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打算到中国去。
我将穿越中国香港与内地之间深圳河上的罗湖桥。
在中国待上一段之后，不久我还将再度走过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深圳河上的罗湖桥。
五种可变之物：
罗湖桥
深圳河
香港
中国
尖顶布帽
想想其他各种可能的顺序。
我从未去过中国。
我一直希望到中国去。一直。
（二）
此次旅行能满足心愿吗？
问：（拖延时间）你是说去中国的愿望吗？
答：随便什么愿望。
是的。
愿望的考古学。
可它却是我的全部人生！
别惊慌。“自白不足道，知识才是一切。”这是一句引语，可是我不想说出是谁说的。
一些提示：
——一位作家。
——一位智者。
——一位奥地利人（维也纳的犹太人）。
——一位避难者。
——他1951年死在美国。
自白是我，而知识是任何人。
我可能用个双关语吗？
（三）
此次旅行的念头萌生已久。
最初是在什么时候萌发的？早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
——查寻这种可能性：即我虽然出生在纽约，成长在美国的其他什么地方，可是生命却是在中国孕育的。
——给母亲写信。
——打电话？
出生前与中国的联系：可是是某种食物。然而，我并不记得母亲说过她真的喜欢中国食物。
——在某次将军的宴会上，她把囫囵个儿的百年蛋吐到了餐巾里，她不是这么说的吗？
反正，有什么东西穿过了供血充沛的胚胎外膜。
玛娜·洛伊中国，图兰朵中国。来自威斯利学院和威斯里安大学的美丽而富有的宋氏姐妹和他们的丈夫们。由翡翠、柚木、翠竹和油炸狗构成的一道风景。
传教士，外国军事顾问。戈壁滩上的皮货商们，他们中间有我那年轻的父亲。
我所记得的第一间起居室（我六岁时我们搬了家）里到处是中国物品：胖墩墩的象牙和蔷薇石英大象排成队列，镀金木框中镶嵌着窄幅宣纸黑墨字画，贪食胖佛在用粉绸绷制的大台灯罩下面一动不动。慈悲佛是白瓷的，身材纤细。
——中国艺术史专家对瓷器时代与早期瓷器时代做了划分。
殖民者的收藏品。
战利品被带了回来，为了表示敬意，留在了另外一间真正的中国住宅的起居室里，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房子。毫无代表性的难以看透的东西。很成问题的欣赏趣味（不过，我到如今才明白了这一点）。令人迷乱的引诱。生日礼物是一只用五个小管状的翡翠制成的手镯，而且每个翡翠管的细小末端都镶着金，我从来没有戴过这只手镯。
——翡翠的色泽：
各种色调的绿，特别是祖母绿色和蓝绿色
白色
灰色
黄色
浅棕色
浅红色
其他颜色
有一点可以肯定：自记事起中国激发了我第一次说谎。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对班上的同学们说自己出生在中国。我想他们一定印象深刻。
我很清楚自己并不是在中国出生的。
我热切希望到中国去的四种原因：
物质的
形式的
有效的
最终的
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需要几年的刻苦学习才能通晓其语言。科幻小说里的国度。在那里，人人都操同一种声音讲话，毛泽东式的。
那个想去中国的人的声音是哪一种？一个孩子的声音。不满六岁的孩子。
去中国就如同登上月球一样吗？等我回来的时候，会告诉你们的。
去中国仿佛再生一般吗？
忘掉我是在中国孕育的吧。
（四）
不仅我父母，甚至连理查德·尼克松和柏特·尼克松也在我之前去了中国，就别提马可·波罗、马特奥里奇、卢米埃兄弟（或者至少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德日进、赛珍珠、保尔·克洛岱尔和诺尔曼·白求恩了。亨利·卢斯出生在那里。他们个个都梦想着重返中国。
——三年前母亲从加利福尼亚搬到了夏威夷，是为了离中国近一些吗？
1939年母亲回来定居后，她常说：“在中国小孩子是不发表意见的。”但是她也告诉我在中国吃饭时打饱嗝是表示喜欢菜肴的礼貌方式，可那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打饱嗝。
出了家门，就像是我花言巧语地凭空杜撰出了中国。我在学校里说我是在中国出生的，我知道自己是在撒谎。然而我的谎话仅仅是更庞大而包罗万象的诳言中的一个小部分，其实是可以原谅的。能为大谎言服务，我的谎言就成了某种真实。重要的是让同学相信中国确实存在。
我第一次说谎是我在学校里公开了自己半孤儿的身份以后，或者之前？
——而那是事实。
我一直以为，中国远在天边。
——至今仍然是事实。
我十岁那年，在后院挖了一个洞。当洞的长宽高达到了六英尺时，我不再往下挖了。“你想干什么？”女佣说。“挖通去中国的全部路程吗？”
不。我只想找个地方坐坐。我把八英尺长的一块木板担在洞口上，灼热的太阳烘烤着木板。那时我们住在城边的土路上的一幢用灰泥粉刷过的四居室的小平房里。象牙大象和石英大象早就卖掉了。
——我的避难所
——我的小屋
——我的书房
——我的坟墓
是的，我想挖通到中国去的全部路程，突然从地球的另一端蹿出，用头顶地撑起身体，或者用手倒立行走。
一天，房东坐着吉普车来了，对母亲说洞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填上，因为这非常危险。晚上谁要是从院子里经过，很可能会掉进去。我领他看了看，如何用木板全部封盖的，质地坚硬的木板，只是北侧留有一个小入口，只有我才能勉强钻进去。
——而且，又有谁在晚上穿过院子呢？野狼吗？迷路的印第安人吗？一个患肺结核或哮喘病的邻居吗？恼怒的房东？
在洞内，我在东侧的洞壁上挖出了一个壁龛，放上一支蜡烛。我坐在地上。灰尘透过板缝落进了我的嘴里。光线太暗了，不能看书。
——往洞里跳的瞬间，我从没有担心过会落到一条蜷缩在地上的蛇，或者大毒晰的身上。
我填上了那个洞。女佣帮着我填上的。
三个月后，我又挖开了它。这次很容易挖，因为土很松。联想到汤姆·索亚的必须用石灰水粉刷篱笆，我就叫来街对过儿福勒家五个孩子中的三个来帮忙。我答应他们，只要我不在洞里，他们随时可以使用那个洞。
西南。西南。我的荒漠的童年，失去平衡，干燥而酷热。
我一直在思考下列的中国对应物：
我愿意处于中心。
中心是土，黄色；它从夏末一直延续到初秋。它没有鸟，没有动物。
怜悯。
（五）
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我就要去中国了。
为什么人人喜欢中国？人人。
中国事物：
中国食品
中国洗衣房
中国的苦难
对于外国人来说，中国的确是太大了，以至于难以捉摸。但很多地方都是如此。
我暂时不想弄明白“革命”的含义（中国的革命），却想搞清楚忍耐的意思。
还有残酷。以及西方无止境的傲慢无礼。1860年，那些率领英法联军侵占北京，胸前挂着勋章的军官们，很有可能远航回国时满载着中国的珍品，还怀着有朝一日以平民或是鉴赏家的身份重返中国的可敬的梦想。
——颐和园，“亚洲的大教堂”（维克多·雨果）遭到了洗劫和焚毁。
——中国的戈登。
中国的忍耐。谁同化了谁？
父亲初到中国时才二十六岁，我想母亲是二十四岁吧。
至今只要电影里出现这样的镜头：一位父亲在长久地让人绝望的别离之后又回到了家里，正在拥抱孩子或孩子们，我就要流泪。
1968年5月，我在河内第一次凭自己的本事弄到了一件中国物品：一双绿白相间的软底帆布鞋，鞋底用凸出的字母写着“中国制造”。
1968年4月，我坐着人力车在金边溜达，联想到自己珍藏的一张父亲1931年在天津乘坐人力车时的照片。他看上去很高兴，有些腼腆，一副漫不经心的半大小伙子模样。他正盯着相机。
一次深入到我的家族历史的旅行。我听说，当中国人知道来自欧洲或美国的客人与战前中国有关系时，他们是很高兴的。不过：我父母站错了队。友好而圆滑的中国人回答说，那时所有旅居中国的外国人都站错了队。
法文书《人类状况》（La Condition Humaine）译成英文成了《男人的命运》（Mans Fate），难以使人信服。
我一直很喜欢百年蛋。（是鸭蛋，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变成精美绿色和半透明的黑色酪状物。
——我一直希望它们真的有一百年之久。想一想那它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纽约饭店和旧金山饭店里，我经常点一份这种食品。招待们用贫乏的英语问我是否知道自己正在点什么？我十分肯定。招待离去。等所点的食品端上来时，我告诉正在用餐的同伴们这种食品是何等美味无穷，但结果总是我独自一人把它们一扫而光；熟人们看到这一景象全都觉得恶心。
问：大卫不是品尝过这种蛋吗？而且不止一次？
答：是的。为了让我高兴。
朝圣。
我不是要回到我的出生地，而是去那个孕育我的地方。
我四岁时，父亲的合伙人陈先生在他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美国旅行期间，教我怎么用筷子吃饭。他说我像中国人。
中国的食品
中国的苦难
中国的礼节
母亲看着，表示同意。他们是一同乘船来的。
中国是种种物品。却是不在场的。母亲有一件金黄色的像水一样的丝绸旗袍，她说这是宫廷里服侍皇太后的宫女穿过的。
还有戒律。以及沉默寡言。
那个时候人们在中国干了什么？我父母正在英租界里当盖茨比和黛茜，毛泽东在内地进行万里长征，前进，前进前进、进、进、进。城市里，数百万瘦弱的苦力们正吸食鸦片，拉人力车，在便道上撒尿，任外国人驱赶，任蚊虫侵扰。
居无定所的“白俄”们，我把他们想象成对着俄国式茶壶打瞌睡的白化病人，那时我才十五岁。
我想象着义和团拳民举起厚重的皮手套试图拨开急速飞来的克虏伯大炮的铅弹。毫不奇怪他们被打败了。
我正在看一部百科全书里的一幅照片，照片上附有这样的说明：“1899年，一群西方人与几具蒙难的拳民尸体合影留念。洪宏。”照片前景里醒目处是一排被砍掉了头颅的中国人的尸体，头颅滚出身外一段距离，尸身与头颅已分不清谁是谁的了。七个白人站在这些尸体后面，摆好了拍照的姿势。其中两人戴着狩猎帽子，第三个人把帽子拿在身体右侧。他们身后是一抹看去不深的水面，有几条小船。左边是村庄的边沿。背景是薄薄地覆盖着白雪的大山。
——这伙人在微笑。
——毫无疑问，第八个西方人，他们的同伙，正在拍照。
上海弥漫着香火味、火药味和家禽粪便气味。一位美国议员（来自密苏里）在世纪之交说：“上帝保佑，我们要把上海提高了再提高，直至达到堪萨斯城的水平。”1930年代末，被入侵的日本士兵的刺刀捅破了肚子的水牛在天津的街道上呻吟。
在瘟疫的城市之外，或此或彼总有一位哲人隐居在青山之间。大片优美的河山将哲人们彼此分隔开来。他们年逾古稀，但并不都留着白胡子。
军阀、地主、满清官吏、姬妾。老中国通。飞虎队。
如画的文字。皮影戏。亚洲风云。
（六）
我对智慧感兴趣。我对墙亦有兴趣。中国就以这两样而著称。
《百科全书》（巴黎1968年版，第4卷第306页）中的“中国”条写道：“按照中国的传统论说方法，人们在谈话中总是喜欢使用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简短成语。”
靠语录生活。在中国引语的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指导着各行各业。
中国有一位二十九岁的妇女，名叫崔文茜。在1972年1月发生的一次火车事故中她失去右腿和左脚。现在她的右脚移植到了左腿上，手术是在北京做的。据《人民日报》报道，“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的卫生战线，由于采用先进的外科技术”，才使这一右脚移植到左腿上的手术获得了成功。
——文章解释了为什么外科医生没有把她的左脚接回到左腿上，因为她的左脚骨已经完全粉碎，而右脚却未受损伤。
——并未要求读者深信不疑。这不是外科奇迹。
我看着崔文茜的照片，她笔直地坐在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上，略带微笑，双手抱着弯曲的左膝。
她的右脚很大。
在二十年前的一场伟大的灭害虫运动中，蚊蝇全部被歼灭、消失了。知识分子经过自我批评之后，被遣送到农村分担广大农民的命运，接受再教育，现在他们正重新返回在上海、北京和广州的工作单位。
智慧已越来越简单了、更加实用了。更加整齐划一。山洞的哲人已化为白骨，而城市又变得清洁起来。人民渴望着在一起说点实话。
早已不再裹脚的妇女举行各种会议“诉苦”，指责男人。孩子们背诵反帝童话故事。战士们选举或罢免自己的长官。少数民族获得一定限度地保持本民族习俗的许可。周恩来依然是清癯而英俊，如蒂龙·鲍尔；而毛泽东则有点像台灯罩下面的胖佛像了。人人都很平静。
（七）
有三件事情，我二十年来一直向自己承诺，要在有生之年实现。
——登上马特峰
——学会弹奏大键琴
——学习汉语
或许攀登马特峰还为时不晚（就像毛泽东已是教诲他人的老者，还在长江里游了十多英里？）如今我那令人担忧的肺会比我十几岁时要强壮些了。
理查德·麦勒瑞永远地消逝了，正当人们看到他接近山顶之时，消失在一片巨大的彩云后面。我父亲患了肺结核，再也没能从中国回来。
即便是在美国人很难，甚至根本无法去中国的情况下，我也从未动摇过有朝一日我会去中国的信心。
——我坚信不移，从未把去中国列为要实现的三项计划之一。
大卫戴着我父亲的戒指。戒指，一条用黑丝线绣着父亲名字首写字母的白丝绸围巾，还有一个里面用烫金字母印着父亲名字的猪皮钱夹，这些就是我拥有的全部父亲的遗物。我不知道父亲的笔迹是什么样子的，甚至不知道他的签名是什么样子的。偏平的戒指印章上也刻着父亲名字的首写字母。
——让人惊奇的是这只戒指正好适合大卫的手指。
八种可变的事物：
人力车
我儿子
我父亲
父亲的戒指
死亡
中国
乐观主义
蓝布衫
这里，可能的排列组合数目多得惊人：惊天动地，感人至深。有益身心。
我还有一些照片，都是在我出生之前拍摄的。在人力车里、骆驼背上、小船甲板上、紫禁城墙前。单人照。与他的情妇的合影。与母亲的合影。与两位合伙人——陈先生和那位白俄的合影。
有个看不见的父亲让人感到压抑。
问：难道大卫不是也有一个看不见的父亲吗？
答：是的，可大卫的父亲不是一个早夭的男孩。
我的父亲永远年轻。（我不知道他葬在了哪里，母亲说她已经忘记了。）
永无止境的痛楚，也许，仅仅是也许，会消散在无尽的中国式微笑之中。
（八）
最富异国情调的地方。
中国至少不是我可以去得了的地方，只是我决心要去。
父母决定不带我到中国去。我只能等待着政府的邀请。
——另外一个政府。
在我等待的时候，在他们中国，那个辫子中国，蒋介石的中国，以及人口多得数不清的中国，已经变成了乐观主义的中国，有光明的未来，多得数不清的人们穿着蓝布衫和尖顶帽。
观念，前观念。
我事先能对这此次旅行怀着怎样的观念呢？
一次寻求政治理解的旅行吗？
——“关于文化大革命定义的札记”吗？
是的。但仅仅只是依据猜测，靠误解使其生动。因为我不懂那种语言。我现在比父亲去世时年长六岁，然而我还没有登上马特峰，还没有学会弹奏大键琴，也不曾学会汉语。
一次可以缓解个人悲痛的旅行？
如果是那样的话，悲痛将是靠主观意愿来缓解的：因为我很想终止这悲痛。死亡是无法逃避，无可协商的。并非不能被同化。可是，是谁同化了谁呢？“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代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这不是《毛主席语录》中列出的那段引话的全部，却是我此刻所需要的全部。
——注意，即使在毛泽东的这段被截短了的语录里，也是引语套引语。
——这段引语中被我省略了最后一句话，表明值得向往的是有分量的死，而不是轻飘飘的死。
父亲死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查访父亲的死，我将给他的死加添分量。我要亲自安葬父亲。
我将朝拜一个完全异己的地方。至于那是将来还是过去，毋需事先确定。
中国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既生活在过去，又生活在未来。
假设。那些确实显得出类拔萃的个人让我们觉得是属于另一个时代。（或是过去，或者干脆就是未来。）没有哪个超凡卓越者完完全全属于当代。当代的人根本显现不出来：
他们是看不见的。
伦理教化是历史的遗产，它制约着未来的领域。我们犹豫徘徊、小心翼翼、冷嘲热讽、理想幻灭。当下已成为多么艰难的一座桥梁呀！我们得多少次地旅行，才不至于沦为空无与不可见。
（九）
《了不起的盖茨比》第2页写道：“去年秋天，当我从东部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穿上军装，并且在道德上保持一种立正的姿势。我不再参与放浪形骸的游乐，也不再有幸窥见人们的内心世界了。”
——是另外一个“东部”，但是不要紧。引文正好适用。
——菲茨杰拉德指的是纽约并非中国。
——关于“引语的现代功能的发现”，有很多话可说，汉娜·阿伦特在她的《瓦尔特·本雅明》一文中把这一发现归功于本雅明。
——一些事实：
作家
才子
德国人（柏林的犹太人）。
他1940年死在了法国与西班牙交界地区。
——归功于本雅明，包括毛泽东和戈达尔。
“去年秋天，当我从东部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希望全世界……”为什么全世界的人不应该在道德上保持一种立正的姿势？可怜、遭受创伤的世界。
那位死在美国的没有点出姓名的奥地利犹太避难者，出自他的第二句引语的前半部分说：“人本身乃是我们时代的问题；有关个人的诸种问题正在消失甚至遭到禁止，从道德上加以禁止。”
我并不害怕去了中国就会变得简单。真理是简单的。
他们将要带领我参观一些工厂、学校、集体农场、医院、博物馆和水坝。还要举行一些宴会和芭蕾舞演出。我将无法一个人独处。我要时常报以微笑（尽管我不懂汉语）。
那未说明出处的引语的第二部分是：“个体的私人问题已经成为诸神的笑料，而且他们缺乏同情之心并没有错。”
毛主席说：“反对个人主义。”道德大师。
中国曾一度想在各方面达到精美之极致：在陶器制作、残酷行径、占星术、行为举止、饮食、性行为、色情、风景绘画、思想与书写符号的关系等方面。而如今中国想实行彻底的简单化。
我在出发去中国的前夕充满对它的想象，我之所以没有放弃去那里，完全是因为关于善的言论。我认识的人个个都担心过善，而我并没有类似的忧虑。
——仿佛善可以使人丧失力量和个性。
——对男人而言，还丧失男子气概。
美国有一则谚语：“良善者难占先。”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毛泽东主席语录》，小平装本，第141页。）
世界上到处都是被压迫的苦力和媵妾。到处都是残酷的地主。到处都是傲慢的官吏大人，双臂交叉，长指甲藏在袍子的宽袖筒里。一切在变，当红星照耀中国之时，平静地变成天国的男女童子军。
为什么不愿意善良些呢？
然而，要善良就必须更简单。更简单，仿佛向原始回归。更简单，仿佛置身于宏大的遗忘中。
（十）
有一次我的父亲和母亲曾经离开中国，乘火车回美国探望孩子（或孩子们）。在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上，走了十天，没有餐车，他们在车厢里的斯特诺酒精炉上做饭。父亲只要闻到一点点香烟气味，哮喘病就会发作，而母亲是抽烟的，她可能大部分时间在列车通道上过的。
——我在想象这一切。母亲给我讲述下面的事情时，从没有提过这些。
过了斯大林的俄国之后，火车在波兰的比亚韦斯托克停靠时母亲想下车，那里是她妈妈的出生地；在她十四岁的时候她的妈妈死在了洛杉矶。但是，1930年代外国人专用车厢的门是封闭的。
——火车在车站停了几个小时。
——老妇人们轻轻地拍着冰冷的车窗玻璃，想出售她们的微温的克瓦斯饮料和橘子。
——母亲哭了。
——她想亲自触摸一下她妈妈的遥远的出生地，仅仅一次。
——她没有得到准许（并且被警告，如果再要求下车，哪怕待一分钟也会被逮捕的）。
——她哭了。
——她没有对我说她哭过，可我知道。我看见了她。
同情。损失所有馈赠的遗产。女人们聚集在一起诉苦。我曾痛苦怨愤。
为什么不愿意善良呢？改变一下心灵。（心灵，那最富有异国情调的地方。）
如果我原谅了母亲，我便解脱了我自己。尽管这些年来，她始终没有原谅她妈妈的死。我将谅解我的父亲，原谅他的死。
——大卫也会原谅他父亲吗？（不是因为死）让他自己决定吧。
“有关个人的诸种问题正在消失……”
（十一）
某个地方，我心灵深处的一个地方，我是超脱的。我一直是超脱的（部分地）。一直。
——东方式的超脱？
——骄傲？
——害怕痛苦？
对于痛苦，我一直是很敏感的。
1939年初母亲从中国回美国后，过了好几个月才告诉我父亲不会回来了。我几乎读完了一年级，班上的同学都相信我是在中国出生的。当母亲把我叫到起居室时，我明白那是严肃的场面。
——我在锦缎沙发上不安地扭来转去，每个方向都有几尊佛像转移我的注意力。
——她的话很简短。
——我也没有哭很长时间。我已经在寻思如何向朋友公布这则消息。
——然后就让我出去玩耍。
——我并不相信父亲真的死了。
亲爱的母亲。我不能打电话。我六岁了。我的悲痛就像雪花飘落，撒在你冷漠的热土上。你正在吸入你自己的痛苦。
痛苦成熟了。我的肺出了问题。而我的意愿会变得更坚强。我们迁往了荒漠地区。
科克托的小说《波多马克河》（1919年版，第66页）中写道：“在天津的旧城里他们是蝴蝶。”
不知怎么回事，父亲留在了天津。我的生命是在中国孕育的就变得更要紧了。
而现在到中国去甚至显得更重要。此刻历史掺和介入我的个人原因。使它们失色，替代了它们，最后消解了它们。多亏了拿破仑以来最伟大的世界性历史人物的功绩。
别苦恼。痛苦不是不可避免的。运用毛的快活的科学：“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同版，第81页）
“紧张”是什么意思？人人内心都很警觉，逃避集体的聒噪。
——一切都好，惟一的危险是积聚太多的真理。
——想一想对“团结”的破坏。
紧张的程度与人们克服懒惰和避免恶习的程度相对应。要警惕。
真理是简单的，十分简单。围绕中心。然而，除了真理之外，人民还渴望着其他别的滋养。真理在哲学和文学中享有特权的变形。举例。
我尊重自己的渴求，但我又对它们失去了耐心。
“文学只是对知识部分的不耐烦。”（这是那位未点出姓名的奥地利哲人的第三句即最后一句的引语。作为避难者他死在了美国。）
我已经获得了签证，迫不及待地想动身去中国。去了解。我会不会因为某种文学的冲突而终止这次旅行呢？
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别的什么地方的讲话，倘若文学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样的冲突是不会发生的。
然而，我们却被文字制约着。（文学告诉我们文字在遭遇什么。）更确切地说，我们是被语录制约着。不仅在中国，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对过去的播散力就说这么多吧！零乱的句子，破碎的记忆。
——当我的记忆变成了口号时，我便不需要它们了。不再相信它们。
——又是一个谎言吗？
——不经意得来的真理吗？
死亡不死。还有，关于文学的问题并没有消失……
（十二）
穿越中国香港与内地之间深圳河上的罗湖桥，我将乘火车去广东。
从那时起，我将落在一个委员会手中。我的东道主们。我的文质彬彬的官方维吉尔。他们控制我的旅行日程。他们知道应该让我看些什么，清楚哪些东西正适合我看；我将不与他们争辩。可是当他们请我补充一些建议时，我要说的是：越往北越好。我希望再近一些。
我厌恶寒冷。我的荒漠童年留给我的是对炎热不可抑制的热爱，对热带和沙漠的挚爱；然而为了此次旅行，我宁愿忍受必要的严寒。
——中国有寒冷的沙漠，如戈壁滩。
神话的旅行。
在不公正和责任义务变得太明确、太尖税之前，神话的旅行过去总是前往历史之外的地点的。例如地狱。死者之乡。
现在的旅行已经完全被历史所包围了。神话的旅行所去之处被真实民族的历史以及自己的个人历史奉为神圣之地。
结果必然产生文学。更大程度上是文学而非知识。
旅行在聚敛累积。灵魂的殖民主义，任何灵魂，无论本意多么善良。
——不论怎样纯洁，怎样一心向善。
在文学与知识的交界处，灵魂的管弦乐突然奏出喧嚣的赋格曲。旅行者步履蹒跚、颤抖着。结结巴巴。
别惊慌。只管继续旅行，无论外来殖民主义者还是本地人都毋需多少才能。旅行就是阐释。旅行就是解除重负。我随身只带了一只小箱子，没有打字机，没有照相机，更无录音机之类。无论某些中国物品形状多么美，也不管纪念品多么撩动人心，我希望能抑制把它们带回去的诱惑。我的脑海里已经有那么多的中国东西。
我是多么急切地想出发去中国呀！甚至在动身之前，我的一部分已经踏上了把我带往其国境的漫长旅行了，已经游览了那个国家，而且离开了。
穿过深圳河上的罗湖桥之后，我要乘飞机到檀香山去。
——我也从没有到过那里。
——几天的逗留。整整三年了，我与母亲之间有许多没有写成文字的信件和没有打出的电话，构成了一堆不存在的文学，苦苦地困扰着我。
到檀香山逗留后我要换乘另一班机。去某个我可以独处的地方：至少可以避开集体的嘈杂。甚至摆脱个人内心无休止的自怜所带来的“物之泪”——不论它是解脱还是淡漠。
（十三）
我将分别从两端穿越深圳桥。
以后会怎样呢？没有人感到惊奇。接着来临的是文学。
——急切难耐的知的渴念
——自制
——自制中的缺乏耐心
我会欣然同意保持沉默。不过，哎，那样我就未必能知晓了解什么。而要放弃文学，我必须确信我能够得到知识。一种可以充分证明我的无知的确定性。
那么，就文学吧。如果必须的话，事先和事后的文学。文学不能把我从这次被过度掌控的旅行所要求的圆滑和谦卑中释放出来。我担心会泄露出许多矛盾百出的要求。
惟一的解决办法：既求知也不求知。文学和非文学，运用同样的文字表达姿态。
对于上一个世纪的所谓浪漫主义者，旅行几乎总是导致一本书的产生。到罗马、雅典、耶路撒冷甚至更远的地方旅行，目的就是记述旅途。
或许，我要在走之前写一本关于中国之行的书。
（王予霞 译 黄梅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