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磋、切点、切割、茄子。
“你在念什么？”雅各布问。
“切磋、切点、切割、茄子。你用不着全念。最关键的是茄子。念茄子这个词口形很漂亮。不过，一开始念切磋、切点、茄子要容易一些。都准备好了吗？”
摄影师将相机安放在房子后面繁茂的橡树旁边。
“准备好了。”玛琳娜说。她离相机有二十英尺远，两手放在皮奥特的肩上。波格丹、朱利安和旺达站在她右边，达努塔、西普里安和小姑娘们站在左边，每个小姑娘都抱着一只小兔子。
摄影师把平顶的西班牙帽（帽子用带子拴在下巴上）往后一推，躲进黑色的布帘，不一会儿又探出头来。
“能不能找一些箱子，让后排的人都站在箱子上？”
“阿涅拉，找些东西来，你和后面的人站高一些。”玛琳娜用波兰话说，没有转身。
“让我来，”里夏德说，“谷仓里就有需要的东西。”
小姑娘放下手中的兔子，跟在他们后面奔跑。皮奥特先跑到谷仓，他和里夏德推着一辆独轮车回来，车上装满牛奶桶，阿涅拉高高地坐在牛奶桶上。巴巴拉、亚历山大、里夏德、雅各布、阿涅拉都在第二排各自的位置上站好。
“还记得我告诉你们的东西吗？”
“切磋、切点、切割、茄子，”皮奥特喊道，“切磋、切点、茄子——”
“好极了，小伙子。现在让爸爸、妈妈，还有朋友们一起念……”伊莱扎·威辛顿审视了一下整个人群。“睁大眼睛，对了。让我现在看看你们愉快的表情。有这张照片留作纪念，你们将来会感到非常高兴。”
他们将来会感到非常高兴。这是三月一个炎热的下午，阳光耀眼，照片将为过去的时光留下深棕色典雅的记忆。这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形象。年轻，看起来多么单纯。那么特别。玛琳娜身着西部拓荒者的服装，一件深色的印花布外衣和长长的罩裙，头发从正中分开，挽成发髻紧紧地拢在脑后，让人几乎都认不出来。波格丹穿着整洁宽松的灯心绒外套，下面是毛料裤子，裤腿塞在崭新的高筒靴内。皮奥特穿着格子花呢衬衫和粗斜纹布短裤，金黄色的头发一直剪到耳际，梳向一边，就像个地道的美国小男孩。看，里夏德戴着墨西哥宽边帽！“红色短裤。”将来，里夏德会用手指抚摩着照片，回顾自己褪色的目光，对妻子（他第二个妻子）说：“有风纪扣带风帽的法兰绒衬衫，那可是我最喜欢的。猜猜一共花了多少钱？就一美元！”阿涅拉将回忆起穿上带兜的白色围裙时兴奋得发抖的感觉，那是一周前玛琳娜给她买的。
“我想我们的表情都很愉快，”波格丹说，“不过，你才是摄影师呀。”
“愉快就好。如果懂我的意思，带一丝朦胧的意味。我一般不要求农户做出这种表情，不过在我看来，你们跟我在这里看到的其他人不同。”她看好在相机后面的位置，走到达努塔跟前。“可以给你整理整理吗？”她将达努塔的无边女帽扶正，然后又回到相机边检查了一次。“要不就是你们人太多。好了，显得自然一些。我的意思是，不要太随便，不过略微有些走神，就像非常开心似的。我经常说，人偶尔看起来太古板。你说你们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波兰。”波格丹说。
“噢，天哪！你们都从波兰来？”
“都从波兰来。”雅各布说。
“是这样的，什么样的人都想到美国来，真是有意思。我是说，我从来没想过到波兰去，波兰离俄国很近，是吧？”
“很近。”西普里安说。
“俄国土地辽阔，就像美国一样，对不对？不过我想你们国家肯定也非常有趣。所有那些小国家肯定都值得去看一看，拍一些漂亮的照片。也许有一天我要到欧洲去，我有的是时间。我要像在这里一样，赶着马车到处走走，想停就停，想在哪里拍照就在哪里拍照。你们认为人们会笑话我吗？他们会说，加利福尼亚来的那个老家伙是谁呀。没关系，我会瞪他们两眼，让他们知趣。”她笑了起来，指着玛琳娜。“我看见你笑了。”
在自己社区照一张相，这是玛琳娜的主意。她在《阿纳海姆周报》上看到这样的广告：
摄影艺术家
伊莱扎·威辛顿夫人
精益求精的玻璃干板照相和达盖尔银板照相！
威辛顿夫人将在阿纳海姆农场主旅馆九号房间
服务一周，
技艺精湛，包君满意。
保证惟妙惟肖。
价格公道，欢迎垂询。
“留下你的玉照，转眼人老珠黄。”
玛琳娜派里夏德到村里拜访威辛顿夫人，询问她是否可以到村子外面来，给十四个人照张相，其中有三个是孩子。里夏德趁机和那位小学老师亲热了个把钟头，然后才漫步到了旅馆。旅馆入口处有一辆马车，马车上的招牌画的是安放在三脚架上的照相机，车上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结实女人，头戴宽边牛仔帽，身穿宽松的羊驼呢外套。
“你肯定就是赫赫有名的威辛顿夫人。”里夏德说，用指尖碰了一下墨西哥宽边帽。“没想到你在室外晒太阳。”
他说明了来意。她对他解释说，在屋里等客人上门太无聊。“我靠阳光生活，我为阳光而活。”她同意第二天将流动照相室搬到农场来。
波兰定居者对这样一个独立的美国女性感到着迷。但是，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卸下一个又一个的箱子，里面装着易碎的玻璃盘，装着化学原料的袋子、瓶子，折叠起来的三脚架，还有她所谓的“宝贝”，即费城的照相机箱。她支起深色的帐篷，把盐、感光乳剂放在帐篷里，安顿好清洗感光盘和显影盘的水槽，打开三脚架装好照相机。除了让人取水装满水槽，好清洗五乘八英寸见方的玻璃盘之外，她什么事也不让男人帮忙。朱利安告诉她，到美国当农民以前，他在波兰是化学教师。她听了脸上露出喜色。“啊，对了，”威辛顿夫人说，“照相就是化学，没别的，是不是？”她将感光盐涂在一张玻璃上，然后覆盖一层火棉，邀请朱利安窥探狭小黑暗的帐篷内部。作为回报，朱利安向她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问题，如为什么火棉比涂在玻璃上的白阮更好些，并恭敬地表示担忧，说火棉的主要成分是硝酸盐纤维素，很容易爆炸。（“不错，我们又把它叫做枪棉。”她兴致勃勃地说。）雅各布透露他不仅是农民，而且也是画家；因此也被邀请加入。“照相当然也是绘画，”她说，“用光线进行绘画。”她告诉雅各布，她有一对莫里森镜头，照出的相片比任何画家笔下的画都要逼真。
她说她家在艾奥尼市，北方山区中的一个小村子。家里有一家照相馆，但一年里有好几个月她都在外面，赶着车四处颠簸，寻找上相的悬崖峭壁，深山峡谷，奇特的岩石和赫然耸现的仙人掌。在巡回生活中，路过村子时她也停下来给人们照照相，赚点钱作为补贴。“最好能遇上婚礼或葬礼。”她说。既然好长一段时间阿纳海姆既没有人结婚，又没有死人，在照完这张相以后她就要上路了。
她告诉他们，她已经来来回回在美国旅行了好多遍。
“就你一个人？”巴巴拉问道。
“你就不怕吗，威辛顿夫人？”达努塔问，“我会非常害怕。”
“从来不怕！”
“如果有助手跟你一道，”里夏德说，“你肯定会安全得多。”
“我有手枪，我知道怎么用。”她拍拍屁股上的枪，回答道。
照完相，他们请她留下来吃午饭。她说她最高兴的时候就是爬上马车开始新的旅程。“我的灵魂躁动不安。”她说，“调合感光盐、火棉，准备盘子，取景前集中注意力观察对象，这些事弄得我烦躁不安。好在每天我都能通过镜头看到一些新东西。”她接受了邀请，进屋喝了一杯茶。（“你们没有威士忌，是吧？你们当然没有，你们喝伏特加，就像俄国人一样。”“应该说俄国人像我们一样，喝伏特加。”西普里安说。）一旦在客厅坐下来，看见沙发旁边摆放着杯子和威士忌酒瓶，她似乎愿意多呆一会，聊聊天。“我特别留心那位夫人，我拍第一张相的时候，她摆出了一副特别优美的姿势”——玛琳娜笑了笑——“而且，只要她情愿，她总是笑得那么迷人。当然，很少有人想要一张自己微笑的照片。在传统的肖像画大师的作品中，只有小丑和傻瓜才会笑。因为我们极力想让人铭记自己，希望流芳百世，所以照片应该表现出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暗示安宁。”
“狗也要笑，威辛顿夫人。达尔文先生就从中得到启发。”
“非常正确。但是狗的笑意味着什么呢？它感到高兴？或者只是想讨好主人？狗可能是在装模作样。”
“人们笑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里夏德问，“也许我们都是在装模作样。”
“我想，”旺达说，“我们——”
“旺达，听人家讲，”朱利安说，“求求你，别多嘴。”
“随后锁定面部的肌肉，保持笑容，因为照相机几乎不能像那样照相，”她弹了一个响指，“所以照片上的表情肯定会显得矫揉造作，甚至更糟。底片冲出来以后，摄影师会发现照片上的人看起来不是在笑，而是要哭。”
“或者既像哭又像笑。”玛琳娜说。
“你照过很多相，颇有经验，对吗？”
玛琳娜点点头。
“我也这样想。在我打开镜头盖以前，你将眉毛稍稍弯起，使你椭圆形的脸颊显得略长。我喜欢像你这样的人，清楚自己的一举一动。你曾经上过舞台？”
“是的，威辛顿夫人。”
“但我敢保证，你肯定不会扮演喜剧角色，什么夫人来着——对不起，波兰的姓名对我来说太难，我念不准。我肯定你一定非常庄重严肃，人们会觉得你的微笑是一种馈赠，一种特殊的馈赠。当你对我微笑的时候我能觉察出来。”
“你真有洞察力，威辛顿夫人。常到剧院去吗？”
“哎呀，艾奥尼市连一家剧院也没有！那个地方以前是个矿产集中地，艾奥尼还没有建市以前，矿工把这个地方叫做臭虫，叫做寒碜市，从来就穷得叮当响。而我是二十五年前才离开纽约的。在纽约，只要演戏我都去看，我有自己最崇拜的演员，我有个剪贴簿装满了演员的剪报。淘金热像警报一样响彻美国时，我丈夫听信了发财梦，于是我就跟他到了加利福尼亚，当时我就知道我肯定会怀念纽约的一切。后来他不幸在一次事故中丧生，从悬崖上摔了下去，真是个可怜的人，我无依无靠，决心掌握日光胶版术。当时日光胶版术主要是用于拍摄那些洋洋得意的男人，手里拿着金块，或者正在立界标，显示自己拥有的土地。人们认为，一个女人挂出摄影师的招牌很有点标新立异，要当流浪摄影师，那么多沉重的箱子拖来拉去，就更离谱了。不过我知道我很结实。我真正喜欢的是当土地测量员，但人们不让女人做这个工作。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完全淡忘了戏剧。我很欣赏人们自得其乐，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生活方式。最近我在旅途中给一个人拍过照，她的命运不同凡响，为人自然淳朴，毫无雕饰。”她环顾室内，问道，“你说你们到加利福尼亚有多久了？”
“已经六个月了。”波格丹说。
“在这段时间里，有没有人向你们提起过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叫尤拉利亚·佩雷斯·德吉伦？谁都听说过她。没有听说过？她曾经拥有现在叫帕萨迪纳的那片土地，不过她倒不是因此而出名。她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在去年十二月人们为她庆祝了一百四十一岁生日。不错。她回到圣加布里埃尔峡谷和曾孙生活在一起，她的儿女、孙子孙女早已去世，一七三五年出生的人还可能指望什么呢？她出生在圣加布里埃尔峡谷，一百二十五年前她还是个姑娘的时候，她就在教堂慈善机构里帮忙，如今她又回到那里，继续慈善工作。上个月，在慈善机构的花园里我给她照了一张精美的照片。你能想像出她的模样吗？瘦小、驼背、牙齿已经掉光、脸上布满皱纹、几乎秃顶。像她那样的年纪，人们会认为她早已是坟地里的一堆荒草。但是，她像牛犊一样动个不停，甚至还不知道照相应该做出庄重的表情。我情不自禁给她拍了一张相，拍下她善良的微笑。”
“简直太可怕了。”波格丹用法语说。
“她根本不知道如何去死。”里夏德说。
“这对我们是一种激励。”威辛顿夫人说，喝完杯子中剩下的酒。“行了，我得上路了。希望几天后到棕榈泉，从那里再到荒漠去拍一些漂砾，然后到洛杉矶，有朋友在那里等我。我有个同事在那里开了家照相馆，我在那儿冲洗照片，加上相框。三个星期以后我又会路过阿纳海姆，到时候你们如果对照片质量不满意，我分文不取。不过我保证你们会喜欢，你们的表情都那么有趣。”
“你见过这样的人吗？”里夏德问，“只有在美国你才能看见这种女人，认为男人女人竟没什么区别，一辈子都在发号施令。她就是个男人！姜黄色的头发，男人戴的帽子，皮套中的手枪，一清早就喝威士忌，吵吵嚷嚷，说东道西。妙极了，简直妙极了！”
“我喜欢她，”玛琳娜说，“她很有勇气。”
“我喜欢她讲的故事，那个一七三五年出生的女人。”巴巴拉说。
“我倒想看看她的出生证明，”朱利安说，“我根本就不相信她的话。谁也活不了那么长。”
“妈妈，你认为——”
玛琳娜伸过手去，将皮奥特拉到自己身边。
“当然，或许她是个挺不错的摄影师。”里夏德勉强承认。
“她肯定是个很好的绘画对象。”雅各布说，“我很愿意给她画张像，但她似乎坐不住，谁也没法给她画。”
“啊，不，哎呀，”西普里安模仿老女人的声音，拉长了鼻音说，“我可不喜欢照相时故作姿态，我一刻也静不下来。”
玛琳娜笑起来。
“能有张做姑娘时候的照片，”达努塔说，“真是太好了。”
照相把每个人带向未来。到那时候，他们的青春年华将只是一段记忆。玛琳娜定了几张照片，一张寄给母亲，一张寄给亨利克，还有一张寄给波格丹的姐姐。照片是见证，证明他们确实在美国，确实在勇敢地追求新的生活。对自己而言，照片将是纪念物，将来某一天会让他们回想起艰难困苦的开端。如果他们的尝试不能成功（在新的布鲁克农场开始六个月之后，社区花掉了一万五千美元，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回报），照片会让他们回想起他们曾为之奋斗的事业。
“看见照片里的我，我不知道会不会感到吃惊。”玛琳娜和波格丹单独相处的时候说，“我再也不会考虑自己的形象如何，现在我用不着关心是不是还光彩照人。”
波格丹向她保证，她一点也没变（这不是实话），还和以前一样漂亮，在他心目中她还是同样漂亮（这也不是实话）。然而，玛琳娜并不能从中得到安慰。她摆弄姿态，如今摆弄姿态给人一种奇怪的意味。“作为女演员，穿着扮演角色的服装照相，这很自然。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办，应该如何表现。今天，在空虚惆怅之中摆弄姿态，故意要表现某种东西，这是为照相而逢场作戏。”
拍照时不可能有真诚的感觉。一旦改名换姓，你和原来的自我就不可能有完全一样的感觉。
玛琳娜的小儿子第一个改名。二月的一天，他宣布他叫彼得，因为在学校人家都这样叫他。他尖锐刺耳的童音中蕴涵着坚定的口气，玛琳娜听了吓了一跳，她告诉皮奥特，既然他洗礼用的名字是皮奥特，就绝对不能更改，再说了，哪个爱国的波兰孩子会取个德国人的名字？
“这不是德国人的名字，妈妈。这是美国人的名字！”
“皮奥特，我们不再讨论这个问题。”
“你叫我皮奥特，我不会答应，也不会听！”他跑进厨房，扑在阿涅拉怀里，号啕大哭。
他可是当真的。他每天上学来回要经过一根排水管，里面住着一家小矮人，跟皮奥特的手大小差不多，有许多小孩。皮奥特在路上经常停下来，与他们交谈，他们给他讲故事，也告诉他有事该怎么办，他就是从他们那里得到改名换姓的命令的。米格尔是班上最健壮的男孩，骑着自己的小马上学。有一天米格尔骑马经过，看见皮奥特蹲在排水管边，冲着里面讲话，就下马弯着身子站在他旁边。他告诉米格尔里面住着一家小矮人，还对他说自己的名字叫彼得。这次邂逅使米格尔和皮奥特相互认识，如今他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所以，虽然皮奥特非常担心惹妈妈生气，特别是妈妈已经不那么漂亮了，但是，他坚持非改名不可。
他坚持改名的斗争立刻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玛琳娜不再用他的名字叫他，改用“亲爱的”或者“小宝贝”，只要妈妈用爱称叫他，他总会顺从地回答。但是，玛琳娜感到压抑，感到恼怒，而且，不叫新名皮奥特就不答应，她怀疑在背后阿涅拉已经屈服。这种状况持续了两个月。一天早晨，皮奥特刚要上学，玛琳娜说：“回来，再等一会。”
“不行，要迟到了！”
“听话。”
她示意他在餐桌旁坐下。
“有什么事，妈妈？”她坐在对面，开始把沾满油腻的碟子重叠在一起。“妈妈，迟到了他们会惩罚我！”
她将手放在膝盖之间，清了一下嗓子，说：“好吧，我让步。”
不需再作解释。沉默了一分钟后，他从书包里拿出写字用的小石板，放在桌子上。
“你现在不想上学了？”她轻轻地问。
他又拿出一支粉笔，放在石板上。
“我会告诉你的教父和其他人，告诉他们我们的决定。”
他把石板推到她面前。她用大大的字母写下他的新名，又把石板推还给他。他慎重地点点头，把石板放回书包，离开家上学去。
皮奥特改名为彼得以后不久，他有了自己的卧室。他们请印第安人修建了两栋房子，西普里安、达努塔和他们的孩子，以及巴巴拉和亚历山大现在都有了自己单独的住所。每对夫妇都有自己的壁炉，朱利安利用剩下的砖块修建了一个室外火炉。但是大家仍旧在玛琳娜和波格丹的餐厅或院子里的长桌子上就餐。他们是最温和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成员，朋友们很快放弃了傅立叶取消婚姻的主张。亚历山大的婚姻生活相当美满，他认为取消婚姻是独身主义者枯燥无味的梦想。但是，大家同意维持大家庭的情感并不一定要勉强坚持在一起进餐。各自的兴趣不同，所干的活不一样，在干完活以后他们需要聚在一起：就像有教养的波兰人世世代代留下的传统。他们习惯于促膝交谈，直至深夜；他们无视农场的作息时间，哪怕影响第二天劳动的精力也在所不惜。
他们远远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将精神追求和体力劳动完美地结合起来。但是，至少现在主要的房子里有了图书室（箱子里剩下的那些书已经拿出来，摆放在新的书橱里）；还有一台像样的钢琴，上面有琴盖，下面是黄铜的腿，玛琳娜从旧金山定的货（花了一大笔钱，七百美元）。音乐是最能表现怀旧情绪的。晚饭以后，他们开始在一起从事音乐创作。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怀念故土。他们渴望音乐，渴望波兰作曲家创作的音乐，如库尔平斯基的歌曲，奥金斯基的华尔兹，特别是肖邦质朴的表现艺术。然而，在这个边区村落，在空旷壮观的美国边缘，这些乐曲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肖邦的波洛奈兹舞曲和玛祖卡舞曲享誉世界，是波兰争取独立斗争的音乐象征，如今似乎成为他们哀怨爱国热情的自然流露。他的小夜曲活泼畅快，一泻千里，如今似乎也因流亡的悲伤和乡愁而变得深沉凝重。
如果情愿被悔恨所左右，他们会没完没了地叹息。而悔恨的情绪会更容易而且更隐秘地投射到留在国内的同胞身上。
当你收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你在叹息吗，亨利克？我看见你把照片装进精美的胡桃木相框，就挂在诊所的桌子上方。在你用放大镜审视我们的面部表情和古怪的服装——你肯定这样做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像过你也在照片里面，哪怕就一闪念？你是不是在后悔没有和我们一起到美国来？如果你在美国，此刻的太阳已经把你身上的忧郁完全驱散。你仍有可能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亲爱的朋友。来吧！在同一封信的后面：不，我在加利福尼亚从来没有头疼过。感觉舒畅，完完全全地感觉舒畅，这使情况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但是，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我还没有告诉你，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有了新的名字！皮奥特只有叫他彼得他才会答应，本地人称波格丹为鲍勃丹，里夏德放弃了原来的名字，改为理查德，雅各布想试一试，把名字改成杰克。大家的日子都过得红红火火，但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我的宝贝儿子。他成了全新的皮奥特，现在叫彼得，仅此而已。他完全变了个人。高了，结实了，也勇敢多了。他结交了好些朋友。他可以像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一样，骑马不用马鞍。他正在跟村里一位年轻的女士学钢琴。亨利克，你肯定认不出他来了！也许，我们都应该改改名字！
她怎么能向亨利克抱怨呢？告诉他说并不是人人都在向好的方面转变？西普里安和亚历山大因日常琐事和焦虑似乎变得有些呆滞。朱利安虽然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但一直在折磨可怜的旺达。告诉亨利克说她怀念女人的友谊？旺达只是个令人同情的对象，玛琳娜意识到她对达努塔和巴巴拉的感情也好不了多少，她们有自己和蔼可亲的丈夫，感到十分幸福，她们也非常容易，怎么说呢，非常容易驾驭。告诉亨利克说，除了自己的婚姻，她对每一对夫妇的状况都感到反感？她惟一不感到心烦的只有两个单身汉，聪明难缠的里夏德和温和的雅各布。当然，波格丹仍然和以前一样，情绪紧张，对她关爱有加。告诉亨利克说她担心因缺少心灵激励而变得越来越愚蠢，告诉他说自我克制在社区生活中比婚姻生活中更加重要？不，这些事都不能告诉他。
但是，她可以告诉亨利克，说她想念他。
患难与共是根植于她职业生涯的美德。在一出新剧里面你承担主角，开始排练。随后意识到，尽管你和其他人都竭尽全力，但仍然不行，剧本比你想像的要差。但剧本也不至于太坏，你比谁都更了解剧本的长处，你爱它就像爱一个忘恩负义的孩子。也许最后还是能够成功，只要每个人都竭尽全力挽救它，将剧本进行删节、修改，设计更加活泼的表演形式，布景画师对最后一场提出新的思路。放弃希望是错误的。所以，要和其他演员一道，收缩战线，努力奋斗，不，对局外人你要赞扬这出戏剧。你这样做常常不是口是心非，而是你坚信现在所做的努力。你必须相信自己的努力。
其他人在信中是不是牢骚满腹，她不得而知。她只知道惟有她才能使大家和谐相处，振奋起来，鼓起前进的勇气：她接受了这样的责任。因为她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要她在，她仍然能够影响大家，她曾经扮演过的那些英勇感人的角色像晚霞一样，给人以鼓舞。今天搅拌奶油、烘烤面包，指导阿涅拉做饭的这个女人，曾经勇敢、高傲地走向断头台，面临自己表妹、英格兰伊丽莎白女王的处决；她曾虔诚地等待发狂的奥塞罗的双手来扼杀自己；在得知马克·安东尼的死讯以后，她曾迅速将致命的毒药放在自己胸口；她曾改恶从善，悔过自新，在失去心上人之后孤独地在卧室中死去。她经历过所有这些庄严、惨烈、扣人心弦的最后场面。她看起来和在波兰时也许不完全一样。农活虽然使人变得粗壮，但丝毫没有改变她的仪态。她的步态、侧耳聆听的神情、沉默不语的风韵，以及迷人的言谈风采依旧。冬天，邻居的牛群吃掉自己地里的大麦苗，震荡的大提琴声似乎在催促他们向邻居提出更加强烈的抗议；但是，抑扬顿挫的旋律似乎是在宣示，对夏洛克的仁慈是一种美德，似乎是在阻止黎明降临到亡命的罗密欧身上，似乎是在痛斥麦克白夫人罪恶的梦想和菲德拉对养子的淫欲。崇高的情感萦绕在心头，不会一时半会儿就消失殆尽。
玛琳娜是从舞台退位的皇后，就熟悉她的人而言，退位的皇后永远都是他们的皇后。但是，玛琳娜发誓，在加利福尼亚的这个地方，她决不披露过去的身份。如今她是移民，没有必要进行解释。他们来到这里（他们的服装、国籍、不熟悉农事）曾引起一些轰动。但是，六个月过去了；六个月在加利福尼亚可以说是相当长的时间；加利福尼亚辽阔富足，变化甚至比美国其他地方还要迅速，他们在这里定居几乎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星期天做弥撒的时候，她和丈夫，以及其他朋友出现在圣博尼费斯教堂，玛琳娜还能给村民留下的印象，最多莫过于戴了一顶新帽子，显得雍容华贵。
他们已经不是新来乍到，几乎可以算老住户了。如今不仅用美国名字的家庭越来越多——那些英国来的自耕农，甚至还有中国人；中国人给人洗衣，在田里干农活。二月份，在阿纳海姆的北方，一个有一百英亩土地的农场上迁来一个团体，有二十七个成年人和十九个儿童，他们自称为伊甸园社团。村里有人传言，他们有古怪的睡觉安排和奇特的集体运动方式，食物单调得令人厌恶。似乎这些新颖的胁迫手段，目的是为了追求神圣与健康。他们修建的房屋呈圆形，据说这样可以改善空气循环。由于圆是最完美的形状，健康也因此可以臻于完美，这是身体和灵魂惟一可以达到的完美状态。他们不仅禁止喝酒抽烟，而且禁止吃肉，禁止用火加工食物以及伊甸园没有尝试过的任何东西。他们的领袖罗伦茨鼓吹，人类之所以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不是因为别的，完全是因为我们偏离了祖先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些村民以种种理由闯入过他们的地界，他们回来后说，这群亚当和夏娃，你知道这指的是谁，感到非常沮丧，原因是他们从来没遇见一个赤身裸体的人。
玛琳娜和波格丹一点也不喜欢这种尝试理想生活的方式。但是，伊甸园社团高度重视身体健康的做法，至少对这个非教条主义的团体中的两个人颇有些吸引力。达努塔和西普里安在伊甸园社团到来之前已经戒荤，最近他们又要求单独做饭，菜里不加盐，而且将磨碎的苹果、切碎的杏仁、捣烂的葡萄干用碗盛在一边，每次吃饭的时候都吃一点。而其他人仍坚持要吃油腻的炖菜和多油的烘烤食物，即使影响消化也在所不惜。
食物是加强同伴联系的纽带，达努塔和西普里安在饮食上另起炉灶，给人的感觉是在破坏社区不成文的契约。
“我估计，不久你们就会像印第安人一样吃捣碎的橡子。”亚历山大说。
“我很欣赏你的讽刺。”西普里安用法语愠怒地说。
“别吵了，朋友们，”雅各布说，“就像人们在罗马说的，自己生活也让人家生活。”
但是达努塔和西普里安并不在乎自己受到讥讽，他们继续强迫其他人接受他们那套新的食物限制。达努塔教阿涅拉如何做甜点，即一种用面粉、水加草莓酱做成的羹；玛琳娜肯定那种方法是从伊甸园学来的。
“味道不错，是吧？”达努塔问。
“要我说，还是赶苍蝇甜点好吃。”旺达说。
“是吗？”朱利安说，“没有赶苍蝇甜点好吃，旺达。你敢肯定？”
“简直难吃死了。”亚历山大说，“但是你看见了，亲爱的朋友西普里安，我还是在吃呀。”
他们总算集中了大家的力量、聪明才智、愿望以及并非十分严格的联合观念，各尽所能。他们坚信，波格丹坚信，农场很快就会赢利这个想法并非没有道理。在最初几个月的确非常艰难，但他们没有放弃；如今，原来让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从挤奶到照料葡萄园，都已经习以为常。沉睡的葡萄开始出现生机，他们翻了土，好让根部得到更多的空气。去年秋天他们到得太晚，他们的产品只找到一个买主，葡萄也只卖了二百多美元；但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今年收成会更好。由于不谙农事，缺少刺激，他们竟逐渐喜欢闲散缓慢的农事周期。
他们中的艺术家却完全不同：最近几个月，雅各布已经完成了有关印第安人主题的绘画；里夏德为报社撰写了有关美国的文章，并把稿费的三分之二贡献出来，为社团提供了额外的资金。他这些文章结集成书，马上就要在波兰出版；而且，他又写了很多文章，足以再出一本书；另一本以山里采矿营地为背景的小说也基本完成。此外，他已经开始思考另一部长篇小说，背景是古罗马时期尼禄统治对基督教的迫害。他不想写作的时候，就出去打猎，社团中大多数吃肉的人都指望着他的猎物。最近，他有了自己的马，他花了八美元买了一匹墨西哥马。事实上他买得太贵，如果在洛杉矶只要五美元就能买到；而一匹既能干活，又能拉车的美国马要值八十到三百美元。
这匹马三岁，有灰色斑纹，又高又壮，就像大多数的墨西哥野马一样，脾气暴躁。里夏德不听邻居的忠告，不愿修剪长长的鬃毛和马蹄上浓密的丛毛：他想驯服一匹野马。最开始，里夏德几乎要用套索把它勒死才能控制它，但是，经过一个月的耐心斗争，马学会在喂食时忍受他的抚摩，然后是清洗，梳毛，最后变成了一个最听话、最英勇的伙伴。里夏德说服玛琳娜，请她到马厩来，观看他给马装上马鞍，在毛发粗浓的马嘴上套上笼头。他给马取了个名字，叫迭戈。
“今天早上写了多少页？”
“二十三页。《小屋》的最后二十三页。这本小说写完了。”
“太好了！”
“写完了。完成了。不错，玛琳娜，确实不错。你想想，是什么激励我写起来这么顺手？”
“啊，你是要我猜明摆着的事，”玛琳娜说，“是你的抱负？”
“我从来就雄心勃勃。按傅立叶先生的观点，如果我还敢提他的名字的话，抱负只是四种有影响的情感之一。不，玛琳娜，不是抱负。”
“友谊？”她笑着说，“是你对我的友谊？”
“玛琳娜，看你说的！”
“家庭情感？”她拍了拍马脖子上粗硬的鬃毛说。
“是一种你还没有提到的情感。”他大胆地补充说，“或者说，是一种你已经忘却的情感。”
“我没有忘记。”
“因为我不会让你忘记！”
“因为我在等待，让你的痴迷慢慢减退。在这个地方会容易一些。”
“这么说你认为我爱慕的仅仅是女演员。”
“不对。我不会这样小看自己。”
“那就是小看我，我肯定。玛琳娜，你难道不知道我真心爱你吗？”
她叹了一口气，靠在马头上。
“你现在在想什么？”他温柔地问。
“现在？我会让你失望的。我在想我的儿子。”
玛琳娜，玛琳娜，这是里夏德信的开头，他把信塞进她的口袋。昨晚在马厩里的谈话。你会怎样来看我呢？里夏德失恋了，里夏德是个写作狂，我用希望来诱惑你吐露心曲，我陷入写作不能自拔。甚至雅各布都不能成天专心画画，他得清除谷仓底层的肥料；而我呢，我关起门来写作，背上枪骑马出去溜达（这几乎不能算我的工作）。你曾建议，说这是为了共同目标而努力的时间，而我却游离其外。
显然，我天生不适合当农民。你就打算当个农民，玛琳娜？成为物质主义者，成天耕地、赚钱，没有个完？我们当中有谁真想当农民？波格丹表情丰富的脸上常常带着嘲弄的微笑；我承认，每当我看见他播种玉米或给葡萄剪枝的时候我都感到难受：劳作让他严厉地皱起眉头。你站在旁边闷闷不乐，在加利福尼亚的炎炎烈日之下像个透明闪烁的斑点。难道真像俄国作家宣称的那样，我们的灵魂会通过体力劳动而得到净化？我们原以为是在选择自由、闲适和自我修养。结果，我们一天又一天地忙于周而复始的农活而无法摆脱。而且将永远没有尽头，玛琳娜。即使将来生活变得没那么严峻，农场有了赢利，我们可以雇用本地劳工来干大多数的农活，难道这就是我们希望的生活？因为我们向往的不是休息，玛琳娜。你真的希望休息吗？
像我们这种人不应该到美国来定居，特别不应该到村庄定居；我敢保证，美国的村庄都和阿纳海姆一样平庸。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到纽约或旧金山定居：欧洲任何一座中等城市都比美国的城市漂亮，更加文明。不，人必须跟上潮流，享受这个国家能够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就像这里的猎人一样，打猎远远不只是消遣，而是必须，是实际生活和精神追求的需要，是对自由独特的体验。在这个地方，所谓的文明被分割殆尽，成为私有财产，而在文明边缘之外的那些领域，则只有身怀绝技的猎人才能光顾。其范围开始于这条河的对面。过了河，动物都大得出奇，超乎你的想像：鹿比波兰的大一倍，美国灰熊比欧洲任何种类的熊都要大，都要壮，都要凶猛。而天空呢，玛琳娜，天比我们峡谷的天更黑，夜空中星星也更多。连梦幻都比实际生活大一倍。喔，我不想隐瞒，我喝过印第安人用曼陀罗制成的酒，他们通常在神圣的仪式上才饮用这种酒。其实，要沉醉于狂饮狂欢的状态并不一定需要药物。有一天，我和相貌丑陋的印第安同伴一道去打猎，晚上我们切开猎物，斜躺在篝火旁边，津津有味地品尝一块块鲜红的肉，热气腾腾；我忽然感觉和世间的万物融合为一体，成为原始野蛮的整体。后来，我感觉心满意足，像着了魔似的钻进帐篷。帐篷是挂在矮树枝上的帆布，里面的空间只能容纳一个人（可能也能睡两个人）。我独自躺下（哎），就像鸦片瘾发作，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我曾望着你欣赏峡谷如火的夕阳；我们骑马奔向海边，我注视着你眺望浩瀚无边的太平洋，波涛汹涌起伏，我心中充满了幸福。我向你保证，在巍峨的崇山峻岭之中，你同样会有心旷神怡的感受。你和我在一起，我们将成为浪漫歌剧中的主人公，我是男中音，扮演阿尔卑斯山中的强盗。你是女中音，我的情妇，一位穿越重山、要远嫁给她并不钟爱的男子的公主。一场雪崩从天而降，我拯救了她，而其余人都死于非命。如果你愿意，我们还可以远走高飞，从另一边下山，山下是空旷苍白的土地，长满三四十英尺高的仙人掌。那是一片月光世界，玛琳娜。马鞭草覆盖着淡红色的荒漠。夜幕降临，我们披星戴月，恣意驰骋。
如果你愿意，我会把你介绍给我的狩猎伙伴。一旦你遇见这些猎人，你肯定不会失望。他们濒临险境，但从不平庸地寻欢作乐，因而培养出不同寻常的孤独性格。他们不会让你联想到扎科帕内的牧羊人；扎科帕内的牧羊人虽成年累月孤零零地生活在巍峨的塔特拉山中，但他们始终有一种安全感，因为那是他们祖先、他们家族生活的地方，而且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美国人则不断把一切抛在身后。因此，他们的灵魂留下的空虚也令他们自己感到惊异。
我想起一个名叫杰克·古德伊尔的牧场主，你喜欢这个美国名字吗？我有几次到山里旅行，时间较长时就和他呆在一起。他生性不爱动脑筋，生活与鲁滨孙非常相仿，随之养成了一种感人的反省习惯。记得有一次我坐在杰克小屋中光秃秃的地板上休息，夜色已深，我们俩好长时间没有说话，他刚刚又给火添了一把干枯的桂树条。随即，他打破沉寂，也没有什么开场白；他告诉我说有时他似乎觉得有两个杰克。一个杰克在砍树、捕猎灰熊、照料蜂房、给小屋换屋顶、把蜜蜂已经跑光的蜂窝搬进屋当凳子坐、煮玉米粥并在里面加蜂蜜；而另一个杰克，“天哪，”他老是中断自己的话，“天哪，”另一个杰克什么也不干，只是凝视第一个杰克。他非常简单地告诉我这些。
两个杰克。两个里夏德。两个波格丹。我一点也不怀疑。而且我肯定还有两个玛琳娜。告诉我，说你没有感觉到是在演戏。告诉我，说不存在一个玛琳娜和面做面包，在院子中用圆木盆洗衣，给菜地锄草；而另一个玛琳娜亭亭玉立，在一旁惊奇和怀疑地凝视着她自己。告诉我吧。我不会相信的。
玛琳娜，跟我一道骑马……
三月二十二日。去看牙医斯密特先生。技术还行。左上牙臼齿被拔掉。醒来焦急不安。在麻药的作用下我说了些什么呢？我在做甜蜜的梦，梦见——不过，我肯定是用波兰语说的，所以谁也听不懂。但是，如果我老是叫他的名字又会怎样呢？
三月二十三日。古铜色的皮肤。颧骨。肮脏的念头。
三月二十四日。玛并不明白我是在极力反抗自己的自然惰性。她勇于奋斗，这对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之所以变得坚强完全是因为她的缘故。
三月二十五日。一个巡回摄影师用一块湿漉漉的玻璃在房子旁边给我们拍照，留下了永恒的纪念。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特别滑稽。玛喜欢她。对我们社团来说，这是个愉快的时刻；但对玛却不然，似乎是不祥之兆。或者说意味着后悔；想法拥有一张我们今天的真实形象，这似乎意味着我们开始接受社团最终失败的命运。
三月二十六日。我一直担心自己与众不同，显得特别突出。我良心感到不安，但我没有做什么难以容忍的事。我只不过有些固执，心不在焉。只有在剧场里我才会自由自在地关注周围的事物。在和其他演员一道看戏的时候，我发觉内心有一种近乎神秘的意识状态。我想我永远也不会结婚。我爱，但我不愿意诱惑。但对于玛，一切都是可能的；她让我如痴如狂。她需要我。我的感情像文火突然变成了烈焰。我自问，爱情能否建立在崇拜之上？完全可能，我心里回答。
三月二十七日。不管玛想干什么，我都会支持她，这已成为一种习惯。长期以来，我认为她要到美国来不过是想入非非。更糟的是，我担心这只是绝望的表演，她根本没有认真考虑。所以，我的任务就是要使到美国来具有某种意义，或者说使它具有另外一些意义。我听见她几乎是一字不差地把我的思想重复给亨利克，说傅立叶伟大的理论可以应用于我们的尝试。我想我听听也无妨。演员不是剧本的作者，但这并不是说从她口中说出来的话就不代表她的思想。金花鼠大肆破坏，把洋蓟地搞得一塌糊涂。
三月二十八日。玛仍然把彼得当孩子。演员都是任性的母亲，既管得太严，又纵容溺爱。如今要他学钢琴。应该鼓励他学工程。这孩子已经神经过敏。除非他有钢琴鉴赏的潜力，否则热衷于音乐只会强化孩子病态的倾向，变得更加女人气。也许，一旦知道彼得的钢琴老师、镇上职员赖泽先生的漂亮女儿已经成为里夏德不负责任的性爱对象，玛对钢琴课的热情就会减退。
三月二十九日。玛和里夏德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我能理解，我想我有些妒忌；她可以用演员的身份作掩盖，自我炫耀。对这个作家，我的态度更加审慎，他以为他怎么想就可以怎么说。但是，我不能不钦佩他的自信，他的欢乐，他几乎是用美国的方式在追求自己的幸福。
三月三十日。日记的缺点就在于，我记录的大多是一些让人生气的东西。今天晚上，我数落了缺少爱情的婚姻的种种丑恶。旺达开始把头发拢到脑后，梳成拳曲的波纹，这显然是村里妇女中流行的最新发型，而朱利安一点不留情。
三月三十一日。我尽量不发脾气。玛不会想到我对她有什么批评意见。她把我看成一面镜子，她看到的全是对她的爱慕。也许她对理想婚姻的观点就是如此，女演员对理想婚姻的观点。但是，我心里清楚，正是由于我感情混乱我才适合做她的丈夫。只有我记下她不审慎的举动；只有我清楚她的弱点，她的沮丧；只有我知道她真不愿意被人左右。
四月一日。在田野里劳动一天，我充满了希望。上个月嫁接的幼苗大部分已经成活；葡萄开始开花，在葡萄叶的呵护之下已经长出小葡萄。沙地确实能够结出果实。我们的工作更加熟练。拉蒙，十七岁。在这里我的感觉更加灵敏。我没法控制自己的感受。我不能控制肌肉和内心的反应。但我能控制我的行为。我决不背叛玛。
四月二日。雅辛托，二十五岁。拳曲的头发。右臂上有伤疤。牙齿雪白。将粗糙的手伸进他微微敞开的衬衫。胸口肌肉隆起。就站在那儿。
四月三日。今天下午我和里夏德一道骑马到圣安娜山脚下的印第安人的定居点去。一群群骨瘦如柴的小孩从棚屋和几间灰色的土砖草屋中跑出来，给人悲惨贫困的印象。一位长者叫几个妇女为我们端来橡子粥和用橡子面做成的黑面包。甜点是“土纳”，即仙人球红色的果子，饮料是石兰酒。在返回的路上，里夏德和我争论，印第安人对疼痛十分麻木，这是不是印第安人比较低级的证据。我认为，从人种和文化上来看，人越敏感就越高级。他指责我说，这是最愚昧的偏见。我肯定，他心里在说，登博夫斯基家族的人就会那么想。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里夏德。他很聪明，天性敦厚醇和。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他不能给予玛需要的忠实，他常常与彼得的老师，芙鲁兰·赖泽小姐调情，他甚至没有察觉到玛对这件事十分在乎。
四月四日。一线希望，就像一丝欲望。重新开始。为了“能重新开始”，我们得付出多少？五十多年来，欧洲人一直在说，如果不能成功，我们总可以到美国去。门不当户不对的恋人逃避家庭的反对、艺术家不能赢得观众应有的肯定、革命志士对斗争彻底失望，他们统统都奔向美国！美国会医治欧洲人的创伤；要不，美国能让人忘却原来的理想，去追求新的欲望。
四月五日。斯塔舍克，乔泽克。送给我羽毛的牧童。巴奇尔达太太的孙子。我从没想到加利福尼亚会成为充满诱惑的新舞台。我的确以为，我已将心底的焦虑留在不幸的祖国。相反，我的软弱已经赶在前头。我们在纽约猎奇，踏上大西洋海岸，穿过地峡，沿加利福尼亚海岸而上，在旧金山逗留，然后乘坐火车来这里的时候，这些危险欲望犹如活生生的幻影已经在等着我。此外一个平静而坚定的声音在说，为什么不呢？我在波兰从未听见过这样的声音，你到了国外，谁也不知道你的底细。这是美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亘古不变。没有什么东西会有固定而不能改变的结果。所有的东西都在运动，都在变化，被拆毁，被融合。
四月六日。今天早上，惠特曼的菖蒲诗集透出田园牧歌式的同志情谊，让人惊愕。乔昆，十九岁。宽松的棉布衬衫，鹿皮裤子。坐在树桩上弹奏独弦竖琴，他们称之为“契奥特”。强有力的手腕，宽大的手掌。另一个男孩躺在他旁边的地上唱歌，他不过十五岁，两腿分开，漫不经心地将头靠在乔昆的大腿上。我想他的名字叫多洛求。眼皮上平直粗黑的眉毛。还有他那对丰腴忙碌的嘴唇。我请他翻译歌词，他脸上泛起红晕。
我在木兰树阴下梦见你。
醒来却发现你不知去向，
我只好哭着又进入梦乡。
随后，我的脸上也泛起红晕。我真想抚摩他的大腿。
四月七日。玛提出到美国来的主意已经十八个月了。人们告诉我们，说春雨季节已经过去。在十一月到来以前，天气一直都很干燥。每当想起从我手指缝中流失的钱（大部分是我的钱，亚历山大也有一部分，是他婶婶留给他的遗产），一阵阵无法排解的疑惑就会向我袭来。我是惟一关心钱的人，但就教养和秉性而言，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担心钱的问题。其他人肯定也很担心，可是不敢流露，似乎一旦流露出担忧便意味着对我的能力表示怀疑。然而，我们仍有乐观的理由。我没有充分意识到酿酒业萧条的程度，萧条在前年已经到达低谷。葡萄卖到八美元一吨，有时甚至用来喂猪。现在价格正在上涨，不久会回升到一八七三年的水平，二十五美元一吨。到今年或明年秋天，我们将赚几千美元。
四月八日。梦见旧金山。他的手扶住马鞍铁的前桥。爱美是人的天性。玛又是那么美丽。
四月九日。今天上午到村里给一匹马换掌，为牲口买谷物，我又一次感受到这里的建筑是多么丑陋，为了实用竟到了吝啬的地步。很容易让人想到要把一栋或所有的建筑都拆光。和愚蠢的科勒尔先生谈论灌溉问题。
四月十日。没有过去是让人屈辱的经历。谁也不知道，谁也不屑于知道我的爷爷是谁。什么将军？也许他们听说过普瓦斯基，那是因为他来过美国。或者听说过肖邦，那是因为他生活在法国。在波兰，我庆幸自己的尊严不是依靠自己的姓氏或者地位。我与家庭中的其他人有天壤之别，我有更远大的理想，也有一些弱点。但我以自己是波兰人而自豪。这种自豪感，就像波兰的民族性一样，在这里不仅毫不相干，而且成为累赘，因为这会使我们落后于时代。
我们刚到的时候，大多数人都非常失望，因为邻居都是外国人，而不是真正的美国人。然而，随着我对村民的了解逐渐增加，我发现邻居虽然都说德语，但他们确确实实是美国人。欧洲的那些东西，懒惰和保守在这里行不通。从欧洲来的人似乎比我想像的更容易美国化。可是墨西哥人要变成美国人却很不容易。新近成为美国公民的贫穷的墨西哥人，始终是地位低下的外国人；而少数富有的墨西哥人则使我想起我们国内的绅士，他们勇敢、傲慢、穷奢极欲、热情好客、注重礼仪而且懒惰；他们注定要被冷酷实际、专注于工作的美国人淘汰。旧式过时的加利福尼亚已经日薄西山。
四月十一日。在牛仔竞技比赛上红头发的小孩说，他的名字叫比尔。那你叫什么呢？他露出雪白的牙齿，前额上有一道伤痕。鲍勃丹，我说。见到你很高兴，鲍勃。马在嘶叫，在跳跃。墨西哥牛仔在诅咒，将木马镫刺入马淌血的腰部。牲口在咆哮，被掀翻在地，捆住双腿，打上烙印。不，不叫鲍勃，我说，是“鲍勃”再加上“丹”。他叫我波比。
四月十二日。我想我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健康，这样心情舒畅，这样单纯惬意；今天上午十点，气温是华氏八十五度，用草叉将一叉一叉的干草叉下来喂马。下午看帕斯特写的《葡萄研究》。
四月十三日。我决定坦率地和德雷弗斯谈一谈，就我所知，他是阿纳海姆惟一的犹太人。难怪，在村里他最精明。他说我们的事业要发展，惟一的办法是开办自己的酿酒公司。我们必须扩大生产，要不就只有灭亡。
四月十四日。被囚禁的欲望，高度紧张，生怕到了国外会被释放出来。该死的欲望。不过，我一方面强烈地被这些男孩吸引，另一方面又全身心地爱玛，这并不奇怪。我始终爱她。
四月十五日。一种解决办法是种植其他种类的葡萄。西班牙人的前辈在建立传教机构时带来一个品种的葡萄，现在却生产出各种各样的酒。利口酒、白兰地、当归酒、发泡当归酒、红葡萄酒、雪利酒和其他甜酒，尽管品质不一，但都还可以。这里阳光灿烂，克利奥拉葡萄粒粒饱满，糖分充足。这里的干白酒（不带果味）、雷司令干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虽含酸太低，平淡无味，但喝的人不少。本地公司生产的酒不仅在加利福尼亚销售，而且越来越多地销往东海岸，甚至出口欧洲。只要有美国卓越的标准，酒完全可能成为代表美国特色的东西，就像一旦有了美国人幸福的标准，幸福就注定要带有美国特色。
四月十六日。我们到这里来是不是太愚蠢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是不是个傻瓜？我是不是个温顺殷勤的丈夫，别的男子向你的妻子调情你却佯装视而不见？但是，她不会离开我跟他走。里夏德配不上她。我才不是傻瓜。
四月十七日。我三十五年前出生，这样我的生日听起来就带美国味。按照我们波兰的习惯，我们以圣徒的名字命名，并以这位圣徒的纪念日作为生日纪念日。在这里这简直不可想像。之所以如此，倒不仅仅因为美国不是天主教国家，不按宗教日历行事；宗教日历铭记了最古老的历史传统。在美国，最重要的是个人的日历，个人的人生道路。我的生日，我的生活，我的幸福。
四月十八日。两个印第安小孩玩跳蛙游戏。一个长着黑色的头发，像马的鬃毛，牙齿像被锉平了似的。气温华氏九十七度。夏天还没有到。我该找一本养猪的书。再找一本养蜂和酿造蜂蜜酒的书。跟村民交谈我发现，养猪和养蜂劳动量都不大，效益却最好。蜂蜜酒在本地很受欢迎，但他们酿造的方法不对。朱利安和我做了一些蜂蜜酒，似乎很不错。不管怎么说，有合适的配方总不是坏事。
四月十九日。我很晚才进入她的生活，想要改造她纯属想入非非。我没有改变她的愿望。我就爱她本来的样子。我是理想的第二任丈夫。作为一个伟大的女演员的丈夫，我知道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希望她视我为当然，如今我发现我也视她为当然。但是，我从来都不了解她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情感。奇怪的是，我竟非常自信玛不会离开我。
四月二十日。胡安·马利亚，多洛求，基督。
四月二十一日。里夏德提议带我们俩，就玛和我，到圣贝纳迪诺斯去，旅途有两天。我告诉玛，我和亚历山大正忙于马厩的活，我不能撇下工作，但她应该去。可以肯定，里夏德就希望我拒绝。
四月二十二日。玛和里夏德天不亮就出发，老萨尔瓦多随行。里夏德带着十四响的亨利步枪、手枪和猎刀。萨尔瓦多带的武器足够对付两个土匪。玛也带了一支枪。吃晚饭的时候，大家垂头丧气的，就像一场表演没有观众。也许担心她会离开他们。最心神不定的要数阿涅拉。她怎么能在野外睡觉呢，她不停地念道。彼得问，妈妈不在家，他是不是可以晚一些睡觉，练一练钢琴。房子里显得空荡荡的。午夜时分，我到外面散步，走了好远。远离我们的居住地，在浩瀚而又率直的自然环境中，头上是无边无垠的夜空，我突然被人类关系无限虚假的幻影所困扰。我觉得我对玛的爱纯属弥天大谎。她对我的感情、对儿子的感情、对我们社团其他成员的感情，也同样是谎言。我们半原始、半田园式的生活是谎言，我们对波兰的向往是谎言，婚姻是谎言，整个社会构成的方式也不过是谎言。但是，即使明白是谎言也无济于事，我仍不知道该怎么办。与社会决裂，成为革命者？我天生是个怀疑主义者。离开玛，去追随无耻的欲望？我无法想像没有她生活将会如何。我回到屋里，坐下来写下这些思想。我又一次想到：房间空荡荡的。
四月二十三日。今天晚上他们回来了。玛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讲述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她受了伤，而且伤得不轻；罪魁祸首不是野兽，而是一杯滚烫的茶。她右手整个手掌全是化脓的水疱。我想她没有发现自己已经爱上里夏德了。但是，即使他们之间心有灵犀，我又怎么会知道呢？我娶了个演员做妻子。
他们朝东，朝大山前进；马儿穿过阿纳海姆季节河，河床宽阔，布满沙石。里夏德曾苦苦恳求，现在玛琳娜竟同意和他远足，他感到太惊奇了。如今他也要让玛琳娜吃惊：他要向她表明，他不会认为玛琳娜同意前往就意味着她会同意做出更多的让步。猎人最大的美德在于耐心，他不会逼迫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也不会对正在观察的猎物指指点点。静静观察的好处在于，猎物会自动闯入你的视野，他似乎认为玛琳娜自己不能看见成群的安哥拉山羊、栖息在仙人掌上的雄野鸡、山丘上的羚羊，以及成群在头上盘旋的玫瑰色斑鸠。他为自己口若悬河感到羞愧。他能说会道，滔滔不绝，可以把什么都说得天花乱坠。但他没有必要说话。
接近晌午，他们在圣贝纳迪诺斯一道高高的山脊上停下来。萨尔瓦多指着幽谷边上一棵巨大的黑橡树，用西班牙语大声对里夏德嚷嚷。
里夏德摇摇头，用西班牙语回答：“我不想听。”
萨尔瓦多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跳下马，将马系在树上，开始拣灌木枝生火。
“他说什么？”玛琳娜问。
“去年夏天这里逮住过一个盗马贼。”
“就在这里？”
“不错。”
“后来把他怎样了？”
萨尔瓦多已经点起了火，拿出马口铁器皿：炖锅、水壶、盘子、杯子，准备稍微吃点东西。
“他被吊起来折磨。”
“就吊在那棵树上？”
“恐怕是的。就吊在那棵树上。”
玛琳娜呻吟了一声，走到火堆跟前。里夏德跟在后面，从马鞍袋子里取出毯子，铺在地上让大家坐下。
“如果你觉得累，我就不问了。”
“谢谢。”
“你希望没来就好了，是吗？”
“里夏德，里夏德，别烦人了。别老是问是不是高兴到这里来，是不是高兴和你在一起。我挺高兴。”
“现在我明白你爱我了。你念了两遍我的名字。”
“是的，和你一样。”她笑着说，“玛琳娜，玛琳娜！”
他心花怒放，觉得无比幸福。
“你觉得幸福吗，玛琳娜？”他温柔地问。
“噢，幸福，”她说，“我想我对幸福的感受特别丰富。”
对幸福和满足，她有自己的打算，现在还不是时候，还不能对里夏德解释。幸福不能局限于狭小的个人存在，正如你不能把幸福装进带有你名字的匣子。你得忘记自我，忘记你的匣子。有些东西会让你超乎自身之外，充盈整个世界，你得把自己与这些东西联系起来。譬如说视觉的快感。她还记得第一次踏进博物馆时的狂喜。当时她和海因里希在一起，海因里希带她到维也纳，她十九岁，正需要见见世面。那时她还是个姑娘，如今已长大成人，她不再特别需要与人分享超越自我而得到的欢快时光，这就是年龄增长的一个优点。但是，她并没有忘记触觉、味觉和肌肤带给她的快感，而里夏德似乎认为她已经把这些都给忘了。
萨尔瓦多把盛满干饼和牛肉干的碟子递给他们，又把盛满加蜜日本茶的杯子端给他们。
里夏德赶紧把茶杯放在毯子上，茶杯烫得他扭歪了脸，直甩手。他看见玛琳娜仍然端着杯子。
“你不觉得烫吗？”
玛琳娜点点头，面带微笑。“我没有把握是不是爱你。”
里夏德觉得胸口像是被刺了一刀。他伸手去端杯子，还是烫得受不了，他又赶紧放下。“玛琳娜，放下手中的杯子！”
“也许我爱你，”她继续说，“也许我会爱你。但是，爱上一个我不应该爱的人我当然会问心有愧。”
“玛琳娜，让我看看你的手。”
“我九岁的时候，父亲刚刚去世。”她放下茶杯，战栗了一下，“我被寄放到修道院，在修道院呆了一年。”
“看看你的手。”
她伸出手，掌心朝上。手掌已烫得发紫。“萨尔瓦多！”里夏德喊道。
“先生，什么事？”
“蠢猪！蠢猪！”他一跃站起来，拿来蜂蜜罐。“让我给你涂一些蜂蜜？”他看见她眼里噙着泪花。“哎，玛琳娜！”他俯身拉起她的手，一边吹气，一边涂上蜂蜜。“是不是好一些？”等他抬起头，她已擦干眼泪，目光闪烁。
“修道院里有个老师叫费利西塔修女。我爱她胜过自己的母亲，胜过世界上任何人。所以，我训练自己决不要正视她的脸。因为我不敢抬头，她以为我害羞，十分虔诚；其实，我有一种难以克制的欲望，一直想亲吻她美丽的脸。”
“让我吻吻你，玛琳娜。”
“别这样。”
“这么说我永远也没法把你搂在怀里？永远都不行？”
“永远不行！谁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不得不躲躲闪闪，不得不权衡抉择，我受不了。我希望生活单纯一些。”
“你觉得婚姻十分单纯。”
“喔，婚姻一点不单纯！波格丹不单纯。我觉得波格丹够复杂的了。”他们沉默不语，坐了一会。
“玛琳娜？”
她站起身。“我们继续走吧。”
他们又骑上马，里夏德看见玛琳娜左手握住缰绳，右手包扎着手帕，举到胸前。里夏德接过她的缰绳，牵着两匹马穿过布满岩石的峡谷，爬上全是荆棘的陡坡。她跟在他后面，说波格丹曾经有过一次特殊的痛苦经历，使生活变得十分艰难，甚至弄不清（但她不能解释）自己到底是谁。随后，玛和里夏德似乎开始争论，这是里夏德最不情愿的事，特别是她几乎已经承诺，有朝一日她会成为他的恋人。
“如果我的爷爷是拿破仑手下的军官，妻子是民族英雄，”里夏德回过头，不合时宜地说，“我或许会考虑自己的身份。”
“你这可没有往常那么聪明。”她冷冷地回答。
山势渐趋平缓，玛琳娜用左手收回缰绳，他们让马奔跑一阵子，仰面迎着绚丽的太阳，湛蓝无瑕的天空只有几朵白云。她好像已经原谅了他；里夏德一面沉浸在快活之中，一面继续回味玛琳娜刚才忍受疼痛，让人惊骇的一刻。
夜幕降临，他们在山峦远远的另一头安营扎寨。萨尔瓦多忧心忡忡地用盘子给他们端来咸猪肉和面包，找出一些理由，再一次用西班牙语喃喃地道歉。“原谅我，夫人，非常非常对不起，原谅我。”他说。“现在不烫了，夫人，现在已经凉了。”里夏德给她翻译。
“我希望咸肉不会太凉。”玛琳娜笑着说。
萨尔瓦多用细小的石兰和茶树枝条给玛琳娜做了一张床，上面铺上一层层深色的苔藓和光滑的蕨类植物的叶子，玛琳娜快乐得像个孩子似的。稍后，里夏德让萨尔瓦多留在篝火旁，拿着枪守护着玛琳娜睡觉。萨尔瓦多再次向里夏德保证，他在玛琳娜周围放置了用马毛制成的套索，响尾蛇没法越过套索。皓月当空，里夏德起身离开营地，到树林中散步、抽烟。在这广袤的大自然之中，在无边的夜空之下，玛琳娜在自己的保护下已安然入睡，他似乎实现了一个古老的幻想——他们像两支纤细的箭，穿过浩瀚无际的宇宙。想到这里，一种奇异的胜利感油然而生。他爱她，她也爱他。他现在已经非常确信。起风了，寂静的树林似乎在轻轻地弹着琴，在喃喃地诉说。随后，在全神贯注之中，他听见有可怕的沙沙声，他感到惊慌和恐惧。他提醒自己，这可能是熟透的橡子从花梗上绽开脱落，沙沙地穿过树叶掉到地上发出的声响。这也可能是可怕的棕熊，正鬼鬼祟祟地靠近，从树后向他猛扑过来，还没有来得及等他叫喊已撕开他的喉咙。而他却把枪忘在了篝火旁边。他吓得心惊胆战，他用五官来感觉和了解周围的信息。他甚至可以透过树林的芳香嗅到远处臭鼬散发出的恶臭。他听到猫头鹰的啼叫以及更轻微的瑟瑟声；接着……万籁俱寂，谢天谢地，他感到喉头一阵梗塞，心中充满感激，放下心来。他仿佛得到大自然的谕示，危险已经过去。总算平安无事，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原因不在于里夏德有刀枪不入的幻想，他富于理性，还不至于这样糊涂。但是，什么东西也不可能摧毁他健康的感受和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他自言自语地说，即使生命现在结束，我仍然会觉得，天哪，这次旅行是多么美好。
四月二十四日。玛今天对我说，我们的社团就像婚姻；一听这话我立刻警觉起来。我不是指我们的婚姻，她笑着说。我的意思是，因妥协、失望和永恒的善意而成熟起来的婚姻。显然，我也不是指朱利安和旺达的婚姻！一对老夫老妻，一想到婚姻永远没有个头就垂头丧气，但又不可能解除婚约。这是玛、我的至爱头脑中的一闪念。永不满足，苛刻、自责、专横。
四月二十五日。这里的葡萄长得都像灌木，这似乎带有一点美国特色。本地人认为这样的葡萄效益最好，不用劳神费力搭架子什么的。而我想到的只是这些葡萄没有相互支撑，没有攀附，没有渗透。每株葡萄藤都自立自强，拼命地长啊，长啊，要超过周围其他的葡萄。
四月二十六日。如果能找到一本好书，告诉我如何把葡萄加工成葡萄干，我愿意花几千美元来试一试。今天下午朱利安和我参观了村里两家葡萄烘干房，条件都很糟糕。但是与酿酒相比，本地的葡萄更适合做葡萄干；而且葡萄干也更好卖。加德纳告诉我说，他二十英亩土地生产的葡萄干就卖了八千美元。雅辛托棕色的眼睛闪闪发光。
四月二十七日。作物还可以进一步多样化。当然要种植橄榄树、柑橘，还有柠檬、石榴、苹果、梨、梅；这些都很赚钱。无花果也不错；这里的无花果零卖，不像在波兰一串一串地卖。也许这里的土地太干燥，不适于种香蕉；西瓜虽然长得也很好，但没用，价钱太贱。这里也种植许多烟草，但主要是用来自己抽。尽管桑蚕长得很快，蚕茧也很漂亮，但是本地人不大养蚕；人们告诉我说，美国人认为养蚕“太费事”。
四月二十八日。在波兰我想我会安贫知命；但在美国，人能够和命运抗争。
四月二十九日。半夜里我们感到床在地板上移动，把我们惊醒了。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感受到地震，村民们说这不过是一次“轻微”的地震，轻微的地震在南加利福尼亚显然经常发生。玛和彼得都说很好玩，玛声称她在梦中已经得到警告。她刚一醒过来就好像听见圣玛丽教堂的塔楼上吹响的喇叭声！彼得现在天天盼望再来一次更剧烈的地震，就像二十年前阿纳海姆的殖民者还没到来以前那次地震一样厉害。
四月三十日。我们的母马被响尾蛇咬伤，不过它会恢复过来。至于我，我一直有些怨恨。玛知道我原本不喜欢到这里来。如今我比玛更需要这个地方。也许你怀疑自己的诚意，我尖刻地说。没有智慧，光有诚意有什么用，她回答，口气非常温和、练达。我气消了一些，但没有消完。她认为她是在肯定自由和纯洁，而不是肯定家室和家务劳动。我想她并不真正需要有一个家。
五月一日。我不能自由自在地追求自己的欲望，原因倒不仅仅是我在纵容其他人的欲望。即使在感受方面，我仍然只是业余水平，属于业余爱好。
五月二日。上个星期在特姆斯科尔附近，一个农场主的妻子在上洗手间的时候，一个印第安劳工走了进去。听到女人的尖叫人们赶紧赶过来，避免了发生“最坏的事情”，但农场主的妻子声称印第安劳工试图强暴她。可怜的家伙被捆起来，怒不可遏的丈夫当场割掉了他的生殖器，然后把他扔在谷仓，置之不理。当晚印第安人因流血过多而死。今天我们才听说这件事。一想起就让人感到可耻，我们不想听见这样骇人听闻的事。
五月三日。雅各布对我一一讲述了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犯下的罪行。似乎在淘金热以后，印第安人实际上就成了奴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大约五年以前。从他的言谈来看，似乎在我们当中他是惟一有良知的人。
五月四日。可能会失败。但我不能失败。我决不能让玛失望。我们需要的大多数东西我们都不能生产，而我们生产的东西大多数又卖不出去。
五月五日。华氏九十九度。加利福尼亚人一次又一次取得了成功，这真让人心烦。我的教养使我觉得虽败犹荣，这是波兰人独特的思维。（成功似乎有些粗俗。）一场蝗灾降临我们的田地。
五月六日。旺达看起来不舒服，晚饭时早早地离开了餐桌。朱利安说她有些发烧。我们都很担忧。达努塔提议改变一下饮食习惯，这或许有作用。她提醒大家说，她的一个小姑娘生病后，她只是喂给她一些水果和谷芽，两天以后烧就全退了。
五月七日。西普里安带我去见罗伦茨医生。瘦削、苍白，炯炯有神的眼睛上面是浓黑的眉毛，一把令人敬畏的胡子，声音洪亮有力。典型的宗教派别的领袖。社团中每个成员都叫“上帝园子中的工人”，但是，我看他们每天的工作并不包括农事，农活全由印第安人承担，这就是他们每天在早晨祷告以后，需要紧张锻炼几个小时的原因。我参观了男人住的房子以及较小的、供小孩住的房子。这些房子和妇女睡觉的房子相同，都呈圆形。夫妇只允许在星期六晚上睡在一起。他们向我解释伊甸园的饮食原则，并邀请我们就餐，食物是用燕麦、大麦磨成面，再加上果汁，真难吃。
五月八日。玛告诉我，里夏德问朱利安他和旺达为什么没有孩子。照朱利安的说法，似乎是旺达不能生孩子。玛正在考虑为印第安姑娘创办一所手工艺学校。
五月九日。到阿纳海姆定居的人是想生活得比旧金山更好。我们在这里定居则纯属偶然，而我们的生活比在波兰更差。如果最终失败了，原因不是乌托邦计划太不现实，而是我们抛弃了太多令人愉快的东西。我们要创造生活，而不是维持生计；挣钱不是、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是我们的主要动机。如果我们接受失败，邻居会说我们懒散，种下庄稼以后，我们就坐在门廊上，或躺在吊床里，等庄稼自生自灭。一想到这里我就感到恼怒。这不是事实。实际上我们比他们更加努力。但是我们无法专注于农事。我们缺少他们视其为当然的常识。
五月十日。我独自骑马到阿纳海姆码头，来回差不多二十六英里。我觉得自己很强壮，这点路不算什么。海滩上星星点点地散落着一些硫化铁矿石，当地人称它为傻瓜的金子。我为彼得拣了一口袋。
五月十一日。在我们以前就有人曾失败过，包括布鲁克林农场。在得克萨斯州，卡利克斯特·沃尔斯基就在联邦中创建过傅立叶殖民地。这些我们都听说过。的确，在我们制定移民计划的时候，我读过沃尔斯基的书，他对乌托邦尝试的描述充满了悔恨。他的书在他和朋友们回到波兰以后出版。即使现在我仍然认为，虽然美国的其他社团按傅立叶的思想没有成功，合作社区没有能坚持下去，我们也不应因此而泄气。只要谨慎行事，我们不会失败。正如我们不能因朱利安和旺达的痛苦而对婚姻丧失信心。我们有理由这样说，我的婚姻跟其他人不一样。
五月十二日。也许我们的尝试过于波兰化。我了解国外富有同情心的人对波兰人悲惨命运的看法。他们说我们缺少政治智慧，你看看我们举行的起义，每次起义都没有成功的可能。我们容易上当受骗，拿破仑就轻而易举地让我们相信，我们民族的军团必须为他流血牺牲，他在我们鼻子面前挥舞白鹰，在一八一二年我们就奔向俄罗斯，我的爷爷就一马当先。我们易于冲动，太孩子气，力不从心；在工业化和军事化的时代，所有的民族都将为生存进行伟大的斗争，而我们的民族性格确实与严格管理、处世精明、组织严密、中庸适度以及其他必要的素质格格不入。我们随时会表现出英勇豪放，每个人都勇敢无畏；但是我们以自己品格高尚而自负。他们对波兰人最激烈的指责是：这个民族是一群政治上的业余爱好者。
五月十三日。波兰到处都是纪念碑。我们纪念过去，因为过去代表命运。我们是天生的悲观主义者，坚信曾经发生过的将来还会发生。也许乐观主义的定义就是否定过去具有的力量。在美国，过去并不重要。在美国，现在并不是对过去的进一步肯定，而是取消和代替过去。对过去任何形式的依恋都十分淡薄，这可能是美国人最突出的特征。这使美国人显得肤浅单薄，但这也使他们强健有力，充满自信。他们不会因任何事情而气馁。
五月十四日。今天下午五点左右，旺达企图在谷仓里上吊自杀。绳子在横梁上没有系牢，她一跳下楼梯绳子就松开了；但她摔下来时却把活扣拉紧，如果再过几分钟她就会被活活勒死，幸好雅各布在楼上的小屋里，听见碰撞声及时赶到，搬开她身上的楼梯，解开活扣，迅速找人抢救。我们把不省人事的旺达抬回屋里，我骑马到村里请来希金斯医生，他调制了一些膏药敷在旺达脖子的淤伤处，固定好摔坏的胳膊，然后给了她一些水合氯醛，一直忙到凌晨两点才离开。当然，旺达必须在我们这里呆上几天。玛仍然和她在一起。亚历山大和巴巴拉让朱利安到他们那里过夜。朱利安在房子外面出尽洋相，他哭啊，闹啊，说也要自杀。也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平息，但愿他不要弄巧成拙。巴巴拉说，如今他只是呆呆地坐着，双手捧着头。玛不准他靠近旺达。
五月十五日。旺达仍然疼痛得厉害，不能吃，也不能喝。希金斯今天来过，说她恢复得很好，并敦促我们让她卧床几天。谁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朱利安深感懊悔，但那又能持续多久？“我知道我不聪明。”旺达尽力想对我讲的就这一句话，声音沙哑低沉。真可怜，既可悲又丢人。她一直求玛让朱利安来看她。
五月十六日。我们和朱利安一样感到懊悔。生活在同一个社团中，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同时也要对其他人负责。谁都不赞成朱利安对旺达的态度，我们应该对他有所约束才对。
五月十七日。旺达回到朱利安身边。她离开以后，玛非常难过，几乎要掉眼泪。现在她又变得怒气冲冲。我提醒她，谁也无法了解别人婚姻生活中的是非曲直。
五月十八日。朱利安和旺达不再来跟大家一起吃饭，玛让阿涅拉把饭送到他们的房间。今天晚上我们去看他们，旺达说她有些神经质，可能是劳动太累的缘故；朱利安也赞成，说她一直过于劳累。
五月十九日。朱利安和旺达准备下月初回波兰。不久前发生的事太恐怖，所以谁也不敢劝他们留下；老天知道，回到波兰他们也不可能相处得好些。朱利安将又多了一个理由责怪旺达，即他们离开了朋友，放弃了乌托邦的尝试，抛弃了美国的生活；还有，她的软弱让他丢人现眼。玛非常伤心，雅各布将搬到他们屋里去住，里夏德宁愿留在谷仓。看起来没什么变化，但实际上一切都今非昔比。我能感觉得到，失败已成定数。
五月二十日。今晚我什么也不想写。
五月二十一日。今天还是不想写。
五月二十二日。在美国，什么都被认为是有可能的。美国人有发明创造和亵渎神灵的才能，在这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美国没错，错在我们自己，失败的原因在于我们自己。
五月二十三日。今天晚饭时的气氛很严峻。巴巴拉提到，听一个邻居说，伊甸园有个小孩生了病，仅吃一点碾碎的苹果、大米和大麦水，正在慢慢饿死，也不让医生给她看病。达努塔和西普里安坚持认为，肯定有人在中伤伊甸园社区。
五月二十四日。和亚历山大一起放倒谷仓旁边的一棵枯树。在拉锯的时候，我失去平衡，锯刃被弄弯。在美国，很难想像失败了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五月二十五日。别等待，转眼已是日薄西山。（我在某个地方看见过这样的警句。）谨慎的人要学会放弃，否则就会落得被人抛弃。聪明的人善于争取最后的胜利。
五月二十六日。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我们没有经验，二十年前德国人到这里来经营葡萄园，他们也没有经验。他们不过是些雕刻工、啤酒酿造师、军械工、木匠、旅店主、铁匠、干货店老板、制帽商、两个乐师和两个钟表匠。要使乌托邦的尝试获得成功，学习必要知识的能力我们肯定不比他们差。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成为成功的农民。我们愿意当农民，但目的是享受宁静的田园生活。
五月二十七日。与达努塔和西普里安争论。伊甸园的小姑娘被村当局监管，罗伦茨被正式指控有危害儿童生命罪。下个月他将出庭受审。达努塔和西普里安向我们保证，法庭将证明他无罪。今晚玛特别可爱。现在就上床睡觉。
五月二十八日。今天一早我骑马到山里去，傍晚回来。大约五十英里。一点也不觉得累。
五月二十九日。开会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达努塔和西普里安希望坚持下去，雅各布说他愿意继续留下，无论将来结果如何他都要留在美国。巴巴拉收到她母亲的来信，说是父亲病得很厉害，可能活不长了，她很焦虑。但她和亚历山大不准备回国，即使他们要回去，赶到华沙时恐怕也来不及了。亚历山大已经向我们保证，说他对社团的前景表示悲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后悔加入我们的乌托邦尝试；我希望能相信他的话。大家同意等到十月，看葡萄能否卖一个好价钱。玛说她可以重返舞台一段时间，攒一点钱，这样大家能坚持到农场赢利。
五月三十日。下午华氏九十七度。我不想找借口放弃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催逼玛重返舞台。我们把在这里的生活称为尝试，称为两种生活之间的间歇。后来我想：她的确想重返舞台。
五月三十一日。我认为，撤消了对罗伦茨的指控并不能说明问题，伊甸园社团显然出了一大笔钱作为新学校的建设基金。看见多洛求在村里一家商店的橱窗外，羡慕地望着里面的一顶草帽。他说他有十五美分，帽子要“两个彼特”。他说两个彼特是当地的俚语，相当于二十五美分。他要我给他买那顶草帽；羞愧的感觉。
六月一日。今天早上我们到车站为朱利安和旺达送行。他们明天在旧金山登上远洋快轮。船十天以后离开纽约驶往不来梅港。
六月二日。我被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所困扰。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我们选择这个生活方向而不是另一个方向？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千里迢迢到加利福尼亚而不是到其他地方？我看见多洛求在厨房，想方设法让阿涅拉明白他的话。他问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人干农活。他戴着那顶草帽。
六月三日。今天无所事事，议论我们的未来。巴巴拉又接到了她母亲的信：父亲死了。
六月四日。巴巴拉和亚历山大晚饭后把我叫到一边。他们已经决定今年夏天回波兰。
六月五日。达努塔和西普里安宣布他们将留在加利福尼亚：他们将移居伊甸园社团。玛极力劝阻，但毫无效果。跟痴迷者没法争论。很清楚，这个愚蠢的主意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罗伦茨荒谬的社团还会坚持一段时间，比我们的社团寿命长。也许我们还不够激进，要么还不够古怪。啊，多洛求。
六月六日。再回过头来看，大家会轻易地说我们注定要失败，说我们太单纯，说我们应该明白：欧洲的知识分子自以为能够成为探索者，等等。也许，就像人们告诉我们的那样，在异国他乡开始新的生活，我们不是第一批，肯定也不是最后一批憧憬美好生活的人。缺少理想主义激情的人会对我们百般嘲弄。但是，为实现完美的天性而进行尝试虽败犹荣。如果缺少了像我们这样的人，世界将黯然失色。
六月七日。雅各布今天动身去纽约。告别的时候，他送给玛和我三张画，他认为这是他到美国以来画得最好的画。一张画的是两个悲哀的头像，一个满脸胡子的男子和一个年轻的女子：夏洛克和杰西卡。一张是玛坐着看书的全身像。还有一张画的是洛斯涅托斯，一位墨西哥妇女，身边围着好些嬉戏的孩子，在一排排桉树之间牵着晾衣绳，她正把牛肉干挂在绳子上。这些画非常生动，玛对雅各布的离开感到万分沮丧。
六月九日。玛和阿涅拉忙于大扫除，把房子彻底清扫一次。她说感觉平静。我必须和奥古斯特和比特·费希尔谈一谈。
六月十二日。今天下午，玛、里夏德和我骑马到阿纳海姆码头，在码头一家餐馆吃饭，吃刚刚捕获的比目鱼，观看海上日落。夕阳如画，我们的精神为之一爽，似乎得到净化，就像我们刚到达这里的时候，陶醉于欣喜之中。在出发前夕，我们像初来乍到一样。或者说像即将动身的旅行者。太平洋显得毫无变化，那么辽阔，那么无动于衷，似乎谁也不能再往前迈出一步，似乎只能后退，只能折回脚步。不过，这当然只是幻觉。
六月十三日。玛并不是渴望崭新的生活，她需要新的自我。我们的社团是她获得自我的形式；如今，她一心一意要重返舞台。她说，她要向世人表明她在美国观众面前同样会取得成功，在此之前她不会考虑返回波兰。她还激我，要我列举出横亘在她和美国演员之间所有的障碍。
六月十五日。玛准备到旧金山去。一旦安顿下来，彼得和阿涅拉就会前往。
六月十六日。费希尔夫妇清楚地知道，我们改善了这片地产，其中包括两栋新建的房子。他们说愿意买回农场，价格比我们去年十二月所付的价格少两千美元。我将留下来，看看有没有其他买主。
六月十七日。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人真正领会到这个地方如同商海战场，变幻莫测？或者说是不是真正了解经营农场需要多少工夫？也许我们该到南太平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