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理查·福茨打了个电话，是他办公室的留言机接的。我口气简短有力，只说我需要立即见他。
昨天晚上回到家，牧师夫妇都没睡。我刚把钥匙插进钥匙孔，门锁就从里面拧开，然后我看见了牧师太太惊慌失措的面孔。她的嘴巴仍吃力地摆出微笑的形状，眼睛却白热地瞪着。
我问：“你好吗？”我想，大概是要跟我清账了。
“很好。”她马上回过头去看牧师，礼貌顺着惯性从嘴里出来：“你呢？”
我说很好。这时我发现牧师已迈着长腿撵上了他妻子，此刻站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俩人就这样一前一后一高一矮站着看我解下围脖，摘掉帽子，脱掉靴子。我和他们仍在进行礼貌废话。比如说：天气真可怕，交通堵得要命。
然后我穿着又冷又湿的棉袜，跟他们夫妻俩面面相对站在门厅里。双方都客套得累坏了。我想说：“这个月的房租我下礼拜保证交。”想想算了。我信用卡上的赤字比什么保证都说明问题。我还想说：“出什么事了吗？”他们会想这人看上去挺谦谦君子，其实是个泼皮无赖——白住房白用水电，在房东和房客之间还能出比这更坏的事？
牧师太太又急速看牧师一眼，那意思是：“你不说我可不客气了。”
牧师终于开了口：“你最近在跟FBI接触？”
“怎么了，他们找你们麻烦了？”
“不是。是这样，今天下午一点钟，我妻子在留言机上听到一段很可疑的声音。你来听听就知道了。”
我被他们领到起居室。牧师伸出修长多毛的手指，摁在留言机的倒带键上。俩人以一模一样的表情听着机器沙沙沙响起来，不久出来一个喉音极重的男低音，说：“听到没有？听到没有……”然后是个年轻些的男声说：“有了有了，恨不得花了半辈子的时间才找到。你听我怎么样？”男低音说：“还行。你听我呢？”年轻男声说：“不怎么样……”机器“咔哒”一声停住。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眼睛瞪得跟他们一模一样。
牧师太太说：“大概在它发生二十分钟以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开门见山就告诉我他是FBI的，叫理查·福茨。他问我你的作息时间，夜里一般是不是都住在这里。”
牧师说：“他还问你有没有把朋友和熟人带到这所房子里来过……”
我告诉他我们的房客跟我们一向有契约的，都不会违背契约带人回来。牧师太太显然对这场莫名其妙的事有些不高兴。很可能她在我进门前正发我的牢骚，连同我的拖欠房租，支票跳票，有一次开了炉子没关，把炉子上面橡木吊柜的底子都烤得发了黄。小半辈子没讲过人坏话的年轻牧师太太把所有的恶声恶气攒足，全用在我这儿。
我说：“那这留言机上的对话是怎么回事呢？”
夫妇俩一模一样地耸耸肩。
牧师说：“从上下文看，很可能是他们正在调试窃听器。就是说，他们已经听了我们家的许多私人对话。他们已经侵犯了我们这样安分守己的公民的权益。”
牧师脾气很温和，愤怒都是和风细雨的。
可是归根到底，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名堂。牧师太太手指指留言机，如同指一摊秽物。
“我听起来，像是两个拿报话器的人在通话。像两个警察。”我说。心里咬牙切齿：便衣福茨实在万恶，他折腾到最后可能是将我撵到冰天雪地的大马路上去。
“也有可能。”牧师微皱着眉，基本是白色的睫毛缓缓地一扇一扇。他每天忙的就是把美好的东西灌输到人们脑子里和行为中，他的灌输失败，才会轮到FBI们去忙。他现在轻微感觉到失败。
牧师太太最大的不适是她的安全感被破坏了。她的安全感是因她上几代人离罪恶的遥远而建立的。她不能确定我是否和罪恶有关，但她更无法确定我和罪恶无关。她突然觉得我离她的认识极其遥远，她曾自信地在我行为气质上读出的谦和多礼原来是错误，它们都是神秘内向的东方所给予我的伪装，而绝不能给她证据证实我的无辜。而坏就坏在我的内向和神秘。她觉得过去跟我的相处全不能作数，而未来都要在长期的一无所知中相处下去。或许东方人可以斯斯文文地做个逃犯，像我这样斯文的一个逃犯。
她听我解释这其实是怎么回事：美国在五十年代为外交官员建立的法规，让我和安德烈·戴维斯的正式罗曼史受到两个国家、两种政体的影响。因为我的国家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你的国家所列的敌人名单上。我对牧师太太解释道。但我一看就知道她什么也没听进去。我接着跟他们夫妇二人讲到我的从军历史，尤其我当战士记者的那一段使FBI暗中把我提拔成了军队宣传骨干，抑或情报人员。对于他们这样给我重视，我是怎样也讲不清的。因为他们拿美国军队各行各业来套中国军队。我给牧师夫妇举例说：“有一次我跟几位台湾朋友谈到中国军队的歌舞团，他们马上说：‘噢，康乐队呀，我们军队里也有。’我说那和‘康乐队’不同。他们说：‘差不多啦，就是让士兵开心嘛！’他们和美国人都把中国军队的歌舞团员想成电影《现代启示录》中朝性饥荒的大兵群撩大腿的比基尼女郎。我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们，我们的歌舞团是关照意识形态的，而不是去安抚他们感官的，不是去解救性饥荒的。台湾朋友说：‘有军营的地方就有性饥荒，这点你得承认吧？’我说：‘可能是的。’他们立刻得胜地大声说：‘那就对了！你给他们意识形态，他们接受的是性救济！’我说：‘那就不是前者的问题了。如果一个人卖出去的是饭锅，结果给买去的人当成了尿盆，你不能说前者就是卖尿盆的……’”
我见牧师夫妇眼睛和面孔随我的手势上下左右地动，但他们已在我举的这个例子里失去了方向。他们想，她在胡扯什么呢？三个月住下来，他们头一次发现我原来是个挺能胡扯的人。并在讲到尿盆这类词时语言毫无梗阻，同讲到饭锅一样坦然。他们还想：这个貌似文雅的人原来是个标准三八。
我想，坏了，他们越来越觉得不认识我。我怎么在这种时候举出个帮倒忙的例子？
一夜都没听见任何声响从牧师夫妇的卧室传出来。他们平稳的日常活动也给我搅了，给便衣福茨搅了。因而我一见理查就说：“FBI得负责给我找房——我肯定会给房东踢出来的！”
理查很惊讶：“怎么？你给踢出来了？”
“迟早的事！”
“你跟他们应该签了租约的，租约上又没说不准FBI打电话。”他年纪轻轻，已经有了老特务的痞劲。他两手一摊，又说：“如果他们真要撵你走，我家倒有间地下室空着。”他明摆着是跟我瞎逗，脸上表情我一看就懂：他们真要撵你，可没我什么事。
“我正失业，再去租另一处房，连押金都拿不出来。你是知道的，一般的房东都要看你有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固定收入，一般都要交两到三个月的房租做押金。就这样的话，能租到房已经算走运……”
“我当然知道。”
“那你能不能行行好，别去烦我的房东？”
“我也不想烦他们。这是调查中挺重要的一部分。我很抱歉。”
我和他站在他的办公楼大厅里说话。我不愿穿过那个安检通道，让两个面无表情的人翻看我书包里是否装有炸药。理查只穿了件衬衣，扎一条非常花哨的领带。他下巴左侧被刮胡刀拉了条口子，一小滴血珠污染了他雪白的衬衫领子。总之我这案子让他连安安生生刮胡子的时间也没了。他做个手势要我跟他去。
他领着我走到大厅一边的咖啡铺。我不领情地说我没喝咖啡的胃口。
他说他有胃口。他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那个“阳光灿烂”在去上托儿所的路上把奶瓶塞子弄开了，混合奶液弄得她一身湿透。只好又开车回去，替她换上干净衣服。理查说着打了个长哈欠，这让我看见了他嘴里的所有牙齿，有三颗牙被补过。他有一口典型的美国人牙齿，人为地整齐洁白。他为他的哈欠说了两声“对不住”。哈欠打完，他脸上出现一种困惑表情，在想他最近怎么了，活得顾头不顾尾，跟他女朋友的争执也越来越频繁。他想不出太多道理，能想到的就是他们生活里添了个“阳光灿烂”和我。这两个第三世界的女性能给他第一世界的生活添那么多乱，要他额外操那么多心，这一点令他困惑。
“不是我跟你过意不去，我们不可能不向你的房东了解你的情况。你的生活有三分之一是在那所房子里……”他的话给他腰里揣的呼机打断了。他皱起眉，把呼机拿出来，看一眼上面的号。“是‘阳光灿烂’的托儿所打来的。”他告诉我，好像他给我权利了解他便衣生涯之外的乐趣和苦恼似的。
“你要是急着去回电话，我可以现在就走。我就是专程来告诉你，你们不要窃听我房东的电话。”
理查眼睛一鼓，像是说，不窃听他们的话我们打哪儿下手窃听你呀？
“并没有窃听他们啊！”他说。
“他们都是厚道人，与人为善，乐善好施……”
“什么叫‘乐善好施’……听上去特别耳熟。我感觉到我中文最近有些退步，尤其是成语。”他说着从衬衫口袋拔出一支笔，要我把“乐善好施”写在餐巾纸上。
我一笔一画地写，他一笔一画地看。然后他点点头说：“噢，我明白了。比如我们对‘阳光灿烂’。”
这小子真油，把事情从窃听的问题上扯开了。
“所以请你们不要对乐善好施的人干这种事。”我说。
“干哪种事？”
“窃听他们的电话。”
“谁说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了？”
“他们的话有什么听头呢？他们无非讲讲教堂里的事。”最多是牧师外出工作，牧师太太在家，俩人在电话里交换三两句夫妻间的甜蜜废话，比如牧师说：今早我起来的时候你还在熟睡，我没跟你道早安。牧师太太说：对呀，我不知道怎么睡得那么沉。牧师说：（狎昵地笑）你不知道？——想想看你昨天夜里来了几次？……牧师太太说：（满脸赤红）哦，看上帝份上请闭嘴！……牧师说：能让你快乐我很快乐。……牧师太太说：我也是。（在电话筒上做一个亲吻的吧唧声）我等着你，早点回来。……牧师说：我都等不到今晚上了。……牧师太太咯咯乐着，说：你最好闭嘴……
“他们是最最安分守己的好人，你们干吗窃听他们的电话呢？”我换成英语和他争。讲中文我没那么理直气壮、直截了当。
“你看看！我问你，谁告诉你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了？”见我一点都不信，他又强调地说：“他们的电话有什么听头吗？！”
“那你们还去听？”
“谁说我们听了？”
“不听你怎么知道没听头？”我在这儿等着你哪。
他一看，进了我的逻辑圈套，叹息地笑了一声。
我端起玻璃杯，呷一口冰水。它唯一的滋味就是那股辛辣的冰冷。美国大概是唯一把冰冷当作美味的国家。冰冷使完全彻底的寡淡无味变得不再寡淡无味，它给你的味觉带来的刺激强过酸甜苦辣。
理查呷着咖啡。他撕开一袋甜味素，倒一半在咖啡里，又呷一口，还是提不起胃口，又撕开一只小奶杯，将浓浑的奶油倒进咖啡。他无精打采地搅动着咖啡，今天咖啡的滋味，就是无精打采。
我说：“我正在写三门功课的学期终结作业，如果我现在被撵出来，我这三份作业很可能做不下去。这么冷的天，你要我上哪儿找房子去？”
“我不要你上哪找房子。”
“那你要我怎么办？”
“在牧师家好好待着。他们烧暖气不抠门儿吧？一般牧师都挺抠门儿。美国有句俗语形容人贫穷的程度：那家伙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似的……”
“我比教堂里的耗子更穷。”
理查·福茨正把咖啡端到嘴边，这时定住了，脸从杯沿上端来看我。
我说：“教堂里的耗子好歹还有教堂，它们至少可以白住房子。”
“慢着，让我想想——”理查·福茨说，“你倒真提醒了我！”
“什么？”
“我说你提醒了我，我想起一个教堂！那地方专门收留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来的留学生。那里的房租便宜到了等于白给你住……”他再次被他腰上的呼机打断。他急忙摘下呼机，看一眼，两道剑眉拧成一道。“怎么搞的？又是托儿所！”
“那你快去回电话吧。”我做出告辞的样子，把围脖往身上一搭。
“绝对是个好主意——那教堂的侧面有十来间房，一共住了三十多个各国学生。要不要我去侦察一下，给你找来他们的电话。”
“我不能在学期结束前搬家……”
“这不取决于你啊。”
“可是取决于你。”
“怎么讲？”
“你只要保证不在我学期结束前再给牧师夫妇打电话。”
他想了想，说：“你学期什么时候结束？”
“一月二十五号。”
“别的学校都是圣诞前。”
“要不要跟我们学校核实一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我不是这意思。”他做出一个善意被曲解的受屈心痛的表情，“你看，我只是希望能更好地配合你的时间和日程安排。”
“谢谢，非常感谢。”
“哪儿的话。”
“那你是答应喽？”
“你指那个教堂的慈善租赁？我尽快……”
“我是指你不要再跟牧师夫妇通电话这桩事。起码在我三份期终作业完成之前，拜托你，不要往他们那里去任何电话。等我期终作业一完成，你可以马上恢复对我的侦察。”
“是调查。”
“好的，随便你叫它什么。”
“是调查。”
“那就调查。”有什么球区别？
他认真考虑了一会儿，点点头。在他考虑期间，他的呼机又急叫起来。他再次看一眼上面显示的号码，再次锁起眉头。
“好吧，我可以等到你学期结束。”
“谢谢。”
“不用谢，应该的嘛。”
“也请你们不要窃听牧师夫妇的电话。”
理查已经起身，打算回楼上办公室给托儿所回电。听我追加这一句，又站住了。
“他们跟我的案子有什么关系？你们侵犯无辜公民的公民权益是违反你们国家宪法的。”
“我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一口咬定我们窃听他俩的电话？”他有点要跟我急的意思，“我们对他们这种人毫无兴趣。”
“我相信你们毫无兴趣。”你要穿越一大堆兴趣，插进我的生活，搜寻一星半点儿可能会变异为你们兴趣的废话或非废话。我已停止在牧师家和安德烈通电话。我用电话卡在学校的投币电话先拨通号，他再到大街上找个投币电话给我打回来。我们像贩毒组织的老手一样纪律严明，拘泥细节。正经话都在两个投币电话上讲，只剩下闲扯让FBI去窃听。
“那你干吗指控我们窃听？！”
他真急了。
“别理我的指控——你们事实上有没有窃听？”
“你看你还有指控的意思。”
我顿住，然后一字一顿地说：“那么好，我这就去买一个手机，请不要再窃听牧师家那台电话——如果你们正在或者打算窃听的话。”
理查·福茨耸耸肩，他的意思是：随你便。
我当掉了安德烈给我的钻戒，买了一枚一模一样的半克拉装饰戒指，上面的假钻石比真钻石还璀璨。我先去了犹太区的珠宝行，请一个老首饰匠估价。他把一个寸把长的筒形放大镜塞在深陷的眼窝里。那眼窝如同一个瓶口，放大镜成了瓶塞，塞得滴水不漏。
他说这颗钻石是最白的一种，价值应在两千五到三千。不过如果我卖给他，他只能付我七百。我问他为什么只能付七百。他说不为什么，我要肯卖他就只能出到七百。他长长的鼻子使他整个脸显得庄重阴沉，十分负责。
我又到了另一个首饰铺。奇怪极了，伊朗首饰匠也说他最多出到七百。一直到晚上，我面孔也冻硬了，所有的首饰匠愿意出的价没有超过七百的，他们种族不同，年龄各异，却串通得那么好，同心同德挤兑我。他们认为一个人落魄到了当首饰的地步，是没什么退路的，因而他们不好好敲我一笔，是他们的不尽职不敬业。
我在六点差两分时下决心当掉了订婚戒指，然后我赶在百货商场开门前，花了二十五块钱，买了一枚伪钻戒，去冒名顶替。我口袋揣着六百七十五块现钞往地铁走。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守财奴的行走姿态了——把书包的带子收得很短，将书包挂在腹前，双手拢在袖筒里，压住书包和肚子。我警惕地躲开任何靠近我的人。
我回到牧师夫妇家时，他们俩正在吃饭。我悄悄脱衣摘帽除靴。我听见他们也变得悄悄的。
进了我自己的卧室，我把大大小小的钞票摊开，按照账单分拣出房租、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然后我开始给牧师夫妇写信。我在信中沉痛道歉，说自己做了个很不像样的房客。然后我告诉他们，我已买了手机，号码是×××××××。他们若有话不便当面跟我说，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乐意在同一幢房子里与他们使用这种摩登联络方式。我还告诉他们从此后他们太平幸福的日子会全面恢复，因为FBI不必通过他们跟我打交道了，他们从此会直接把电话打到我的行动电话上。然后我请求他们不要撵我走，我实在太喜欢这所房子和它的主人们了。漂泊的我在这所房子里得到的慰藉他们是无法想象的。最后我说我宁愿担负起打扫卫生、熨衣裳等所有杂活。写完后，我又补了个“P．S”，说我希望知道上次被我烤黄的吊柜价值是多少，我愿赔偿损失。
我把仅剩的十块五角钱放进钱包，把欠的债务一笔一笔用纸包好，上面注明它是付的哪笔账。我把钞票和信塞进一个信封，做贼似的蹑手蹑脚走到起居室，将信封压在蜡烛台下面。
夜里听见牧师夫妇恢复了进行曲速度的做爱，我心里踏实极了。
睡前我跟安德烈通了电话，告诉他我从此不必穿过冰天雪地去给他打投币电话了。
安德烈说：“你不像看上去那么傻。”
我说：“对呀，这是好事情。”
我们哈哈地乐起来。
安德烈说：“我明天也去买个行动电话。我也受够了冰天雪地找投币电话的滋味。”
我说：“真后悔我们愚蠢了那么久才聪明起来。”
他跟我道了晚安后又想到什么，说：“圣诞节我会送你一件意外的大礼物。是劳拉为我出的点子。”
我突然冒出一句：“劳拉很喜欢你，是吧？”
他一愣，然后说：“劳拉更喜欢你一些。”
“安德烈，你知道我们说的不是一个意思。”
“我当然知道。”
我听出他声音笑嘻嘻的。
“劳拉有什么不好？不是挺好的？”
“我知道，是挺好的。”他等着我停止声东击西。他说：“我和劳拉每星期总会见一两次面，吃吃午饭。”他在帮我把话绕回正题。
我不知心里的一股不适是不是醋意，但我干吗吃劳拉的醋？因为她和安德烈门当户对，还是因为她与他自由、平等的往来？劳拉为安德烈选了窗帘的颜色和布料，为他设计家具的摆置，为他找到名设计家的沙发，又没让设计家敲他一大笔。她还替他跑遍乔治城的小艺术馆和收藏品商店，甚至是寄卖行，为他一件一件选来台灯、立灯、沙发靠垫，安德烈的客厅放着三个毕加索的陶器复制品，但是品质极高的复制品，全世界只有六七百个。她领安德烈去参加艺术拍卖会，竞拍下了四幅德加的铅笔草稿。而当时安德烈钱吃紧，她便借钱给他。连安德烈的西装、毛衣、领带，都透出劳拉高雅昂贵的审美情趣。安德烈一组织晚会，劳拉便是最拿得出手的司仪。安德烈把他自己的外形，整个地交给劳拉去处理。有一次我说我不习惯看安德烈穿浅豆绿色的西装，他漫不经心地说：“劳拉帮我选的。”他的口气似乎是这意思，金子堆大的劳拉是可以让他彻底放心的，她绝不会让他出破绽，露怯。劳拉这方面的学问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任何人一时半会儿补补课就能及得上的。
我嘴上很贫，心里却是真的不好过。
劳拉一定要我告诉你：“她非常喜欢你。”
似乎对于我，波拉克公主也是鉴赏的权威，她的话可以使安德烈对我完全满意。她不是在表达她对我的喜欢，她是把好的喜欢加封给了我。
我想，凭什么劳拉不是安德烈的未婚妻呢？
我们说着甜蜜热烈的恋人语言，告别告了足有十分钟。我走神走得一塌糊涂，一部分脑筋在想劳拉，其余的注意力集中在四角六分钱一分钟的行动电话费上。我说“我也想念你，安德烈”，脑子里浮现的是一张又肥又大的电话账单，每一行价码都又肥又大。
十二点左右电话铃响了。我听见牧师太太水淋淋的脚步声从浴室出来，冲进起居室，又水淋淋地来到我门口。她轻声敲敲门。
我只得去开门。
牧师太太脸蛋又红又亮，雪白多肉的身体上缠了块大白浴巾，整个人仙子似的腾起白雾。
我说：“真对不起……”
“没关系的。”
我从她手里接过湿了的电话。她的腿刚剃过毛，细腻如脂。
我说：“谢谢你。”
她说：“给你留了巧克力糕饼，别忘了吃。”
这个宅子永远是烤巧克力糕饼的热烘烘甜香。年轻的牧师太太已转身回浴室去了。他们夫妇偶尔会到浴室做爱。
电话里传来米莉的假嗓子：“我想我大概活着的时候不会再接到你的电话了……”
我说：“你好吗，米莉？”
“不好。你把我的小梳子放到哪里去了？”
我忽然想起来，上回去华盛顿，去看了米莉一次。每次我去看她，她总是要我替她梳头。她喜欢一种老掉牙的发式：在额头两边隆起两个鼓包。米莉十六岁时就爱那两个鼓包，所以我下了番功夫，终于让米莉所剩无几的头发成功地再现了她十六岁的发式。梳这样的头发需要两把小梳子，反着插进头发，再翻成正的，将别住的头发一推，鼓包便出来了。米莉有一盒这样的小梳子，金属架子，上面镶有彩色的亚宝石。米莉最爱的是一对银梳子，镶澳洲宝石。
我说：“米莉，你让我把它们藏起来的呀！你说你怕阿书或者萨丽偷走它们……”
米莉在电话中“嘘”了一声，对我耳语：“萨丽就在隔壁。”萨丽是她的护士兼女佣，我曾经和她共兼这份职。我走了之后，阿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去米莉那儿挣点零花钱。萨丽是个终日闷声不响的人，因此米莉必须另花一份钱雇个人听她说话。她特别喜欢我和阿书这样的人，讲蹩脚的英文，足够的错误供她纠正，足够的空间供她去提拔。
“你把它们藏在哪里了？”米莉用压低的假声问我。
我说藏在她的几百双皮鞋里，用一只三八年出产的香奈尔皮鞋盒子装了她最爱的那对梳子。
米莉又“嘘”了一声。
我问她这么深更半夜找梳子干什么。
她说傍晚萨丽推她出去遛弯，一只黑猫从她前面横穿而过。她想到她的邻居三年前跟她玩牌的时候，告诉她一只黑猫穿过他散步的小路。邻居当天晚上就去世了。米莉认为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她身上，她必须带走她最喜爱的小梳子。
我说：“别逗了米莉。”
她说：“明天早上你给我打个电话，看看我还有气没有。”
我说：“行。”
“你上次是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的？有一个世纪了吧？每次电话铃响，我以为有人给我来电话了，结果全是找阿书的。只有一两次，阿书把电话递到我手上，说：‘这回是找你的了。’你猜是谁？是电话公司的推销员。告诉我如果我用他们公司的电话，每花一块钱电话费可以赚五英里的飞行旅程。我逗他，我说：‘您知道我今年多大？’他说他不敢猜。我说：‘我呀，才十六岁，做不了我父母的主瞎换电话公司。’”
“米莉，我忙得要死……”
“忙着赴约会吧？”
九十四岁的米莉发出婴孩般的笑声。米莉仍保持着八十年前上流社会闺秀的良好教养，真正的闺秀不该主动给任何人打电话，而是等电话或人来找你。无论等得怎样不耐烦，都要端庄娴雅地等，等所有人送鲜花和卡片，送精装巧克力，送问候和恭维。所以她这么晚放弃这上流教养，主动给我打电话，可见她把黑猫的噩兆当真了。我不露痕迹地夸奖她的硬朗。她不断对我的用词和发音做出纠正。她仍信奉八九十年前的语言风范，繁文缛节的，玲珑剔透的。她最听不得我说“这家伙、那家伙”，她会尖声尖气打断我：“发发慈悲，这是管道工的语言！”
“可是米莉，我的教授也用这语言！”
“我同情你，你有这样的管道工教授。”
“可是你读过当代小说吗？比如诺曼·梅勒？”
“我管不着诺曼·梅勒，我不会同他搭一句腔的。可是我的耳朵向你打开，你觉得你往里面灌污秽东西合适吗？你该说：‘这位绅士、那位绅士。’你看起来比阿书文雅些，但一张嘴就跟她一样粗鲁。”
然后她就把谈话主题转到阿书身上。阿书让米莉多次腹泻。因为她总是别出心裁地给米莉九十年不变的三餐翻花样。她训练米莉吃螃蟹、鲤鱼、猪腰花，使米莉在九十四岁这年开始了食物探险。但米莉承认阿书那些乌七八糟的食物非常鲜美。有一次米莉吃了螃蟹肉炒饭之后立刻上吐下泻，急救车在晚上九点把她搬运到医院。她忘了这件事她已经跟我讲过三次了。一模一样的快乐而愤怒的措词。我知道她接下去会数落阿书其他的恶劣之处。果然米莉问我：“你知道阿书的业余消遣是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不过我得伺候着米莉闲扯：“是什么？”
“是打电话！”
米莉说阿书一打起电话来连炉子上开水壶吹哨她都不管。阿书还不按米莉十六岁时的发式给她梳头，而是把她三百多根头发梳成模特发型，抹刺鼻的发胶。米莉说她最受不了阿书的，就是她一口一个“这小子、那小子”，她约会的男朋友中有照X光的，有买卖房地产的，有律师——阿书叫他们“X光小子”、“房地产小子”、“律师小子”。米莉忘了她这些话也跟我讲过三次了。
米莉问我：“你什么时候还来华盛顿？”
我说大概寒假期间。
她说：“如果你不来看我，我不会责怪你的。”
“米莉，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就是不会责怪你。因为我明白你在华盛顿时间特别宝贵，你得把每分钟都花在同一件事上。”
“花在什么事上，米莉？”
“就是那件事——把鸡蛋全往一个篮子里放。”
她的意思是，在恋爱上不能死心眼，要货比三家。豪门闺秀米莉从十六岁开始接受红玫瑰和求爱信，她认为高级的女人就是在情场上同时能走好几盘棋。死心塌地只交一个男朋友的局面，米莉管它叫“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篮子一翻全砸了。米莉总是细水长流地数落我不够高傲，不够上流，好像偌大个世界横跨太平洋的我就只找得到一个篮子。
我说米莉我忙得常常在进门时撞上自己正出门，能有一个篮子就不赖。
米莉突然说：“哎呀！”
我知道此刻她肯定把三根雪白枯骨一般的手指敲在右边太阳穴上。我等她下文。
看我——我得承认记忆力不是十六岁了。我差点忘了告诉你——第二个篮子出现了。她小小卖了个关子，又说：“有个年轻先生给我打电话，打听你！”
我想这人很可能是便衣福茨。
米莉说：“你记住，一定要给男人们一些时间，让他们赢取你的信任。你对这个安德烈，不行——你完全没有给他足够时间，让他赢得你的好感，然后是信赖，然后才是你的终生许诺，懂吗？”
“懂了，米莉。”
“所以，我认为另一个年轻先生及时插进来，是桩好事。这次你可要给他时间，让他一点一点、一步一步赢得你。怎么样，他长得很俊？他的声音很英俊。我特别有本事从声音上看人的相貌。他很英俊，对吧？”
“很英俊。”
“他个子中等？”
“中等。”
“你看，我能听出来，他不属于那种傻大个儿。他的老派社交口吻跟我十一岁差点爱上的一个小伙子一模一样！可惜他是个亚洲人。”
“哦！真要命。”我随口敷衍着，眼睛仍然盯着电脑上的期终作业：毛姆的南洋伊甸园。我心里想，可惜我也是个亚洲人，米莉。
米莉说：“我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个亚洲男孩？”
我说：“大概你没讲过。”
“看来你还没有赢得我百分之百的信赖，让我们言归正传吧。这位中等个头的年轻绅士叫什么？”
“哪位年轻绅士？”
“就是跟我在电话上打听你的。”
“他可不是年轻绅士，米莉。”
“你不懂年轻绅士什么样。所以我告诉你，他这样的就叫年轻绅士。”
“米莉你搞错了。”我说着在电脑上删了一行字。翰尼格和其他几个中年教授受海明威影响，不喜欢复句太多的句子。他们看到一句话一个句号就浑身舒服。
“我没有弄错。我们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你是不是说那个理查·福茨？”
“对对对。你看我没弄错！”理查·福茨给我的印象基本完美。“他一定留着马赛尔发式。他是留马赛尔发式吗？别告诉我我没猜对。理查问我，你有没有带一个卷头发、高个子的小伙子来过。我说：‘有好几个卷头发、高个子的小伙子来过……’”
“哦，米莉！”
“听我说，让他们去为你竞赛！记住，一定要给小伙子们足够的时间，让他们比着亮出自己的优势。最后你得到的，是他们中间最优秀的。让他们自己去淘汰自己。你消消停停坐在一边，打磨指甲，要不就绣绣十字。理查到花店给你叫过花吗？我是说让花店定时给你送花。比如说你星期日早上一醒，已经有一束花等在门口。我知道安德烈只送巧克力。难道他打算在婚礼上看到一个胖墩墩的新娘……”
“我爱吃巧克力，米莉。花又不能吃。”我在想毛姆终生未婚，人们判定他是同性恋。说不定米莉也是同性恋，只不过自己不知道。说不定我也是同性恋，但要等到女人来勾引我的时候我才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潜伏着异端和非常的细菌，但诱发这些细菌成长为一种实质的诱因不出现，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或者自己真正是谁。
米莉仍在讲花的象征什么的。她说从电话中她听出理查懂得什么日子送什么花，什么花送什么人。
我实在受不了了，大声打断她：“米莉，行了！那家伙是FBI的便衣！”
“FBI？”米莉一愣，“什么FBI？”
我把FBI的全称告诉了痛恨警匪片的米莉。她静下来。我能想象米莉晴朗的碧蓝眼珠怎样缓慢眨动。那是从来没有见过真正人间的洋娃娃的眼睛。
过了好一阵子，米莉明白过来了，说：“FBI最终把奥克鹏、迪林哲干掉了。他们是些勇敢的小伙子。我看不出你反感他的理由。”
“我没有反感他。米莉。”
“你听上去不太对劲——一个英勇的FBI小伙子对你感兴趣，你干吗觉得没面子？”
“米莉，在理查眼里，我就是奥克鹏，或者迪林哲。”
“不会的。”
“他到处侦察我。”
“他把你看成恶棍迪林哲？”米莉觉得这可好玩死了：“你是杀人不眨眼的迪林哲？……”她咯咯地乐起来，很闺秀地用绣花手绢去掩嘴，老年性颤抖使她的手在嘴上打出“哇哇哇”的声音。
挂下电话后，我就立在起居室的黑暗中。地下室的洗衣机在运转，里面的衣服没有摆置匀称，机器运动得高一脚低一脚。牧师夫妇挑最便宜的东西买。我连最便宜的东西都买不起，还有什么资格嫌弃噪音？理查·福茨，你连九十四岁的米莉都不放过。
里昂一听我想搬家就说：“那地方不是你待的。”我说别人能待我就能待。他说：“可你不是别人。”我说我只比别人更穷。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里没有暖气，所有的人在屋里穿羽绒服。”我说我可以去跳蚤市场买件最厚的羽绒服，六十元一个月，这房租哪找去？
里昂沉默了。
我把洗好的杯子一只只扣在一块白毛巾上。他请我和王阿花、海青来吃晚饭，所有的杯子盘子却堆在池子里。里昂住一套一居室的公寓，在匪盗横行的“罗杰斯公园”地区。卧室实际上是里昂的音乐室，里面除了一套昂贵的音响组合之外，还有一架立式钢琴和电子琴。我注意到这儿的窗帘很别致，亚麻布底子带黑色的中国狂草，再加上红色的印章。当然都是王阿花的作品。她的左手专门用来写中国书法。
里昂在客厅里放了一个榻榻米，他一开始就告诉我那是捡来的。这公寓里大部分家具和用品都是到北边的富人区捡的。椅子虽然样式不同，但全被漆成苹果绿色，上面是手绘的花卉。这样的桌椅、橱柜使你感到你活在卡通片里。不必问，当然是王阿花的设计。王阿花有时会把漆得花花绿绿的旧椅子拿到艺术市场上去卖，碰到好运气她一把椅子可以卖两百块。
我问晚餐吃什么。里昂说他不知道，一切由王阿花安排。我说这怎么能算你里昂请客呢？里昂告诉我他们一直习惯把一切交给王阿花去安排。
海青和王阿花迟了一小时才到。一进门海青就大声说王阿花怀孕了。
里昂微笑着去看王阿花。王阿花微笑着点点头。俩人便微笑着拥抱了一下。里昂轻声说：“恭喜。”王阿花抬起眼看着他，又微微一笑。里昂伸手抚摸一把她的头发，她再次微微一笑。
我看出他们俩之间有着很深的、别人参加不进去的情谊。
海青也参加不进去，不过他毫不介意，大声说：“在韩国药房买的避孕药肯定是假的，难怪他们不向你要医生处方。我操，韩国人什么都是假的，假路易·威登，假芬迪，假香奈尔香水。除了烤肉是真的，我操，他们什么都敢给你造假的！”
听不出海青是欢天喜地地嚷嚷，还是避孕失败懊恼地嚷嚷。
王阿花文静地补一句：“其实我也用了避孕套。”
海青正拉开冰箱，往里面搁置一打半啤酒。听王阿花补的这句话，又说：“也是韩国人那儿来的！我怀疑他们连避孕套都可以伪仿，恐怕橡胶都是他们自己熬的！”
里昂看一眼王阿花。她今天比往常更淡一些似的。但她安安静静地有着主见。她对里昂这一眼中的担忧回答道：“医生说都挺正常的。”
我把她带来的购物袋接过来，里面有几盒用来做烤肉的牛排骨、一袋赤贝、两块豆腐，另一个购物袋里装着四棵生菜。
海青说：“县医院的护士跟中国差不多，特凶恶！医生都特年轻，肯定是见习生，拿我们这些不花钱看病的人开练。”他这时把脸转向我，说：“跟上里昂这种穷瘪三，坚决不能病，一病你就得到那个王八蛋医院去。”
我想，他和王阿花，抑或还包括里昂自己，都把我看成“跟上里昂”了？
海青给自己倒了杯啤酒，说：“你知道那小白脸怎么招呼王阿花的吗？就跟他看不出她是个人，就是条母狗似的，一句话都不跟她讲，笑都不跟她笑一个，上来就撩她身上那件纸袍子，手指头就那么往里一插。他那手指头都告诉你他不怎么乐意碰你！手指尖都嫌你恶心，你都不配它们去碰似的！”
王阿花笑笑说：“他怎么一句话没说？他不是问你酗不酗酒，还问我抽不抽大麻。”
里昂这时问一句：“你没抽大麻吧？”
王阿花说：“我记不清了。大概抽过两三次。有一次接来的活儿我特别不爱干，非得抽大麻。”
“什么活儿？”里昂问。
“记不得了。”王阿花回答。
“海青，是什么活儿？”
“她没告诉我。王阿花怀孕都快四个月了，居然什么都不告诉我。”海青说着把王阿花拉到自己身边，往膝盖上一搁。她便坐在他膝盖上一包一包拆那些牛排骨，再把一瓶预先配制好的卤水倒在排骨上。海青将剩的半瓶啤酒倒入杯子，泡沫浮上来，溢到桌面上。他替王阿花把披散到脸上的浅色长发撩到耳后，说：“从医院出来，我们俩商量，还不如顺便结婚呢。打了个电话去市政府预约，那边说：‘你们这会儿就来，有两个家伙取消了。’我们就赶到了市政府。办事那小子说：‘啊？连个戒指都没有？’我说：‘没有，怎么着？’后来我们到跳蚤市场去买肉，顺便买了一个戒指。两块钱——海青这时拉起王阿花的手，把她无名指上套的白色金属环亮给我和里昂看。那小子开价要十块，我给砍成两块了。”
里昂拿着王阿花的手，眼睛却去找她的眼睛。
我看出里昂心里有点绝望。我从里昂手里接过王阿花的手。很高贵的一双手，所有线条都不受任何阻碍，流水一样。里昂第一次握这双手的时候，心里想，一个男人一生只爱一个女人，看来是可能的。里昂若不刮胡子将是个美髯公，他喜欢王阿花的这只溪流般的手在夜里抚摸他那刚刚破土的胡楂子。他还喜欢那波纹般的手指抚摸他赤裸的肩膀。她常常把手留在他身上，沉入酣睡。
我说：“祝贺你们。”
我把杯子里的自来水在海青的啤酒杯上碰了一下。里昂直接拿啤酒瓶去碰杯。海青自己喝了一大口，把杯子凑到王阿花嘴唇上。王阿花笑嘻嘻地去喝，然后沾着一嘴啤酒沫对我说：“谢谢。”
海青说：“从此，我们就要开始猪狗不如的幸福生活了。”
里昂笑笑，喝了一大口酒。他抬起眼睛看了海青一眼，又低下头瞪着啤酒，自顾自又笑一下。
海青说：“你什么意思，里昂？那也要比你跟她的猪狗不如的日子好得多。”
里昂不理他，还是自顾自地微笑，眼皮仍垂得很低，似乎在看啤酒的泡沫怎样上升，又怎样溶化。他似乎在听无数细小泡沫一个接一个发出细微至极的破裂声。
海青伸过手到餐桌对过，把里昂的啤酒瓶夺过来，重重往自己面前一杵，“你说，是不是比你给她的猪狗生活要好些？”
里昂说：“我没给过她任何生活。”
王阿花不动声色地抓起那半瓶啤酒，又搁回里昂面前的桌上。海青发生了什么鲁莽粗重的动作，她便这样涂抹掉它们。
海青向王阿花：“王阿花，他这话什么意思？”
王阿花把嘴唇凑到海青面颊上，颇响地亲了一下，海青马上回了个凶猛的长吻。
里昂等他们动作结束，说：“我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我还没来得及给她任何生活，猪狗的也罢，人的也罢。”他说完便起身，到灶台下的柜子里去翻找，不久把一个电烤盘翻出来，搁在餐桌当中。
王阿花和我开始用筷子往烤盘上铺薄薄的牛排骨。空间很大的老式厨房里放着一个木墩，上面架着一块玻璃板，成了相当摩登的餐桌。烤盘上的肉食咝咝作响，肉食在上面升起青烟和香气。我们四个原始人眼睛发直地瞪着渐渐扭曲、变色的牛肉。王阿花将烤好的第一块排骨夹到我盘子里。我说“谢谢”时，她抿嘴一笑，和我的目光稍一交锋，马上错开。一瞬间的会意，我却不知道自己领会了她的什么心里话。她似乎更明白里昂和我将向哪里去。她目光中的警告，抑或托付使我不知如何是好。
里昂在跟海青谈着他的歌剧。从王阿花眉梢眼角的细小动作我感到她没有漏听任何一个字。她在离开里昂之后远远地给他关注和关怀。两年前她独自从医院回来，里昂正在音乐室试奏他的新乐句。还是太急于表白，太富有叙事感，这是最让里昂自己瞧不起自己的地方。写出的东西，反复试奏几遍，他总是发现自己脱不开自己，脱不开那一点俗媚，这真让里昂发狂。王阿花坐在客厅里听里昂挣扎着为自己脱胎换骨。她想，一个人在艺术上多么撒不了谎，他怎样挣扎也是不可能脱胎换骨的。她等待他把原本还算优美的乐句撕扯得血肉模糊，体无完肤。她觉得把这样重大的事情在这天傍晚告诉里昂，很不是时候。
里昂的左臂撑在玻璃桌面上，手捂住啤酒瓶。他的拇指和食指捏着一块烤排骨，齿尖沿着它的边缘蚕食。他听海青讲他去旧金山渔人码头画肖像的打算。那是很大的一个堕落，每天以这堕落从游客那儿至少赚一百六十几元。里昂扔下啃得精光的白骨，用力在餐纸上揩着手指。他和我们其余的三个人或许在想同一件事。两年前他掐死了那个原以为是全新的乐段，掩埋了它之后，走出他作曲工作室的门。天是初秋，黑暗和光明正在协调。半明半暗里他见六扇玻璃窗形成的半圆里，坐着王阿花。她说：“我怀孕了，里昂。”他挨了这一冷枪，整个躯体抽搐一下，站定了。王阿花微笑地走来：“我想等好消息确定后，再告诉你。”她走到里昂面前，垂下纤长却细弱的睫毛，等着里昂来拥抱他孩子的母亲。等了几十秒钟，她发现自己面前空了。
我看看王阿花细长苍白的脖子，美国女孩中像她这样情调优美的不多。她嚼着牛筋，顽强地嚼着，一根霹雳形状的天蓝血管在她太阳穴上闪动。两年多以前，她转脸去看里昂，说：“你不高兴吗？我们要有孩子了。”里昂说：“我怎么不高兴了？”她说：“你这样子叫高兴？那你要我怎样才算高兴？里昂，不是我故意怀孕的，你这样子好像我有心怀上孩子似的！”“我说你故意了吗？女人还没真做母亲就变得这么防范……”
“我怎么防范了，里昂？！”
“你自己看看——你还不防范？我告诉你，我受够了你这种被动式侵略！”
“你说什么……”
里昂定定地看着她嘴唇的最后一点血色也流失了。他觉得第一次有这种彻底讲实话的激情。他说：“你收起那一套吧——你那种谦让式的得寸进尺！你自己看看我现在的环境，哪里还有我什么事？早就给你侵略、占领了！这些……”他指着窗帘和桌椅，所有王阿花的心血，所有她的惨淡经营。他脸上出现一个狞笑，“你还征服得不够？把这儿弄成了廉价迪斯尼了，难怪我没法写出对劲的东西！”
王阿花走到他面前，给了他一个耳光。
“你这王八蛋。”她说。
“你才知道我是王八蛋？”
王阿花不再理他。她进了厨房。过了几分钟，一阵“咕咝咕咝”拉锯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里昂踢开门，见一把色彩明丽的椅子已被她截了肢。他上去拉她，拉得太猛，锯子在她腿上锯出一条口子。她索性将锯子舞动起来，挪动着血流如注的右腿。
里昂：“你要干什么……”
她说：“你这个王八蛋。你比我爸爸还王八蛋。”
里昂在寒光闪闪的锯齿下灵活地躲闪，一次次躲过被锯得皮开肉绽的危险。王阿花的半截牛仔裤血红血红。里昂不知她究竟要做什么，也不知自己这样勇猛是要救他俩中的谁。
王阿花冲出里昂的阻截，往客厅里去。路上摘下一幅油画，是她自己的油画。她把这画搁在沙发上，血淋淋的腿压在上面，便开始锯它。
里昂上来拖她时，画已被划成几瓣，到处都是王阿花的血。
两人便又扭作一团。里昂拉住锯把，要把它拽出王阿花的控制。
王阿花说：“你这王八蛋，我爸爸怎么王八蛋也及不上你。他拿猎枪瞄准我，子弹打在我周围的树上，他至少在最王八蛋的时候还想着带我一道走——不能在他走以后把我孤单单留给这世界。你王八蛋一到翻脸就想把我独个扔开！王八蛋。”
里昂这时夺下锯子，他说：“好，好，你看着我怎么撇下你。”
他用锯子在自己腕子上猛一拉。
王阿花眼前一片绝望到顶点的黑暗。
五分钟后来了“911”的救护人员。我猜想是王阿花报的警。因为从俩人的性格上看，里昂在这时候的死亡激情会更大些。他不像女人，仅拿这类事来宣泄自己，他在此情境中精神专注到了极点。所以我断定，在王阿花看见一股血从里昂的腕子喷涌而出时，她野马一般的激情冷却下来。她抓起电话，拨了“911”。
半夜她开车将里昂从急救室带回家。俩人偶尔对视一眼，同时握一下手，交换一个衰弱的微笑。他们感到俩人间此刻的美好感觉，比他俩一同生活两年来的任何一个时刻都要美丽得多。他们都冥冥中感到，它美好得不近情理了，只能属于走在末路上的情侣。但他们谁也不道破这点。
两年后的里昂问王阿花：“你呢，是跟海青一块儿去旧金山，还是留在这里？”王阿花说她没法和海青同去，因为旧金山的朋友只收容得了一个人。海青说如果真像听说的那样好挣钱，他就猛挣一笔钱回来。他说有三四万块钱就够王阿花把孩子好好生下来，好好养到一岁半。
里昂看了我一眼，似乎想确定海青的话我都听进去了，又似乎希望我什么也没听见：那是海青自认无能的男人情怀，不害臊地当众展开。里昂问他难道就这么放弃办个人作品展览的计划？海青说：“去TMD展览。”
但我想我们三个人都听懂的是：“去你妈的里昂。”
一抹轻鄙从里昂眼里掠过。他早就知道不是人人都像他一样可以顽抗到底。他体谅海青的还俗，但他知道海青这样做不仅仅是为王阿花和未来的孩子。他看透海青早在等待这样一个借口，把自己也不知所云的创作摆脱掉。海青的叛变是他意料之中的。他知道他不能指望他最亲近的伴侣像他自己一样，把苦吃到头。他只能瞧不起海青的变节。他想到了两年前的惊险。他自己也几乎变节。我见王阿花用餐刀灵巧地切下骨头周围的肉。里昂的傲慢，以及他脸上一掠而过的鄙薄，被她尽收眼底。
我能想象她和里昂从急救室回家的晚上。她守着他，或许，他守着她。他们把电视机打开，让通俗的日子从它开始。王阿花和里昂相互守着，眼睛无力地看着电视中老好莱坞千篇一律的爱情片。现实中的金童玉女不明白银幕上的金童玉女怎么会那么好福气：天天有锦衣玉食的痛苦。
王阿花说：“好无聊。”
里昂高傲地笑笑。
和着电视，俩人讲起以后的规划。里昂说：“你放心。”
王阿花说：“嗯？”
里昂说他肯定会让她踏踏实实孕育孩子，然后，生孩子，养孩子。他说他肯定会尽责任。
王阿花说：“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就是让你别担心。别人能养孩子，我们一样能养。我们可以有钱。”
“你是说你要去找份工作？”
“嗯。”
“里昂，如果条件不成熟，你的心理准备也不够，我们不必现在有孩子。”
“你看你还是担心。”
“不是……我不希望你放弃音乐创作。”
“谁说我要放弃？”
“那你怎么工作？上次你朋友要你去他的录音棚工作。那样的机会不多，让你自己选择工作时间。”
“他不是我朋友。”
他将她的手搁在自己面颊上。他特别喜欢她的抚摸。那是很柔嫩的抚摸，给他感觉他远远成熟过她，强大于她。里昂其实明白，没有多少人比王阿花成熟、强大。我知道男人往往爱能给他们错觉的女人，那种她们弱小的错觉。那种女人永远不揭穿一个真相，爱她们的男人们并不强大。王阿花小心呵护着里昂的错觉。不知是什么使王阿花这样灵性，这样不同于一般美国女人。从小与父亲相依为命的她，或许以这种方式使父亲产生了顶天立地的错觉，那错觉使她得到几倍于普通孩子的父爱。那错觉使她父亲在决定处决自己之前先处决他的女儿。
我感觉里昂的手扣在我的手上。我们俩的手都在透明的玻璃桌面下，所以海青和王阿花把里昂和我每一个纠缠不清的动作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突然发现我们全陷在沉默里。我们四张面孔是同等的空白，都不太适应透明桌面下一雌一雄两只手无名目的纠葛。海青突然拾起丢在半途上的话，讲起他的画室该租出去，他问里昂要不要租。他说假如里昂租他可以便宜一半。里昂说他没法用那房子弄音乐，除了水泥就是钢筋，什么声音出来都是走样的。海青建议他去跳蚤市场买些便宜地毯铺一铺。里昂想了想，还是摇摇头。海青掏出烟，递一支给里昂，俩人同时想到怀孕的王阿花，一块儿扔下烟卷。里昂用力握一下我的手说：“你租吧。”他转向海青：“一百块一个月。不租就拉倒。”
海青说：“我×里昂。一百块给你白住得了，省得我还落个恶霸地主名声。”
我说：“里昂说话不代表我噢。我租的话，最少付你一百五。”
里昂看着海青，说：“好不好意思收她一百五？敢收她一百五我不认识你。”
海青笑起来说：“王阿花一点儿没看错，你是一个地道王八蛋。”
里昂说：“你先王八蛋的——暖气不足，没浴室，你想讹一百五的房租？”
海青说：“我说一百五了吗？”他把脸转向我，手指点着自己鼻尖：“是我说的一百五吗？”
王阿花看看我，说：“你别紧张，他们俩是两头狼，总是要这样咬的。你来住好了。那种地方租给人住，大概都不合法。美国的房子不达到一定的标准，是不能出租的，没暖气和洗澡设备，属于不够出租条件。”
我看得出她有些分心——里昂把我的手干脆拿到一层玻璃之上。他修长的五根手指从我的指缝穿过，就那样交握在她眼前。
两年前也是在这间厨房里，王阿花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个热情洋溢的男人。听上去他是一面在说话，一面在鞠躬。他说他只是打电话来感谢里昂，请她把他的谢意转达给里昂。
“对不住，您要我替您感激他什么？”王阿花问。她当时就坐在我现在这把靠墙的椅子上，心里觉得蹊跷。她腹内的胎儿已经开始游蛙泳，游的动作尚欠规范，尚欠准确，每一划每一蹬都软绵绵的，但她常在半夜感到他已在她体内昏暗温热的那泓水里，游动起来。他每一次屈伸都在那泓水里划出波纹，波纹一圈圈向外扩去，直扩到她的皮肤、指尖。
那个男人在电话里对王阿花说：“你有个了不起的丈夫。”
王阿花心里的蹊跷变成了狐疑。她说：“谢谢您的夸奖，不过他确实很了不起。”
男人说：“他非常爱你。他说他做这一切不是为了我的孩子而是为了你们的孩子。”
“是吗？”
“他就这么说的。里昂还说，我这人不相信慈悲精神，只相信爱，我爱我的妻子，其次我爱我将来的孩子。他非常坦诚。所以我儿子说他很酷。”
“是的，他是很酷。”
男人发出太监般的笑声，说：“我第一次碰到你和里昂这样能相互欣赏的一对儿！”
“谢谢。”
“别客气。如果不是里昂，我的儿子要等到五年或七年或十年以后才能做手术……”
王阿花想：好了，疑团马上要瓦解了。她说：“是的，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为您儿子感到庆幸。”
“你猜我儿子怎么说？对了，他才五岁。他三岁的时候医生发现他肾功能很糟。四岁时医生跟我宣布，我儿子死定了，除非能在两年之内做肾移植手术。里昂大概跟你说了：我不会再有第二个孩子，因为我和我的伴儿当时是找了个女人来生孩子。这孩子跟他母亲毫无关系，他只属于我们俩……里昂属于那种对同性恋同情的思想开明者。”
“是的，里昂是那种充满自由思想的人。”王阿花随口答着，心里却想，其实里昂谁也不同情，谁爱干什么干什么，谁爱是什么是什么。他对一切都无所谓，包括他自己。否则他怎么这样无所谓就出卖了自己一个肾脏？
王阿花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挂上了电话，只记得那边的太监笑声持续了太长时间，她来不及等他笑完就挂断了他。她朦胧记着里昂那个肾价值五万块，移植手术将在两个星期后进行。
她当晚来到海青的住处。那时海青还住在一座被火焚烧成废墟的房子里。海青把废墟改建得大致可以住人。她告诉海青里昂如何撒弥天大谎，说他把那份录音室的助手职位重新拿到了，从此他会本本分分上班、下班，用一份稳定收入使她无忧无虑地度过孕育期和哺乳期。他甚至向她保证在这段期间他不会在音乐里放纵自己，因为若想保持一份固定收入，必须像所有中产阶级那样，使生活规律起来，醉生梦死地听音乐和写音乐，都将破坏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节奏。
王阿花说：“海青，这太恐怖了，一个人宁愿牺牲自己的肾也不牺牲他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他荒诞得到了凶残的地步，还是凶残得到了荒诞的地步，我弄不清楚。但我绝不愿意参与他对自己的摧残，我绝不要做他对自己摧残的理由。”
王阿花号啕大哭起来，海青上去搂住她。她从那以后便留在了海青怀抱里。海青当晚给里昂打了电话，说里昂你这王八蛋，虎毒还不食子呢，你连自己身上的肉都吃得下。好好留着你那腰子吧，王阿花没有你也照样生孩子。
王阿花却一声不响地独自去了医院，做了引产手术，她感到五个月的胎儿停止了游动，被那昏暗温暖的一泓水淹没，冲刷到冷冰冰的彼岸去了。她颀长的睫毛飞张着，朝向白色的天花板。她没有继续去想那个胎儿，她在一片白色的天花板上看见了十岁的自己。十岁的她在一声枪响后雀跃起来：“爸爸！狐狸中弹了……”她正要跳出灌木丛，向金红色猎物跑去，父亲一把抱住她。父亲高大的躯体在她面前矮下来，她觉得父亲双膝跪下了。父亲两只大手捧住她冰冷的小脸蛋，说：“苏珊娜，你得永远记住，爸爸非常爱你；爸爸只有你一个人可爱，爸爸永远都想守在你身边——好了，去捡那只狐狸吧。捡回来给你做一个漂亮的大衣领子！”父亲的手轻柔地一送，她便被撒向雪原。雪原的那一边是树林，在白雪和蓝天之间如同碳素铅笔的潦草涂抹。十岁的女孩正弯腰去欣赏火一样的狐狸，一声枪响从身后传来，与她的脸颊间，只是个极窄的错过。她向父亲喊起来：“爸爸，别开枪啦，狐狸已经死啦……”然而第二枪、第三枪接着响起，子弹从她的发梢、她的肩膀擦过。她本能地趴在雪地上。同时喊道：“爸爸，别打了，再打就打着我了……”父亲却持续扣动扳机。她顺着后坡滚下去，滚成一个大雪球。她边滚边哭喊：“爸爸，是我呀！你怎么了？！爸爸，别向我开枪啊……”子弹却越发密集，在她前后左右溅起雪尘。她幼狐一般窜入树林，被子弹震落的雪，大片大片砸在她头上。她不再出声，判断这是个噩梦还是真实。等到一切都归于寂静，太阳移到天空中央时，她听见沉闷的一声枪响。
十四年后，她微笑地否定着里昂为她和海青的孩子取的一系列名字。她温存地摇着头，说：“不好，不好，里昂你可真不如看上去那么聪明。”
我说：“就叫海蓝吧。是男是女都可以叫海蓝。”
王阿花说：“已经知道是女孩了。”
我想，上回那个胎儿呢，是男还是女？我看王阿花食指摁住餐刀，把肉和骨头分离。她有很好的家教，餐桌上的姿态高雅，跟米莉差不多。她把多廉价的东西都吃得秀气、从容、豪华，如同穿袒胸露背的盛装，有黑领结绅士陪同一样，但她从来也不对我们风卷残云的吃相提意见。里昂是变色龙，在高雅的环境和人群里，他便是头头是道的多礼，跟我和海青这样来自中国内地的人混，他比我们更无产阶级，所有的社交教条都丢光。
海青说：“叫海花。我已经决定，你们都少废话。”
里昂说：“你少废话，‘花’是我的版权。”
海青说：“谁也没说不是你的版权。”他脸转向我：“这小子就是自私歹毒，别的毛病一律没有。你得承认，王阿花这名字还是不错的。”
王阿花隐隐作痛了一下，跟里昂对视一眼。她躺在医院想自己的童年，对抱着一大束鲜花进来的护士说：请他滚，拿着他的花一道滚。然后她继续去望天花板上的那片雪原。十岁的她走到原野那一边，看见父亲没了，取代他的是一具没了头脸的尸体。她躺在产床上追悔：对父亲的爱和恨，结局是找来个跟父亲相仿的里昂——相仿的纯洁，相仿的绝对。她对着雪原一样的天花板鄙夷地笑笑：父亲和里昂都以为他们的人生宣言十分首创，其实他们不过在效仿。有一大串人可以供他们去效仿，这一大串人都摆出同一个烈士姿态，读着同一句潜台词，这句潜台词源于帕切克·亨利的著名句子：“给我自由，要不就给我灭亡。”这些自我法西斯自以为高贵于人类其他成员，他们其实不过是一帮自我中心、自我膨胀到极点的自恋分子。他们的存在对他们自身和其他人都是危险的，因为他们选择的自由中是不包括你的，而他们选择的毁灭必将包括你。他们认为他们那高于一切的理想连他们自己都能眼也不眨地为之献身，何况你——你这盲目的、缺乏理想因而低贱于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危险还在于他们富有激情，拥有才华，因而极富魅力。他们是对抽象的人类有意义，而对具体的个人是祸害的一群人。
我从王阿花手里接过啤酒。我说：“谢谢。”她说：“别客气。”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真正的对答不在这玻璃餐桌上。她其实在对我说：我什么底都向你交代了，以后看你的了。
我侧过脸去看里昂。他正听海青说话。他在听这种随随便便的话时也会精神专注到这种程度，像是在对付一阵莫名的剧痛。
海青说他可以把他现在偶尔做的那份工让给里昂。
里昂说：“你管它叫工作？”他说完便笑起来。
我问海青是不是做画框，海青的木匠活不错，给一些画廊做过画框。
王阿花向我解释了那份工作：某个医科大学和医药公司需要人去做试验。有时他们配制出一种安眠药，或者抗过敏药，他们就花颇高的价钱雇人去用那些药，提供足够的临床实验结果。在被实验期间，实验者和实验对象必须紧密相处，一旦有不测出现实验者必须马上采取措施。类似的实验还有酒精、大麻、烟草等等。海青有一次去实验烟草对人食欲的影响，另一次，是大麻对人性欲的影响。王阿花说：“千奇百怪的实验多了，你想都想不到。”
海青接过话说：“钱付得特好！整天什么也不用干，我干一回就能维持两个月的生活。”
里昂对我说：“你别信他。把人变成实验白老鼠，你想付什么价你才够本？付什么价也不够本。”
我问海青：“那他们让不让你出门？”
里昂说：“你想省得租房子是不是？”
海青说：“你别问他们，自个儿溜出去，谁知道？”
我说：“我每礼拜有三天得去学校……”
里昂打断我：“你想想，他们往你身体上用这药用那药，就是允许你去上课，你上得了吗？就是上得了，你敢去吗？万一药物反应不对劲，就是性命一条。”
海青说：“别理他。我常常溜出来。有回特逗，他们给我们用一种喷在鼻腔里治头痛的药。里面有毒品，不是大麻就是可卡因什么的。我用完觉得特来劲，连流浪汉看着都特英俊！连那些医学实习生看着都不那么烦人了——平常你觉得他们怎么这么没劲！我就想，这种状态可太稀罕了，太利于搞创作了。我就溜了。结果刚一坐到地铁座位上，就过去了。”
里昂看着我：“美国你别想挣好挣的钱。”
我还不死心，问：“一次实验多长时间？”
“十天吧。最多十天。”
我想十天帮不了我什么大忙。不过或许挣的钱就够我租房了呢。
王阿花告诉我，上次海青是做麻醉药实验，到现在舌头尖还残存着麻木。因为那种麻醉药是专为牙科洗牙、补牙、镀牙表层珐琅用的，必须麻醉得非常彻底，而麻醉范围又得缩到最小。
她说到这里叫海青张嘴、吐舌：海青的舌头上有块黑紫的淤血。那就是因为他舌头给麻醉到现在还没醒的恶果：“他吃东西一急就咬上去。”
里昂说：“这你说不定能告他们。”
“什么说不定？我告他们告定了。就是手里没钱，请不了好律师。”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不错的律师。”
“就是上回你假造车祸请的那位？那个不行。”
“怎么不行？他不赢官司不收钱。”
“那家伙不行。先跟你合伙坑保险公司，再回来坑你。那种人属于干点小缺德小丧良的事还行，让他拿下大案子，不灵。我这案子，我找过律师咨询，弄好了就成百万富翁！你想想，等于弄死了我半条舌头！”
“半条舌头你想敲一百万出来？懂不懂美国法律？你这行当又不靠舌头挣钱。你要是个厨子，或者饮食评论家，要不就是评估酒的专家，他们害得你丢了半条舌头，你的专业水平就要受影响，说不定饭碗都砸了，那他们才管赔你。他们赔的是你后半生有可能挣到的工资、奖金，你有可能用工资、奖金余下的钱买的股票。我上回一个肾才值五万块，你一条舌头就想成百万富翁？”
“那是啊——一个人只有一条舌头，但肾倒有两个。阿花，你看我还没成百万富翁，里昂就妒忌得脸绿了。”
王阿花不理睬他，对我微笑一下，说：“都喝多了。”
我说：“没错。”
里昂突然回头看我一眼。他希望我不是真心这样认为：“他是酒胆撑着而把我的手搁在桌面上爱抚。”
我也看他一眼。他的脸因为微醉而潮红，目光也因为醉意而更加锋利。不醉的里昂对自己锋利的眼光有所顾忌，总是让浓黑的睫毛半垂，压去一些光芒。他现在不再为别人着想了，随目光刺来刺去，冷光凛凛。不知为什么，我刹那间想到了安德烈。他那暖洋洋的和蔼双眼，那种暖洋洋的深褐色。我在这一瞬感到强烈的想念。随着想念而来的，是对握在里昂手心里的手感到困惑。我想，这是我的手吗？……不，不对，我在想，这样一雌一雄两只手交握在一起，是什么名堂呢？……也不对。我想的是我和里昂究竟谁主动伸出手的……不不不，我没有想这个。我什么都不敢想。里昂没有给我机会、理由去想。
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发现到美国来之后，绝大部分想法都是稍纵即逝的。如同盛大酒会上的客人们，从你眼前一闪，首饰珠宝蓝眼红唇葡萄美酒夜光杯云想霓裳花想容，随即便消失了。人家从你面前闪过，你也从人家面前闪过，人家说：你好吗？你回答：好极了，谢谢，你怎么样？来不及了，那人绝对不给你时间把话说到此处；你把一个问候做圆满就有点死追硬赶、死乞白赖的意思了。你不可以追随一个话题、一个谈话对象，就像你不可以追踪一缕思维、一个想法一样；追踪下去，结果是你自己的迷失。这是此社会在动乱中保持死水一潭的物理奇象。你必须跟所有人在错过中保持静峙，在冲突中保持协调一致。
我想起米莉告诉我她最后一次参加盛大酒会的情形。六十多岁的米莉对已开始加速的世界完全懵懂。她走进白宫大门，走进人群，发现人们表面上看着谈话对象，其实目光远远穿过了谈话对象不知在看着什么。女人们被自己的高跟鞋很危险地、悬然地举起，晃来晃去像她们手里随时可能溢出杯沿的香槟酒。米莉走啊走啊，怎么也找不到一块地方让自己站定下来，定定神。米莉也成了高脚杯里细碎起泡的香槟酒，岌岌可危，随时要溢出杯沿，要不就是脆弱的玻璃杯猝然迸裂。这时她得救一般看见一个熟人，一个四十多岁、像米莉一样阔的贵妇。米莉问她：“哈罗，你可好啊？”贵妇说：“见到你真好！你这一向怎样？”米莉说：“还行，只是我母亲上半年去世了。”贵妇说：“那就好，那就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米莉被她得罪得脸绯红，但一看，原来贵妇不是针对她母亲去世的事件，而是已进入了同下一个人的新一轮周旋。米莉从此后不再去任何盛会，捐掉了所有晚礼服。
这时我听见海青说：“里昂，说真的，你得干点什么活儿，不管那些活儿多愚蠢，不管你得和多少笨蛋相处。你好歹得干点什么。看在我们都是男人的份上，我这样跟你推心置腹。”
这声音有一种威慑。我去看海青的脸。他的脸比他的话要百倍地推心置腹。
里昂没有说话。他在认真地把这些话听进去。他在认真体味这话的严肃。
王阿花脸上出现一点儿不安。她的膝盖轻而狠地磕了一下海青的腿。
海青如同毫无察觉，更加中肯沉痛：“记住你怎么失去了阿花。”
“闭嘴，海青。”王阿花悄声说。
海青大概在来之前就打算豁出去了。他说：“除非你不打算去爱一个女人，不打算跟她。”
我感到里昂覆盖在我手上的掌心正僵冷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