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学，国门未开前的日本，比中国要幸运一点，因为他们有兰学，虽然式微，但一直都没有中断。中国明末由耶稣会带来的西学热潮，随着明朝的覆灭已经消逝，到了西方人再次叩门的时候，中国的西学已经连影子都没有了。不仅万国舆图不见了，连已经翻译过来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也没有了。挨了一次打的中国人，出了几本有关西方的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无非是介绍了一点西方的地理和政治状况，跟西学连边都还没沾。中国人真正介绍西学，还是在1860年代，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编译所开始的。只是，这样的所谓西学，也无非是最粗浅的数学和声光化电，西方中学课本的内容。为了把那点粗浅的西学知识介绍给中国人，编译者真是煞费苦心，我们不仅因此有了汉字的元素周期表，也有了稀奇古怪的汉字表达的数学物理公式。在那个时代真正输入一点货真价实的西学的人，还是传教士。
在国门还没被打开之前，新教的传教士们就已经来了。来广州禁烟的林则徐，就跟这些传教士有了一些接触。而这些传教士教出来的中国教士梁亚发，就已经写出了《劝世良言》这样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后来刺激了一个叫洪秀全的人，在中国惹出了一场大乱子。在中国人自己启动变革，发动洋务运动之后，新教的传教士们更加活跃。这些主要来自英美的新教人士，虽然跟天主教的同行一样，在意“中华归主”，在中国传播福音，但却更乐意让中国人接受西学，暗中促进中国的改变，向西方学习，发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改变。新教传教士们做这种事，还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叫做广学会。
广学会的核心人物是李提摩太，这个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担任广学会的总干事长达二十五年之久。李提摩太对于中国的文化很有兴趣，跟利玛窦一样，喜欢跟士大夫谈儒学，对于佛道两教也持宽容态度。但他更有兴趣的，却是促使中国的改变，他的一句口头禅就是：“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千方百计促进改变）。”当然，这个改变，是向西方的方向在变。在他看来，在当时的中国，最快的促进改变的方式，是通过出版物介绍西方、介绍西学的。而介绍的对象，不是平民百姓，而是中国的精英。首先是有功名的士绅，按李提摩太的估计，当时中国的进士、举人和秀才加起来有五十到一百万，而各省县令以上的文官有两千二百八十九人，武官营官以上有一千九百八十七人，各种学官有一千七百六十人，驻在各省省会的高级候补官员有两千人。这些人，都是广学会做工作的对象。在他们的如意算盘里，只要这些人中的百分之五能受影响，就会有相当的成效。当时广学会最有名的杂志《万国公报》（英文名字原来是Chinese Globe Magazine，意为“中文全球杂志”，后来改为A Review of the Times，直译应为“时代观察”），杂志题头下面的一行小字说明是：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这本杂志跟当时的其他传教读本一样，都是赠送的，每每派专人送到各个衙门之中。在京则随京报一同，分送王公大臣。同时，也在每年的科举考试期间，向各个层次的举子分发。
但是，从1875年到甲午战前（1894年）将近二十年间，这样的煞费苦心的促进改变，却收效甚微。多数举子和官员，拿到刊物往往随手一丢，只有江浙和广东的极少数人，比如像张元济、孙诒让、沈曾植以及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的弟子们，才会把这刊物当回事。而其他人，只是到了甲午之后才如梦方醒，知道了学习西学的必要，到处找寻当日被他们丢弃的《万国公报》。在甲午战后的中国维新变法期间，广学会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等人成了维新派的老师，往来密切。那时，不仅《万国公报》成了宝贝，连李提摩太和助手蔡尔康翻译的马肯西著的《泰西新史揽要》，在1895年之后也成为最风行的读物。康梁讲西方历史，尤其是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谈的有关西方历史的内容，几乎都出自这本西方历史著作。在中日甲午战争过程中，《万国公报》陆续发表的有关战争的消息、言论、文件和密电，也被编辑成书，取名《中东战纪本末》，多次重印。梁启超编的《西学书目表》和蔡元培编的《东西学书录》，都把这本书介绍为应读之书。维新派在1898年初编的《皇朝经世文新编》中，收录论文五百八十篇，其中最多的是梁启超，其次是康有为，第三名就是李提摩太。维新派在北京最初办的刊物，居然也叫《万国公报》。在变法期间，《万国公报》还上达最高层，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有心的传教士在皇宫里发现了光绪所存放的全套的《万国公报》。维新人士还计划让皇帝请李提摩太做政治顾问，但因为政变发生，没有了下文。
显然，如果没有甲午战败后的政治形势，广学会传教士们的精英战略无论怎样卖力，基本上只能激起一点点的小波澜，几个水泡而已。当时的中国是一潭死水，精英也是死水一潭，无论怎样灌输，也顶多是死水起了一点微澜。形势比人强，千真万确。近代的中国人如果不挨打，基本上没有学习西方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