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浮屠与佛》，主要是论证中国最古佛典翻译中的“佛”字，不是直接从梵文Buddha，而是间接通过吐火罗文A（焉耆文）pät和B（龟兹文）的pud、pūd译过来的。一个字的音译，看来是小事一端，无关宏旨，实则与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有关，决不可等闲视之。文章中有一个问题颇感棘手，这就是，吐火罗文的pät、pud和pūd都是清音，而“佛”字的古音则是浊音。由于周燕孙（祖谟）先生的帮助，这个问题算是勉强解决了。从那以后，虽然有时仍然有点耿耿于怀，但是没有认真再考虑这个问题。
最近几年读书时读到一些与此问题有关的新材料或者对旧材料的新解释，觉得有必要对那篇文章加以补充和扩大，于是写了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分为两部分：一、“佛”字对音的来源；二、从“浮屠”与“佛”的关系推测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
一、“佛”字对音的来源
正如我在上面讲到的，l947年那篇文章遗留下来的关键问题是清音与浊音的对应问题。原来我认定了对音的来源是清音。周燕孙先生的解释也是从这个角度上下手的。但是，时隔四十年，现在看到了一些以前不可能看到的新材料，我们大可以不必这样去胶柱鼓瑟、刻舟求剑地去解决问题了。“佛”字的对音来源有极大可能就是浊音。
本来在回鹘文中“佛”字就作but，是浊音，这我在那篇论文中已经讲过。可是我当时认为“佛”字是译自吐火罗文，对回鹘文没有多加考虑。这至少是一个疏忽。许多佛教国家的和尚天天必念的三归命，在回鹘文中是：
归命佛（南无佛）namo but
归命法（南无法）namo drm
归命僧（南无僧）namo sa
在这里，梵文Buddha变成了but。回鹘文中还有一个与梵文Buddha相当的字：bur。梵文中的devātideva（天中天）在回鹘文中变成了tri trisi burxan。burxan这个词儿由两个词儿组成，-bur，-xan。bur就是Buddha。这个词儿约相当于吐火罗文A的ptānkät（kässi）和pättānkät（kässi），B的pudnäkte或（kässi）pudn？kte。
这个bur是怎样来的呢？根据A.von Gabain的意见，它是由but演变过来的。她认为，在中国北方的某一个方言中，-t读若-r，中国人把tatar音译为“达怛”（古音以-t收尾），也属于这个范畴。
H.W.Bailey对这个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但是“佛”（Buddha）也用另一种形式从中国传入中亚。西藏文hbur表示出八世纪顷汉文“佛”字的读音，这个-r代表从尾音-t发展过来的汉文尾音辅音。粟特文复合词pwrsnk*bursang“佛陀僧伽”中有这个词儿。这个词儿从粟特文变成了回鹘文bursang，以同样的形式传入蒙古文。回鹘文（在蒙古文中作为外来语也一样）burxan的第一部分，可能就是这同一个bur-“佛”。于是回鹘文t？ngri burxan意思就是“天可汗佛”，但是这个含义不总是被充分认识的，以致摩尼教回鹘文典籍中burxan zrusc意思是“Burxan琐罗亚斯德”。在另一方面，日文借用了带-t的字，Butu（Butsu）。
他对t＞r的解释同A.von Gabain稍有不同。但是，这是从中国传入中亚的，证据似还不够充分。
上面我谈了回鹘文中梵文Buddha变为but然后又由but变为bur的情况，其间也涉及一些其他中亚新疆的古代语言。我现在专门来谈Buddha在一些语言中变化的情况。我先列一个表：
大夏文 Buddha变成了bodo，boddo，boudo
拜火教经典的中古波斯文（巴列维文） Buddha变为bwt
摩尼教安息文 Buddha变为bwt／but/
摩尼教粟特文 Buddha变为bwty，pwtyy
佛教粟特文 Buddha变为pwt
达利文 Buddha变为bot
从上列这个表中，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些文字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夏文，在这里，原来的梵文元音u变成了o或ou，此外则基本上保留了原形。一类是其他属于伊朗语族的文字，在这里变化较大。与梵文原字相比，差别很明显：由原字的两个音节变为一个闭音节，原字的尾元音-a（巴利文是-o，梵文体格单数也是-o）丢掉了。唯一有点问题的是，摩尼教粟特文语尾上有-y或-yy，可能代表一个半元音。即使是这样，也并不影响大局，-y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梵文-u相对应，它可能仍然是一个音节。至于在1947年那一篇论文中最让我伤脑筋的清音浊音问题，在这里已不再存在了。这里绝大部分都是浊音，只有摩尼教粟特文和佛教粟特文是清音。但是，根据H.W.Bailey的解释，这也不是问题。他说：
在粟特文中，印度伊朗语族的浊辅音b d g在字头上变成摩擦音βδγ，在含有b d g的外来词中，它们都需写成p t k。因此，pwty这个拼法就等于But-。在新波斯文中，but与这个形式正相当，意思是“偶像”。但是“佛”的含义在新波斯文许多章节中仍很明显。
这样一来，清音浊音问题中残留的那一点点疑惑也扫除净尽了。
Bailey还指出来，Bundhisn中有but这个字，它是企图用来代表Avesta中的Būiti这个字的。新波斯文证明有*Butl这样一个字的，这个字与粟特文的pwty完全相应。学者们认为，这就是Buddha“佛”。
根据上面的叙述，1947年论文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全部彻底解决了。再同“佛”与“浮屠”这两个词的关系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第一类大夏文中与梵文Buddha对应的字，有两个音节，是汉文音译“浮屠”二字的来源，辅音和元音都毫无问题。第二类其他伊朗语族的文字中，与Buddha对应的字只有一个音节，是汉文音译“佛”字的来源。难道这还不够明确吗？这个极其简单的现象却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下面“二”中再详细阐述。
我在这里再谈一谈吐火罗文的问题。德国学者Franz Bernhard写过一篇文章：《犍陀罗文与佛教在中亚的传播》。主要是论证佛教向中亚和中国传播时，犍陀罗文起了极其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举出“弥勒”这一个汉语音译词儿来作例子。他认为，“弥勒”这个词儿是通过犍陀罗文Metraga译为汉文的。他在这里顺便提到“佛”字，并且引用了我的那篇1947年的论文：《浮屠与佛》。他说：
没有提供一个详尽的论证，我想指出，人们可以看到，汉文“佛”字音译了一个古吐火罗文*but-（可以和西吐火罗文‘pudn？kte’中的‘pud-’与东吐火罗文‘ptānk？t’相比）——由此可见，“佛陀”是一个次要的（晚出的）形式。
证之以我在上面的论述，Bernhard的构拟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这也从正面证明了，我对“佛”字来源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
二、从“浮屠”与“佛”的关系推测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我在1947年的论文中曾作过推测：
中国同佛教最初发生关系，我们虽然不能确定究竟在什么时候，但一定很早……而且据我的看法，还是直接的；换句话说，就是还没有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即便从陆路经过中亚小国而到中国，这些小国最初还没有什么作用，只是佛教到中国来的过路而巳。当时很可能已经有了直接从印度俗语译过来的经典。《四十二章经》大概就是其中之一。“浮屠”这一名词的形成一定就在这个时候……到了汉末三国时候，西域许多小国的高僧和居士都到中国来传教，像安士高、支谦、支娄迦谶、安玄、支曜、康巨、康孟祥等是其中最有名的。到了这时候，西域小国对佛教入华才真正有了影响。这些高僧居士译出的经很多。现在推测起来，他们根据的本子一定不会是梵文原文，而是他们本国的语言。“佛”这一名词的成立一定就在这时期。
我当年作这些推测的时候，自己心里把握不太大，觉得颇多浪漫主义。我说的话似乎超过了我当时所掌握的资料。时至今日，新材料大量出现，再回头看我这些推测，除了一些地方需要改正外——比如我所说的直接发生关系，现在看来就不妥——大部分意见是站得住脚的，我颇感自慰。但是，时间毕竟已经过去了四十三年。现在根据新材料做一些补充与修正，看来正是时候了。
总起来看，我在上面“一、‘佛’字对音的来源”中得出来的结论：大夏文基本上保留梵文Buddha的原形，有两个音节，正与汉译“浮屠”相当。伊朗语族其他文字，只留下一个音节，正与汉译“佛”字相当。“浮屠”出现在前，“佛”字在后。这与我的推测是完全相符的。
我现在想进一步来探讨这个问题。有这样一些问题需要回答：大夏语与《四十二章经》是什么关系？犍陀罗文与《四十二章经》是什么关系？伊朗语族诸语言与《四十二章经》是什么关系？看来《四十二章经》是一部关键性的书，我在下面就围绕着这一部书分成以下几个问题来讨论：（一）《四十二章经》与大月支；（二）《四十二章经》原本语言；（三）支谦等译经的语言问题；（四）几点想法。
（一）《四十二章经》与大月支
《四十二章经》的真伪过去是有争论的。梁启超认为是伪，汤用彤认为是真，现在学术界接受的一般是后者的意见。汤先生经过了细致的考证得到了这样几点结论：一是《四十二章经》出世甚早，东汉桓帝以前已经译出；二是前后共有两个译本。
《四十二章经》与汉明帝永平求法传说有关。东汉末牟子作《理惑论》，首先叙述了这件事，以后记录者还很多。据汤先生意见，佛法入华当在永平之前。但是他说：“求法故事，虽有疑问，但历史上事实常附有可疑传说，传说固妄，然事实不必即须根本推翻。”他的意思是说，永平求法还是有可信的成分的，是能够成立的。
《四十二章经》又与大月支有联系。牟子《理惑论》和以后的许多典籍都明确记载着，这一部经是在大月支取得的。《理惑论》说：“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至于此经究竟是在何地译出，许多典籍记载中有明显矛盾意见：一主张在大月支译出，一主张在国内翻译。看来在大月支译出说，根据似确凿可靠。
大月支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它是游牧民族，行踪飘忽不定。《前汉书》九十六上，《西域传》说：（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约在西汉文帝至武帝时。
这样一来，《四十二章经》又与大夏发生了关系。因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时，大月支已经到了大夏。大夏君主原属希腊遗民，佛法大概在汉初已在这里流行。汉武帝时，张骞曾奉使到这里来过。《三国志》裴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说：
罽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皆并属大月氏。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曰莫邪……此国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这一段话说明了大月氏与大夏的关系，大月氏与印度的关系，大月氏与佛教的关系。至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是在大月氏呢，还是在中国？有两种可能，有两种意见。不管怎样，大月氏在公元前已流行佛教，这比《四十二章经》又要早了。
我在这里附带谈一个问题。《理惑论》说，明帝派人到大月氏写《四十二章经》，其中竟有张骞。这在时间上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我认为，其中透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信息：这时大月氏是在大夏，因为张骞奉使大夏的故事，当时街谈巷议中必广泛流传，一想到大夏，就想到张骞了。
（二）《四十二章经》原本语言
把与《四十二章经》有关的问题都交待清楚以后，现在应该探讨此经的语言问题了。在1947年的论文中，我说它是从中亚一种俗语译过来的，这种想法是对头的。但是，我当时不可能说出一种具体的语言。
最近林梅村提出了一个新见解：《四十二章经》是从犍陀罗文《法句经》译过来的。他正在撰写论文，他的详细论点我毫无所知。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佛教史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值得探讨。它还牵涉到《四十二章经》原本语言究竟是什么，我就在这里先谈一谈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供林梅村先生以及其他学者参考。一得之愚或者尚有些许可取之处吧。
从表面上看起来，《四十二章经》与《法句经》不完全一样。但是从内容上来看，则两者实有许多相通之处。三国时失名之《法句经序》说：“是后五部沙门，各自抄采经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义，条别为品，于十二部经靡不斟酌，无所适名，故曰《法句》。”《法句经》是这样，《四十二章经》也是这样。所谓《四十二章经》，原来并没有“经”字，足证它不是一部完整的“经”。所以，汤用彤先生说：“且《四十二章经》乃撮取群经而成，其中各章，颇有见于巴利文各经，及中国佛典者，但常较为简略耳。”两经的性质既然完全相同，即使表面上有差异，《四十二章经》译自《法句经》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是否就是从现存的犍陀罗文《法句经》译的呢？还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根据林梅村最近的研究结果：这就从语言学上证明，这部犍陀罗语《法句经》确实出于于阗故地，抄写者无疑是位于阗人，因而把自己的土著语言羼入其中。
可是，我在上面已经明确无误地说明了《四十二章经》是在大月支，也就是大夏抄译的。现存的犍陀罗文《法句经》既然抄在于阗，因而它就不可能是《四十二章经》的来源。道理是非常明显的。
在大夏的那一本《法句经》或《四十二章经》是什么样子呢？说实话，我自己并不很清楚。我现在只能作一些猜测。大月支到了大夏以后，由于环境关系，接受了佛教，估计会有一些佛经翻译。《法句经》或《四十二章经》等，包含着小乘教义的最基本的内容，简直像一种“佛学入门”，对皈依者用处极大。可能首先在翻译之列，用的语言当然是大夏文。对于这种语言，我们过去毫无所知。近年以来，新材料发现越来越多，于是逐渐发现、认识了不少的词汇。上面举的那一部字典就是词汇的汇集，bodo，boddo，boudo等字就见于其中，但是成本的佛经译文还没有发现。我相信，将来地不爱宝，有朝一日，总会发现的。中国使者到了大夏，翻译了《四十二章经》，原本一定就是这一本大夏文的佛经。译文就是本经两个译本的第一个。我推测，现存本经中的那许多“佛言”，一定会是“浮屠言”，“浮屠”正与bodo，boddo，boudo相当。用“佛言”的现存的本子一定就是第二个译本。这个本子的原始语言是中亚或新疆的某一种语言，其中梵文Buddha变为but或者类似的形式，汉译是“佛”字。
我在这里想补充几句，谈一谈犍陀罗文《法句经》的来源问题。它的来源并不排除是大夏文本，但是可能性微乎其微。梵文本的《法句经》曾在新疆发现，足证《法句经》在新疆是流行的。这个犍陀罗文的《法句经》同梵文本有某种联系，是完全可能的。犍陀罗文不可能是《四十二章经》第二个译本的母本。因为在后者中用的是“佛”字，而在犍陀罗文本中则是budhu，这个字也可以译为“浮屠”。
（三）支谦等译经的语言问题
《四十二章经》的语言既已确定，连带提出来的是支谦、安世高等后汉、三国时期的译经大师的译经语言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实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不讨论是不行的。
我现在就以《梁高僧传》第一卷为基础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在这一卷中后汉、三国时期的译经大师几乎包罗无遗。至于摄摩腾和竺法兰等人物，神话色彩颇浓，我在这里不谈。
先将资料条列如下：
《安清（世高）传》：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
（羡林按：“胡”字，元明刻经改为“梵”字，下同。）
《支娄迦谶（支谶）传》：汉灵帝时游于雒阳。以光和中平之间传译梵文。时有天竺沙门竺佛朔，亦以汉灵之时，赍《道行经》，来适雒阳，即转梵为汉。（安）玄与沙门严浮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浮调笔受。先是沙门昙果于迦维罗卫国得梵本，孟祥共竺大力译为汉文。
《康僧会传》附《支谦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
《维只难传》：以吴黄武三年，与同伴竺律炎，来至武昌，赍《昙钵经》梵本。
《竺昙摩罗刹传》：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
附《聂承远传》：承远有子道真，亦善梵学。
《僧伽跋澄传》：（赵正）请译梵文……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多为梵文。
《僧伽提婆传》：提婆乃于般若台手执梵文，口宣晋语……更请提婆重译《中阿含》等。罽宾沙门僧伽罗叉执梵本，提婆翻为晋言。
《竺佛念传》：于是澄执梵文，念译为晋。
《昙摩耶舍传》：以伪秦弘始九年，初书梵书文……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汉之言。
《梁高僧传》卷一中有关梵文的记载就是这样。“梵”原作“胡”。“梵”指的是梵文，这是清楚的。但“胡”指的是什么呢？弄不清楚。“胡”原意是北狄之通称，扩大一点，就是夷狄之人，多少含有贬义。在《梁高僧传》中，“胡”字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指梵文，一指中亚夷狄之文。统观上引材料，有的可能是指梵文，比如昙果、维只难等传中所说。但是绝大部分指的都是中亚民族语言。支谦等人译经的原本都不是梵文。上引文中《支谦传》的“梵文”，也只能作如是解。下面说他“妙善方言”，可能指他通中亚民族语言。这一点从他们译经时使用的汉语音译中可以明确无误地看出来。比如汉译“弥勒”一词，不是来自梵文Maitreya，而是来自吐火罗文Metrak。可是康僧会译《六度集经》《旧杂譬喻经》，失译人名在后汉录译《大方便佛报恩经》，支谦译《佛说月明菩萨经》《撰集百缘经》《大明度经》《佛说八吉祥神咒经》，康孟祥译《佛说兴起行经》，支娄迦谶译《杂譬喻经》《道行般若经》等等，用的都是“弥勒”。由此可见，支谦等译经所根据的原本，不是梵文，而是中亚和新疆一带的吐火罗文和伊朗语族的语言。
（四）几点想法
现在把上面讨论的问题归纳一下，提出几点想法。
1.1947年文章中提出的佛教“直接”传入中国论，现在看来，不能成立了。我设想的佛教传入两阶段说仍然维持。我用公式来表达：
（1）印度→大夏（大月支）→中国
Buddha→bodo，boddo，boudo→浮屠
（2）印度→中亚新疆小国→中国
Buddha→but→佛
这两个阶段都不是“直接的”。
2.我这篇不算太长的论文解决了中国佛教史上两个大问题：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通过什么渠道？但兹事体大，还要进一步研究。这有待于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
1989年11月2日写毕
附记
在写作过程中，提供资料，帮助借书，我的两位小友荣新江和钱文忠出了力，附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