量按正常时间上床。工作日期间，他像以往那样八点钟起床。闹钟的声音太过刺耳；他用来叫醒自己的是一台调到调频WOR音乐台的定时收音机，播放的永远是热门乐曲榜前四十名曲子的排名升降。接着做早晨该做的事情，但往往不包括早餐。遛遛狗，回来之后，简单清理一下。家里收拾得井然有序；所有的东西看上去既不是太潮湿，也不是太干燥；室内的空隙既不太大，也不太小，走动起来很方便。然后到达办公室。他那位板着面孔、毛孔很粗的上司迈克尔·C.杜瓦拿着一沓信件走了过来，这是需要迪迪处理的瓦特金斯公司与《科学仪器评论》杂志社之间的往来信件。杜瓦说话时为什么要向左歪着脑袋？他为什么露出了笑容？为什么让那些唾沫堆在嘴角？迪迪强压住恶心之感，手指抚摸着桌子上磨损的铝边，迫切地盯着饮水机。他那位呆头呆脑的秘书正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偷偷地拉扯着长筒袜。迪迪不介意处理文件。不过，他一贯喜欢洁净，所以讨厌更换打字机的色带。而在制作新版面时，如果用墨汁描绘的细线突然变粗或形成墨团，他会沮丧得几乎要哭出来。迪迪一度为自己的讲究而自豪，觉得讲究洁净是举手之劳。但最近以来，他怀疑那一切全是装模作样。鄙视自己的穷讲究和神经过敏。“鄙视自己的人将自己视为自鄙者。”“可鄙的迪迪”。不过他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不要发笑。
而且还是“文弱的迪迪”。小时候，迪迪对自己的身体比较自信。起码他记得是这样。当时，保罗将放学后的时间全部用来练钢琴，对于刚刚发育时那种难以启齿的痛苦，他比迪迪有着更为深切的感受；他羡慕仅仅大他一岁的哥哥，羡慕哥哥肌肉十分发达的胳膊和厚实宽阔的胸膛。保罗一向不喜欢体育，而“音乐盲迪迪”上中学时就热衷于体育运动，并且小有名气。由于体育方面的特长，迪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弟弟表现出一种保护性的姿态——尽管他暗地里很佩服保罗的独立性格，他知道，这种性格远比单纯的体力更有力量。不过，迪迪还是很健壮。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对于身体的自信是什么时候开始消退的呢？是与琼在一起的那不快的最后几年吗？但女人们都喜欢他，一直都喜欢。她们的判断说明了一定的问题。可迪迪不想自欺欺人。他每天的活动只限于从出租车到办公室的转椅再到餐馆的椅子到剧院或音乐厅的座位然后到客厅的沙发最后到床上，唯一的运动就是遛狗，所以，他的身体不可能永远肌肉发达，充满活力。真相总会显露。因为总会感觉到的。而且不管别人能否看出来，他自己也的确感到不如以前那么壮实了。他那头开始花白的头发总是剪得很短，下面的瘦脑袋似乎不堪一击。那十根指甲修剪得很整齐的细手指和两条瘦腿也一样。
直到最后，迪迪的外表开始对这种了无生气、一成不变的生活做出了证明。随之而来的是无法抵御的眩晕，这种眩晕在九月份的煎熬中达到顶点，终而引发九月三十日的决定，接着是住院，然后是足不出户，独自一人度过诚惶诚恐的四天。他（现在）真的是骨瘦如柴了。带在身上的钥匙、钱包、香烟、硬币、小刀、袖珍手电筒以及优等生徽章都变得沉甸甸的。他每天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而一旦睡着，也总是梦魇不断，直到筋疲力尽地醒来。另外他吃得也很少。瘦下去的肉是心灵的脂肪，很难再长回来。迪迪得去一趟裁缝店了，因为他（现在）发现自己的衣服与冒着虚汗的皮肤之间空荡荡的。他意识到自己从脖子到脚踝已经衣带渐宽，除非是走动时口袋里的东西撞上肋骨和大腿，他不能永远有这种感觉吧？但是有什么东西在膨胀，有一堵墙在越变越宽。
公司在位于州北的总厂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会议。来自国外的竞争愈演愈烈，使纽约办事处忧心忡忡。老字号公司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要从研发、生产、广告和销售等部门集思广益。迪迪是广告部的副主任，被邀请全程参加会议。杜瓦可能会在星期三来参加，也可能不会。
迪迪觉得这是一桩荣幸的差事。而且带有度假的意味。十月二十六日——也就是星期六——的晚上，迪迪收拾好行李，然后上了床，这一觉睡得比往常要好，其间做了一个梦。保罗和他藏在树林里捡木柴，把它们码成堆；突然，不知是脚下绊了一下还是被人推了一把，他掉进一个洞里。接着呢？一阵愚蠢的难过。保罗在大喊：“我帮不上你！”迪迪一边往下坠落，一边暗暗想着：真见鬼，我居然这么弱不禁风。保罗将脑袋探到洞口，对着下面大叫:“迪迪！迪迪！”他吓坏了，哭了起来。迪迪既不能安慰保罗，也无法救出自己。琼在洞底等着他。她回来了吗？不过那一部分梦境模糊了。
迪迪醒得很晚。把不情不愿的狗牵到地下室，交给管理员十美元，请他帮忙照看一个星期。管理员的小公寓的地上铺满绿色的油毡。冉的表现与带它去看病时一样，一边呜呜叫着，一边在油毡上拖着爪子。迪迪连哄带吓地把它拉进厨房。管理员的孩子们马上就想跟它玩耍，而做父亲的则顿时显出想反悔的神色。“没事儿的，托里斯先生，”迪迪对他说，“我一走它就安静了。”如果迪迪能像自己假装的那么自信就好了。冉的哀号让他胃里一阵翻涌。
随后他乘出租车到了火车站，登上星期天下午的“私掠船”号列车，进入倒数第三节车厢。这是一列崭新而豪华的特快专车，每节车厢都按照欧洲风格被隔成数间可容纳六人的包厢。通过复古而实现了创新。
正点发车。我们离开城里，朝西北方向驶去。迪迪占据靠窗的位置，在硬邦邦的座椅上尽量让自己的瘦屁股坐得舒服一些。在头一个小时里，迪迪翻阅着在火车站买来的厚厚一沓《时报》。没必要东张西望。再说，他经常走这条线，当我们从市郊疾驰而过时，对车窗外的有限景象他早就了如指掌。如果每一座工厂都有一尊烟囱，如果所有的屋舍都是未加装饰的青砖瓦房，如果发电厂就是发电厂，而监狱总是关押犯人的地方——那还有什么好看的呢？要寻找差异，关注细节，那是第一次看的人的所为。在以往的行程中，迪迪总是能随遇而安，因而常常能透过车窗观看外面的房屋——对那些房屋，他可以像做白日梦一般接受或者拒绝，尽管他从没有在里面居住过。但这一次，迪迪拒绝了车窗所提供的经过安排的景色。
下面该干什么呢？所有应当考虑的问题都已经打印在标准规格的黄色纸张上，并用夹子夹好，此刻正放在头顶行李架上的公文包里。其他的就没法去想了。迪迪把报纸挡在面前，庆幸能用这堵墙将自己与同行的旅客隔开。包厢是一处公共场所，对所有的人开放。不过也有某种亲密的氛围。最多六个人被关在一起，暂时与外面的所有人隔绝。旅途中的小隔间。不由自主地共处一室，倒是增加了秩序的力量。
迪迪（现在）感到无聊了。报纸已经看完。肚子也饿了。只要坐火车，迪迪就会产生饥饿感。坐立不安。乘务员来查票了。谁的票呢？我们的票。特快列车从许多千篇一律的车站疾速驶过，中途没有停车，而迪迪与任意几位旅客关在一起。不过，作为生命的同路人，迪迪尽管心灰意冷，却又本性难移地抱着希望，所以，他要努力找出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他抬起目光，缓缓地、随意地朝包厢里的人看去——目不转睛地打量未免显得失礼。
对面的靠窗位置上坐的是一个女人，她穿着褪了色的羊毛套装，灰白的头发乱蓬蓬的，一双小眼睛很锐利，她的脚边有两只鼓鼓囊囊的购物袋。袋子里也许装着食品。可这趟旅程并不是太长。是带给吵闹而又淡漠的孙子们的礼物吧？迪迪猜想，不管包里装的是什么，她准是一个喜欢费力却总是难得讨好的女人。
她正满脸迫切地对坐在她右边的姑娘悄悄说着什么，那姑娘长相十分清秀,看上去似乎在听，但是好像有什么东西——也许是脸上的那副大墨镜——使她可以不用答话。那镜片颜色很深，黑中泛绿，完全遮住了姑娘的眼睛，迪迪不禁想到，不知道她戴着墨镜能否看得清楚。你碰到一堵墙了！
在那姑娘的另一边，也就是迪迪对面的外侧座位上，是一位大腹便便的牧师；火车刚一开动，他就把那张胖脸埋进自己的祈祷书里，一边读，下嘴唇一边有节奏地颤动。祈祷书不像报纸一样看完就完，而是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这是什么机制啊！“好人迪迪”有没有可能成为牧师，总是阅读某种一成不变却值得阅读的东西呢？这样的好事也许不适合他。对“好好先生”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
紧挨着迪迪的左边，坐着一个穿着粗花呢西服的男人，他面色红润，身材魁梧，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身上有股廉价护肤液或古龙水的气味。他与迪迪年龄相仿。火车刚一开动，他就把一本大杂志摊开在膝头上，但是并没有拿起来看，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轻轻地朝里面吐了一口痰，然后一直坐在那儿，闷声不响地看着手帕。即使在火车转弯，车身侧斜时，杂志也没有从他膝上掉下来。
最先开口说话的是花白头发的女人，问大家是否介意她打开车窗。天气不错。很暖和。“好人迪迪”帮她开了车窗，弄脏了自己的手指。“不要把头伸出窗外。”我们由此谈论起来：自从换了新车之后，这条线路的服务也随之改善，旅行条件也好多了，六个人一个包厢，而不是一对对、一排排地坐在共用的车厢里。穿粗花呢西服的男人说，虽然早就有关于这条铁路其实已经破产的传闻，但他听说铁路公司正在摆脱困境。迪迪觉得自己的大脑开始迷糊起来，口里像生了锈一般。对于热爱真相的人来说，谈话永远是个陷阱，对吧？但常识告诉他别心烦，不要把这种随口的闲聊太当真。这是一条硬规则。谁会在乎铁路公司的现状，以及它的改革或经济情况呢？这里有谁会真的关心吗？哦，不过对人还是要有怜悯之心，这都是些舌根很软的可怜虫，他们本该去亲吻花朵，却发现口里跳出了毒菌。虽然不满于那家伙说话神经兮兮的样子，但迪迪有怜悯之心。他口里也跳出了毒菌。迪迪说，既然火车（现在）都能正点了，清洁就应该做得更勤些。他朝污迹斑斑的玻璃窗、落满灰尘的行李架以及地上被踩烂的烟头做了个鬼脸。花白头发的女人从自己的一只购物袋里找出一张餐巾纸——这么说，的确是食品袋了——交给迪迪擦手。迪迪觉着那女人看起来很久没有洗浴。也许根本就不脏，但是蒙上了岁月的尘埃。
穿粗花呢西服的男人将手帕塞回口袋，清了清喉咙，拿起杂志。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封面了。《集邮年鉴》。
“我猜是位收藏家。”我们没有看到牧师抬起头。他的嘴巴动了动，传出温和的声音，但嘴巴周围仍然毫无表情。这是一张精神分析师在接受初期训练时的面孔。蒙着面纱，表情木然，基本上不动声色。
“没错，我是。而且也做这一行的生意。”穿粗花呢西服的男人似乎又要咳嗽或者吐痰。
“你见过这套邮票吗？”牧师问，“我想是珍稀品。”牧师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把镊子，又从外衣内侧的另一个黑色口袋里掏出一只钱包状的盒子，把它打开，用拇指和食指掀起里面的盖层，然后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取出一沓蓝色邮票。
原来牧师和穿粗花呢西服的男人都是集邮爱好者，喜欢收藏印有国家、国王、建筑、树木或人像的珍贵小纸片；两人都拿出各自最近所得的邮品比较起来。隔着镊子一般短的距离，分享着志趣相投的快乐。迪迪如果想说话，剩下的对象就只有花白头发的女人以及与她同行的漂亮姑娘；那姑娘一直没有开口，迪迪更希望与她交谈。老太太倒是很主动。她解释说，她所陪同的姑娘是她的侄女，要去北部一家著名的医疗中心做眼科手术。这姑娘是双目失明吗？迪迪心里想着。这么问似乎很无礼。老太太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侄女即将接受的手术，得花多少钱，有多大的风险，成功率是多少等等。她一遍又一遍地使用“角膜”、“眼科”、“脉胳膜”之类的字眼，但总是发音不准。迪迪烦躁起来。当别人表述不准或词不达意时，他就会烦躁不安。
“对吧，海丝特？医生是这么说的吧？”
直到现在，那姑娘对一切都不置可否。也许是觉得难堪，也许是很生气。也许是对婶婶的喋喋不休早已司空见惯？那位婶婶一边唠叨，一边不停地抚摸着姑娘的脸颊、肩膀和胳膊，一副财产拥有者的愚蠢模样。迪迪恨不得把老太太的双手捆起来。可他又不愿意让她住口，不愿意截断这信息之流。自从一个月前发生的事件以来，对那些喜欢反复诉说自己的疾病和手术的人，他比过去多了几分耐心。不，还不仅如此。他听任某种自己尚未意识到的更为大胆的欲望所驱使，在老太太的话语之河中漂流。他一边与那位婶婶交谈，一边把目光停留在盲姑娘的身上。眼睛失明的人看不到迪迪，看不到他因为自杀未遂以及吃医院里的配餐而变得憔悴不堪。但这姑娘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开口讲话；而迪迪觉得她讲起话来肯定不会像她婶婶，而是会干净利落。迪迪也想抚摸她。
就在这时，突然一片漆黑。我们的谈话也戛然而止。迪迪想起这里有条隧道，离城里约有两小时的车程。但包厢和过道里的灯为什么也熄了？这是为什么？别管它吧。从包厢陷入黑暗的那一刻起，大家都住了口。我们想等待，想进入黑暗和沉默。然后，经过一段可以忍受的间歇，在隧道尽头再度捡起刚才被打断的话题，漫无边际地聊下去。火车在黑暗中疾驰，似乎越来越快，犹如水平方向的降落，让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就在迪迪根据自己的印象觉得隧道应该已经被甩在后面时，火车突然一个急刹，发出刺耳的声音，然后停住了。叹息，惊叫，无数只手在乱动。伤着什么人了吗？大家顿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话来。如果说黑暗让我们住了口，那么黑暗加上停车则让我们重新打开了话匣子。面对新的情况，做出新的举动。哦，也不算太新。我们并不担心。火车很可靠。迪迪看了看自己的夜光表。我们在隧道里至少呆上七分钟了。接着，我们看到过道里摇摇晃晃地出现了一束灯光，听见隔壁包厢的门被拉开了。有个低沉的声音说了句什么，我们听不清楚。门“咣当”一声关上之后，迪迪竖起耳朵，等待一种更近、更刺耳的声响。这些人有明显的官僚作风，总是重手重脚，大模大样。而迪迪算得上是一位见多识广的旅客。（现在）的情形很像是过去发生在可笑的欧洲的边防检查，可这儿是一个大国，太大了；我们不是在边境线上，而是在隧道中间。果然，我们包厢的门被拉开了。门口出现了一束手电光，后面印出一个男人的模糊身影。“女士们，先生们，我代表列车长向你们表示歉意。”
“出什么事了吗？”邮票贩子问道。简直是明知故问，显然是出事了。
“年轻人，你干吗不呆在驾驶室或别的你该呆的地方，尽快让火车开起来？”那位婶婶说。
“我不是司机，女士，”那家伙回答。自以为是的癞蛤蟆。“我只是代为致歉。您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
“大概是什么问题？”牧师问。
“我们不得不在隧道里停车。”
“这还用你说！”婶婶抢白道。
手电光晃了晃，然后落在老太太的脸上。“女士，您让我把话说完好吗？”她倒抽一口气，抬起了胳膊；手电光又垂了下去。“我们不得不停车，是因为铁轨上有东西。前方，嗯，有什么东西挡道了。”
“是在修路吗？”迪迪问。
“就我们所知，没有接到关于隧道施工的通知。”
“这样的蠢事我真是前所未闻，”老太太说，“听见了吗，海丝特？”难道她还是聋子不成？迪迪暗暗想着。
“放心吧，女士。我们会很快开车的。”
“只管压过去好了，”姑娘轻轻地说。原来不是聋子。不爱讲话而已。
“别担心，亲爱的。你瞧，年轻人，这儿还有病人呢。”
“我不是病人，”姑娘说，“刚才只是开个玩笑。”
“还有什么情况？”迪迪问。
“哦，”乘务员（暂且不管他是不是乘务员）说，“一旦他们弄清这里到底是隧道的中段还是快到尽头……我是说，因为我们可能进错了隧道。”
“进错了隧道！”迪迪惊叫道。
“但隧道无疑给堵住了，”乘务员扼要地说。
“难道该走的隧道就不会堵吗？”牧师问。
“听着，各位，别为难我好吗？我只是奉命来传个话，告诉大家，司机和列车长这会儿正在商讨——”
“商讨！”女人嘟哝道。
“他们要么可以清除障碍，也许并不是太难，你知道，可能只是个恶作剧。要么还可以把车倒回去。”
迪迪听到邮票贩子急促而粗重的呼吸——即使还没有说话，就暴露出了他的惊慌。（现在）他开口说话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碰上了大麻烦。不管我们是坐在这里不动，还是清除障碍往前走，或者从隧道里退回去，这条线上的下一趟火车都可能一头撞在我们这趟的屁股上。”
他比迪迪还要惊慌吗？眼下确实如此。迪迪对恐慌的反应一向很慢。他总是喜欢思考。他的脑子不错。迪迪想起邮票贩子此前盯着自己手帕的情景。大概是位疑病症患者。显然是杞人忧天的类型。喜欢收集那种珍贵的小纸片。而且很痴迷。
“这条线上的下一趟车什么时候到？”迪迪口里问着，希望自己能帮上什么忙。他的肩膀紧张得隐隐发痛。
“要不了多久。差不多一个小时吧，”乘务员回答，他的声音越来越小。他（现在）正在退开，一边随手开始关包厢门。
“年轻人，你跟我们讲的都是实话吗？”婶婶问。
“我马上就回来，”乘务员说。“咣当”一声。我们听见左边隔壁的包厢门被拉开了。人跟牛没有两样，迪迪想。为什么没有人尖叫？或者哭泣？或者祈祷？为什么他们反而那么迫不及待地相信一切都会平安无事？
我们默默地坐着，侧耳倾听透过迪迪和邮票贩子背后的隔板所传来的模糊话语。是同样的谈话吗？迪迪想，不知道那个包厢的乘客是否听信了乘务员闪烁其词的解释。或者是否正连珠炮的向乘务员提出各种急切的问题，如果他们有胆量感到惊慌的话。邮票贩子划着了一根火柴。我们一个个都显得模糊而忧郁。那人已经把香烟夹在唇间了。当火苗凑近他的下巴时，迪迪以为会颤抖，却没有看到颤抖的迹象。
“我想，不会有人带了手电筒吧，”牧师轻声说。
“我有支袖珍手电筒，”“乐于助人的迪迪”回答，“不知道管不管用。”
“恐怕没用，”婶婶阴沉着脸说。
迪迪盯着邮票贩子那时亮时暗的烟头，渐渐有些撑不住了。他的身体原本是个还算统一的王国，此刻却要闹分裂，想造反。他的肚子犹如一个满是砖头的箱子，胸口就像装着泥鳅的水桶。耳朵里有血液涌动的声音；一道道灰白的微光像黯淡的闪电一样，在弯弯曲曲地从左到右晃动。隔壁包厢的门“咣当”一声关上了。接着，过道里亮起昏暗的光，可能是那位闪烁其辞的传话人在走进下一节车厢之前打开的、专备应急之用的手提电灯。眼下是紧急状态吗？至少（现在）还没有漆黑一片。
“这事儿你们怎么看？”邮票贩子大声说。
我们似乎都没有打算接话。
“真是糟透了！”他又说了一句。听起来很愤然。
迪迪（现在）恐慌起来。而其他人却保持镇静。死的念头不请自到，像大石块一样压在他的胸口上。
“你看我们真的有危险吗？”姑娘开口问道，迪迪不知道她在问谁。也不知道她是否像其他人一样觉得情势很危急，因为她毕竟什么也看不见。
“没有，”牧师说。
“没有，亲爱的，”婶婶说。
迪迪想，死亡就像平版印刷用的石版。一块摸起来清凉光滑的石版能印出许多次死亡。除非在行家的眼睛看来，这些死亡会一模一样。一块稍加描刻的石版可以不断地重复使用。
“告诉你们吧，我再也不会坐这条线上的火车了，”邮票贩子说。他清了清嗓子。
迪迪起身离座，想把石块从胸口移开。他得活动活动。“嗯，”他说，“我想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也许能找到什么人进一步了解些情况。”
“好呀，”老太太说。“好心肠的迪迪”。
迪迪（现在）的感觉只能用“恐慌”二字来形容。
他站起身，感到头晕目眩，只好抓住行李架，在跨过几双黑色的鞋子、老太太的包裹以及邮票贩子脚边廉价的公文包时，只是一直扶着那儿才没摔倒。拉开门，走了出来。过道里的窗户与包厢里的一样，也是黑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他解开领口，转身向右，顺着过道，朝与应急灯相反的方向走去。他尽量不去看每个包厢里那些东倒西歪、相互倚靠的模糊身影。为什么大家说话时都压低嗓门？哪个包厢里有婴儿在啼哭。迪迪远远地看到，前面有个人在抽烟，那是唯一跟他一样逃到过道里的人。走近后他才发现，那是个穿着宽松休闲裤的胖女人。迪迪缩胸收腹，一边从她身旁侧身而过，一边说着“对不起”。
“喂，你知道几点了吗？”
“五点十九分，”迪迪回答。他的声音清楚了一些。他咬紧牙关，感觉到那女人的忧虑像触须一样缠绕着他的脚踝。她似乎想触摸他。
“天啊，但愿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是呀。”迪迪往前走去。他可不想束手就擒。
“喂，请等一等！”
“我去看看是怎么回事。”迪迪如果停下脚步，转回身去，就会同情她，就会在承载着石块之外，再加上她这个负担。“好说话的迪迪”给了自己一项不同的、不太有骑士精神的任务。但是应该更有用处。
迪迪来到这节车厢的尽头后，面临着一个选择。
要么打开沉重的隔门，穿过车厢之间的连接处，进入下一节车厢；那里也有一盏手提电灯发出昏黄的亮光，那里也坐着安安静静的乘客，他们规规矩矩地守在各自的旅行包厢里——那节车厢跟我们的一模一样，只是过道上并没有人。
要么就干脆下车，去查个究竟，弄清楚是什么挡住了去路，并亲眼看看在采取什么措施。如果紧急状态已经结束了怎么办？尽管乘务员还没有带回好消息。如果工作人员正在各就各位，司机正要拉动手柄，开动火车，那该怎么办？
他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不，不用怕。就算火车没等他回来就已经开动，开始时也一定会很慢。还来得及抓住扶手爬上来。迪迪想清楚后，拿定了主意。他用力扭开我们车厢尽头的火车门，放下铁踏板。
他下了火车。
隧道里凉飕飕的，但是很潮湿，满是油污和湿岩石的气味。迪迪一接触到这里的空气，就打了个寒噤。不过他至少有活动的空间。他将双手猛地伸进潮湿的空气里，然后小心地伸出一条胳膊；隧道的墙壁在他的一臂之外。它有多宽呢？他打开袖珍手电筒，发现离墙壁大约还有十英尺。隧道里有两条宽轨铁路；迪迪踏上那条空铁路。转身向右。用昏暗的灯光在自己精心擦拭过的皮鞋前面照出一个小亮点，抬脚朝车头方向走去。很累，累极了。继续走。没有累得趴下的时间。有好一会儿，他只听见自己的脚步落在隧道里坚实地面上的闷响。但走过几节车厢之后，他渐渐听到了别的声音：很重，一下一下的很有规律，像是斧头在劈东西。迪迪要去的正是发出那声音的方向。
“喂，有人吗？”他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