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作家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另一种美》是一本充满智慧、闪烁着才华的书。在这本书中，作者采用了多种文学体裁，包括成长回忆录、札记、格言警句、花边文字等，还有诗辩——即为文学的伟大这一思想而做的辩护。
把扎加耶夫斯基称为作家实在不甚妥当：一个诗人因为写了必不可少的散文就被剥夺了这个更好听的头衔，显然是不合适的。散文是一种比较啰嗦的文体，扎加耶夫斯基的散文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比他的诗作多出了好多篇幅。但在文学经典的二分法系统中，诗歌的地位一向要高于散文。诗歌代表文学中最严肃、最能启迪心智、最富有激情和最令人渴慕的一个方面。“作者及读者一直在寻求一部伟大的诗篇，梦想着能写出这样的诗，能读到它，能亲身经历它。”亲身经历一首诗：使情操得到提升；心智变得深沉；灵魂得到片刻的救赎。
说到伟大的波兰作家，我们总是期望看到斯拉夫式的激情。（波兰人的这一特质或许需要有抒发的途径。）作为灵魂滋养品的文学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一直是斯拉夫人的特长。因此，扎加耶夫斯基对于诗歌的观点会更近于雪莱而非阿什伯利，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尽管他的诗歌语言平和而又婉约。凑巧的是，年轻一代的波兰诗人不像英语国家的诗人那样相信有自我超越的存在。而扎加耶夫斯基在谈论起自己对于文学的宗教般的向往时——即渴望通过诗歌而生活在一个“更高层次上”——也总是采用一种温和的自贬口吻。他最新的诗集名称很有意思，叫《神秘主义入门》。因为人性的缺憾，诗歌所呈现给诗人和读者的（充满细腻感情和奔放灵性的）世界，在现实生活中只能偶尔体验到。扎加耶夫斯基不无讽刺地说，诗“不能长存，尤其是现在流行的抒情短诗”。这些诗能给予人们的只是“片刻的激情体验”。散文却要更为强壮和耐久些，这也许是因为看散文需花的时间更长。
《另一种美》是扎加耶夫斯基第三本被译成英语的散文集。前两本是由有篇名的短篇组成的，其中有的是杂文，有的是回忆录。新书中的文章没有标题（也无序号），篇幅或短或长。书中既有叙事，也有观察，还有人物刻画、思索、回想，作者的情绪和抨击手法在不断地高速变化，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看一本诗集——至少是抒情诗，它充满了一系列断断续续的激情和程度不同的关注。
这是怎样一种激情呢？（换言之，这是怎样一种散文呢？）充满思索、言语中肯；激情四溢；凄婉悲怆；谦恭有礼；振聋发聩。彼时与此刻，此地和彼处——整部书都在鲜明的对比中摇晃和摆动着。（此即如此，但彼亦如彼。或是：我们以为会这样，但却看到那样。）每个东西都是独特的，都有其特殊的滋味、信息和隐喻。就连天气也不例外：
当低气压笼罩巴黎时，可以感受到海洋的气息；大西洋把那些低气压打发到欧洲大陆上来了。起风了，乌云像赛车一样在空中飞驰而过。雨点仿佛故意使坏，斜斜地打下来。老天偶尔探了一下头，露出一小片蓝天。接着又是昏黑一片，远远望去，塞纳河就像是一条黑色的人行道。巴黎的低地被来自海洋的活力搅动得沸腾起来，一阵阵的霹雳像香槟酒塞子似的猛然划破长空。欧洲中部地区的典型低气压天气——中心位于喀尔巴阡山脉上空附近——却全然不是这个样子：那是一种压抑的、忧郁的、甚至可说是带有哲学意味的天气。天上的云彩一动不动。云朵形状各异；像一个个大胖子似的趴在克拉科夫市中心市场上空。光线慢慢地变换着；紫色的光芒逐渐淡去，让位给黄色的聚光灯。太阳躲在丝绸般的云朵背后，把天地间最变化多端的层次一齐照亮。有的云彩看着就像浮到海面上来的深海鱼群，张大了嘴游动着，仿佛被空气的滋味吓着了似的。这种温和的中欧天气可以持续好几天。要是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后，雷雨终于还是来了，那充其量也不过像是打磕巴而已。没有尖锐、决绝的霹雳，只有一串拖长了的“啪啪啪啪”声——并非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而是一阵回响。如同分期清偿般断断续续的雷声。
在扎加耶夫斯基的描写中，人们发现大自然巧妙地隐藏在民族历史的陈腐气味当中。巴黎那干脆、一流的天气代表法国没完没了的好运气，而克拉科夫疲惫、忧郁的气候则是波兰无数次战败和其他伤痛的总结。诗人无法逃避历史，他所能做的不过是偶尔在华丽的描写中把历史改变成神奇的地理罢了。“生不逢时”是中国一句古老的（或至少是格言式的）咒语。在我们这个过分新奇的时代，也许得改为“生不择地”才能更令人扼腕。
切斯瓦夫·米沃什辛辣地指出，“来自陌生的地区是一种特权，在那儿人们很难逃避历史”——波兰、爱尔兰、以色列、波斯尼亚便是这样的例子。这种特权刺激和轧痛像扎加耶夫斯基这样有“世界”文学水准的作家，既让他们赢得崇高的声誉，同时也使他们疲惫不堪。历史意味着冲突。历史意味着悲剧性的绝境——以及友人受到监禁和杀害。历史意味着一个国家基本的生存权不断地受到威胁。波兰曾有过长达两个世纪的历史窒息期——从1772年第一次分裂开始——其后不久，自治国家的地位就终结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恢复），一直到1989年苏联式统治的垮台。
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历史——很难让其作家完全从全民族的痛苦中脱离出来。以下是生活在一个年轻和注定要经受无休止恐惧的国家中的另一位伟大作家A·B·耶霍夏的感受：
你身不由己地要和周围人团结起来，这并不是外部力量左右的结果，而是你内心深处的本能，因为你时刻生活在各种新闻报导中，这种团结已成为一种技术性的，自动产生的情绪反应，因为到现在为止你已经完全养成做出这种反应的本能，已经习惯生活在紧张不安之中。你对以色列伤亡事故和飞机被击落之类新闻的情绪反应是预先已经确定了的。因此你便缺乏孤独，在精神上无法独处，也就无法拥有思维活跃的创作生涯。
耶霍夏所用的术语与扎加耶夫斯基的一模一样，后者的第一本英文散文集就叫《团结，孤独》，其中收录了六篇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文章。孤独能腐蚀团结；团结则使孤独变质。
波兰作家的孤独总是受到文学本身带来的归属感的影响。1989年，米沃什到波兰的贾基洛尼亚大学作了题为《以波兰诗歌对抗世界》的著名诗辩演讲。他对波兰诗歌表示敬意：波兰诗歌使他免于遭受到“侨居海外带来的无益失望”。当他陷入“难以忍受的孤独之中”时，“对前辈和后人的责任感”一直支撑着他。对于1911年出生的米沃什而言，波兰作家永远都逃脱不了对他人的责任感。按这个原则，持相反论点的明星作家贡布罗维奇用他的小说、他那极端利己主义和尖刻的《日记》，以及他引起极大争议的辩论文《反对诗歌》举出了关于理想主义在波兰文学中的权威地位的例子，具有震撼力的例子。历史甚至以缺席的方式存在，米沃什在新书《米沃什入门》中写道：贡布罗维奇提出，除了对自己无政府主义的呼声负责外无需对任何其他东西负责，他站在卑微、幼稚和粗俗者的立场上巧妙地高谈阔论。但是让人觉得反常的是对利他主义和高尚情操的崇尚却在这样的言论中兴盛起来。
从某种角度来看，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可供借鉴的经历和重大历史意义。即使是贡布罗维奇都禁不住认为自己一生是可供借鉴的，这使得一些东西具有了说教的意味（这对于他的血统不啻为一种指责）。从他锦衣玉食的童年生活，从他早慧的文学名声，从他命中注定的、无法挽回的侨居生活中，都可以找出具有说教意义的事例。何况，像他这样热爱文学并对古代巨匠满怀景仰之情、渴望从过去的辉煌传统中汲取养分的作家，不可能不把自己的生活——至少是早期岁月——视为某种具有代表性的命运。
1945年10月，扎加耶夫斯基出生在具有中世纪风格的波兰小城利沃夫。不久，三巨头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协议，把利沃夫割给苏联。随后就是大迁移（及重新绘制地图），扎加耶夫斯基一家也搬离了利沃夫。诗人在曾经属于德国、现属波兰的格利维策市长大，那里距离奥斯威辛仅三十英里。在他的第二本被译成英文的散文集《两个城市》中，扎加耶夫斯基这样写道：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丑陋的工业城市中度过的；我被家人带到这个地方时，还不足四个月，其后数年，我无数次地听人说起我家被迫离开的那座城市有多么美丽。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则被驱逐出天堂的家族版神话也许让他觉得永远都无家可归。从他的作品中还可以看出，这个经历也使他变成专业的城市爱好者——尤其是“美丽、迷人的克拉科夫”，他从不可救赎的格利维策来到这座城市上大学，并一直在这里生活到三十七岁。
在《另一种美》中很少涉及到时间，那些真实故事也并不是按着时间顺序编排的。但其中必定暗含着“地点”，它是诗人的心智与之对话的对象。这里描绘的不是旅行者，甚至不是流亡者——大多数波兰大诗人都去了西方，扎加耶夫斯基也不例外——这里描绘的只是始终处于兴奋状态的城市人。在《另一种美》中，很少有起居室，更没有卧室，却有许许多多公共广场、图书馆、火车。当他走出学生生涯后，寥寥无几的“我们”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我”。有时他会提到写作地点：扎加耶夫斯基目前住在巴黎，每年在休斯敦大学教一学期的课。“我正在巴黎街头漫步，”有一篇的开头这样写道。“此刻，我正在休斯敦听第七交响曲，”另一篇中这样写道。人们始终可以看到两个城市：利沃夫与格利维策，格利维策与克拉科夫，巴黎与休斯敦。
书中满是更为尖锐的对立：自己与他人，青春与衰老。作者动情地描绘了难以相处的长辈和性情乖僻的教授：这种爱戴老人的年轻诗人形象显得格外动人。而其中对于自己在学生时代文学和政治上适度热情的描述，也使此书迥异于时下大多数自恋式的、内容轻率的自传。在扎加耶夫斯基看来，写自传可以让人摒弃虚荣、推进自我认识的工程——可管它叫智慧工程——尽管这项工程永远也完成不了，无论生命有多长。
说自己那时年轻，其实就是认识到自己已不再年轻。扎加耶夫斯基的回忆会突然中断，转而说到身上显现出衰老的迹象，死期已不远了。犹如惊鸿一瞥般断断续续的叙事方法有以下几个优点：一是使文章内容紧凑，节奏明快；再就是便于作者把笔墨集中在能发人深思或使人产生顿悟的故事上。叙事方法本身即给读者上了一堂更为深刻的课，一堂道德课：如何能不带丝毫自得地谈论自己。当生活这所学校不再教授残忍无情时，它就在教人同情。书中所有的故事都提醒我们，在具有一定长度和虔诚的生命当中，变化——有时并不是向坏处转变——正如死亡一样真实。所有写作都是一种纪念。要说《另一种美》的独特之处，那就是书中的回忆显得格外流畅。想像——即让过去在脑海中复活过来——总是恰到好处；它决不裹足不前，而是极其成功。唤醒记忆当然是一种伦理道德上的责任：即一种坚持领会真相的责任。这在美国就不那么明显了。在那里，回忆录是与创作有益的、具治疗作用的小说联系在一起的，而对于像扎加耶夫斯基那样一个来自四分五裂的困境的作家就完全不同了。
唤醒记忆——获得真相——是《另一种美》中至高无上的价值标准。“灭绝犹太人的行径我并没有亲见，”扎加耶夫斯基写道：
我生得太晚。但我亲见了欧洲的记忆被逐渐唤醒的过程。这种记忆行动缓慢，与其说像山间的小溪倒不如说像慵懒的低地河流，但它最终明白无误地指责了大屠杀和纳粹的罪恶，以及苏维埃文明的弊病（但在这件事上却不那么成功，就好像不愿承认这两大怪物竟会同时存在似的）。
记忆会被唤醒——也就是说，被掩盖的真相能重见天日——这是一个相信在目前的社区生活中存在公正和哪怕有一点点正常的人所持有的底线。
但是，一旦被唤醒，即使是真相也可能变得洋洋得意，自命不凡。因此，扎加耶夫斯基没有跟着谴责那个1989年倒台的政权的种种不公正和施加的压迫，而是强调了与邪恶作斗争带给当年那个理想主义的“政治诗人”的种种好处，尽管这个职业诗人生涯的开端并不完美。他还描绘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自己在克拉科夫的持不同政见的学生和文学圈子里的活动。（1968年，扎加耶夫斯基年方二十三岁。）在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里，诗歌与社会活动如出一辙。两者都能使人变得崇高；从事正义的事业，例如听从诗歌的驱遣，能使人感觉强大。
每一代人都会害怕、误解和俯就后生小辈——这也是历史与记忆等同的功能之一（历史即被大众认为应该记住的东西）。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会不断地模糊，并被赋予规范性，而年轻人并不买这个账，因为他们正忙于编纂自己的记忆，以及属于他们自己的标准。扎加耶夫斯基所刻画的最感人的老人形象之一是斯蒂芬·肖曼，这是两次大战期间波兰知识界的杰出人物（他认识斯坦尼斯拉夫·威基维茨和布鲁诺·舒尔茨），从大学退休后，他过着孤寂、困顿的生活。扎加耶夫斯基在回忆中意识到，在落魄潦倒的肖曼及其妻子眼里，他和那些文学圈子里的朋友们一定像是傻瓜和野蛮人一样，“是战后教育体制、新学校、新报纸、新广播、新电视调教出来的”。这里的规则似乎是这样的：每一代人都将其后面那代人视为野蛮人。
已不再年轻的扎加耶夫斯基现在成了美国学生的导师。他竭力不让上述那种绝望与不解在自己身上重演。他也决不会把波兰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即自己那代人的“敌人”——那些真正的信仰者和叛徒——全写成卑鄙怯懦者：他们并不都是魔鬼，正如他和他的朋友并非全都是天使一样。至于那些“开始时效忠于斯大林式文明”，然后又转变了的人，扎加耶夫斯基说：“我不会因为他们年轻时中过毒而谴责他们。我倒是倾向于赞美人性的宽容，它能给有才能的年轻人以第二次机会，一个重拾道德的机会。”
这个评价的核心是一位小说家，即一个以移情为职业的人的智慧，而非诗人的智慧。（扎加耶夫斯基写过四部小说，均无英译本。）《两个城市》中有一段名为“背叛”的戏剧性独白：
我为何要那样做？我为何会做什么？我怎么会是那个样子？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已经为同意让你采访而感到后悔了。好多年来，我一直都予以拒绝；你一定是趁我心软或是焦虑的时候提出的要求……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你生得太晚，没赶上那个时候。它跟现在这个世界一样，但又截然不同。
万物皆在变化……而不变的是诗人的智慧。其实，简单地说，就是智慧。
当然，历史永远不应大写。扎加耶夫斯基回忆录的指导思想就是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经历过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事情到头来总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这种好转是适度的、有所欠缺的——而不是理想化的。事实是，每个人都会超越一个旧的自我，通常还不止一个，只要活得不算太短的话。
《另一种美》也可以部分看作是对放松历史钳制的思考：把自我从历史的“狰狞、反复无常”中解放出来。这在1989年以后，公共领域不再如此险恶的波兰应该不是一件难事。但制度也许会比性情更靠不住。扎加耶夫斯基的性情（即他与自己进行的那些对话）植根于一个英雄主义尚有可能的时代，那时，伦理道德上的严格自律仍受到敬仰，并受到多种国别文学的天才的推崇和祭献。对于那些在艰难岁月里养成了坚毅品格的中欧作家而言，如何更好地适应这个道德标准逐步降低，艺术水准日渐拙劣的新低地，是他们共同的问题。
扎加耶夫斯基所记录的成长过程可以描述为这种性情的释放：找到了适度的开放、平静和灵性。（他说只有当他感到幸福、平静时才能写作。）崇高——有谁能置疑1968年那代人作出的这个判断——现在已经受到怀疑目光的审视。过度的激情不再具有吸引力。他在宗教范畴的目标并不包括任何神圣的概念，而在已故杰西·格罗托夫斯基的作品中和由伏洛齐米尔茨·斯坦尼耶夫斯基负责的加兹恩尼斯戏剧中心，神圣的概念却位居于中心地位。虽然这种对神圣的迷醉在波兰的剧院里仍上演着——不过剧院，尤其是像这样的剧院，常常让人身不由己——它在当代波兰文学中没有立足之地。《另一种美》充满了精神渴求的谦卑，它排除了狂暴，并且没有夸张的牺牲姿态。用扎加耶夫斯基的话来说：“一个星期当中，并非每天都是星期日。”
书中最富有感染力的描述中，有不少是关于幸福的，一个欣赏独处乐趣者的平凡幸福：散步、读书、欣赏贝多芬或舒曼的音乐。《另一种美》中的“我”是谨慎、脆弱和真诚的——不带一丁点自我保护式的讽刺。无论扎加耶夫斯基还是笔者都不愿意看到另外的样子。讽刺会毁掉很多其他的乐趣。“狂喜和讽刺在艺术世界里难得会碰在一起，”扎加耶夫斯基评论道，“当它们碰面时，其目的往往是为了互相诋毁；它们争先恐后地想削弱对方的力量。”而他则毫不掩饰地站在狂喜这一边。
这些描述是为了赞美幸福的源泉，而非为了称颂善于接纳幸福的自我。作者有时只是描述自己所喜欢的东西，或引用自己欣赏的一首诗：这本书显示了作者的喜好和同情。书中有对自己尊敬的朋友入木三分的刻画，如亚当·米奇尼克，他是反对独裁统治的一面旗帜（他在狱中曾在题为《从波兰的荣誉史谈起》的书中写到了诗人齐别根纽·赫伯特等人）；作者在书中向这位流亡巴黎的波兰老前辈、画家、作家及在苏联约瑟夫·查普斯基集中营中关押过的英雄致敬。“他人即地狱。”不，是他人拯救了我们，扎加耶夫斯基在与这本书同名的一首点题诗中这样宣称。
下面就是由该书译者克莱尔·卡瓦纳翻译的这首点题诗《另一种美》：
我们只能在另一种美，
在别人的音乐，别人的
诗歌中得到慰藉。
救赎取决于他人，
尽管独处的滋味就像是
鸦片一般。他人并非地狱，
如果你能在破晓时分，当
他们的眉毛被梦想梳洗干净后，
瞟上他们一眼。因此我很踌躇：
该说“你”还是“他”。每个他中
都有你的一部分，但平静的谈话
会在别人的诗歌中耐心等待。
下面是同一首诗在扎加耶夫斯基1985年第一个诗歌英译本《震颤：诗选》中由雷纳塔·戈津斯基翻译的另一种译文，名为《由别人创造的美》：
只有在别人创造的美之中
才能够真正找到慰藉，
即在别人的音乐和诗歌中。
只有他人才能救赎自己，
尽管孤寂的滋味就像是
鸦片一般。他人并非地狱，
倘若你在黎明时分看他们，
其前额已被梦想所洗净。
这就是为何我踌躇再三，
不知该说“他”还是“你”。
每个他中都显露出你，但
一次冷静的对话，只有在
别人的诗里才能原汁原味。
这是为诗歌所作的辩护，以及为善——或者更确切地说——为温厚所作的辩护。
扎加耶夫斯基对于安宁、同情、忍耐，以及对于“平凡生活中的平静与勇气”等充满诱惑的赞美，跟时下膜拜自我愉悦的潮流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宣称“我信仰真理！”，以及在另一篇文章中宣告“善确实存在！”（看这些惊叹号！）若不是过分乐观的话——有一位美国评论家在书中嗅出了一丝过分乐观的情绪——至少也是堂吉诃德式的狂想。这种文化中几乎找不到能说明当代男性甜美的例子，我们从过去的文学中看到的形象都给人以幼稚、孩子气和缺乏社会经验的联想：如《远大前程》中的乔·葛奇里，《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阿辽沙。从这点上来看，扎加耶夫斯基在《另一种美》里塑造的人物决不是天真的。但他却擅长于塑造复杂的天真和天才的天真，正如他在那首令人心酸的肖像诗《弗朗兹·舒伯特：新闻发布会》中所描写的那样。
题目也许会误导读者。《另一种美》明确地告诉读者，扎加耶夫斯基虽然崇拜文学及其他艺术的伟大性，但他并不是什么唯美主义者。诗歌应以更高的标准来评判：“那些把美看得比真更重的作家实在可悲。”我们必须让诗歌远离傲慢的诱惑，而这种傲慢正是诗歌怡然自得的本性中所固有的。
当然，美与真都像是更为纯洁的过去所留下来的易碎路标。当扎加耶夫斯基代表濒危的真相与现在展开棘手的谈判时，怀旧可视为论辩的缺失。尽管他没有过去那种毋庸置疑的口吻和爱下结论的放肆，他仍决心要捍卫文学有“卓越”和“崇高”成就的信念——认为我们仍然需要用这些现在已经几乎无法说出口的词语来加以赞美的艺术特性。扎加耶夫斯基为此所作的最雄辩也最具概括性的辩护当属他1998年在一所荷兰大学进行的题为《卑劣与崇高》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出了这个看似幼稚的问题：文学的伟大性仍然可能存在吗？
相信文学的伟大性的存在，表明一个人的赞赏能力依然完整。一旦赞赏的能力受到破坏，即变得愤世嫉俗之后，文学是否伟大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虚无主义与由衷赞赏势不两立，互相拆台，努力削弱对方的力量。（就如同讽刺与狂喜一样。）
虽然扎加耶夫斯基对于“欧洲文学的没落”深感失望，但他仍不愿对主观主义盛行和厌恶“伟大性”这种情绪产生的原因做一些推测。资本主义与文化之间有着真正激进的关联，它把伟大这个概念从艺术身上扯了下去，现今在文化进步人士和反动分子眼里，大家都把这个概念普遍而庸俗地看作是一种“精英”式的假设。
扎加耶夫斯基对传统准则的瓦解所提出的抗议并没有任何解析的成分。然而他肯定知道，单单谴责这种瓦解是无用的（也是有失尊严的）。无人理会的虔诚有时会变得过分激烈：“没有诗歌，我们与其他哺乳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书中很多地方都表达了类似的沮丧，尤其是当他禁不住把当今时代视为前所未有的堕落时，更是如此。他反诘道，“从前那些伟大而单纯的艺术家，如乔托、凡·艾克、普鲁斯特或阿波里奈尔，若被恶魔遣送到我们这个残缺和庸俗的世界上来，他们又会怎么做呢？”我不了解乔托和凡·艾克；但普鲁斯特（死于1922年）和阿波里奈尔（死于1918年）真是“单纯”的吗？我觉得那场被称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愚昧大屠杀时期的欧洲，要远比“残缺和庸俗”更可怕。
那个把艺术视为世俗年代中备受攻击的精神价值载体的观点，原本应该受到更为认真的推敲。然而，扎加耶夫斯基全无怨恨与报复之心，他胸怀广阔，而且他清楚没完没了的抱怨和人们的自我文化优越感是多么庸俗，因此他的立场与一般高雅文化衰亡论的职业哀悼者，如自命不凡的乔治·斯坦纳之流，是截然不同的。（偶尔他也会感叹世风日下，但他从不说冠冕堂皇的话，也不会自我标榜：这可称得上是人性化的斯坦纳主义。）
扎加耶夫斯基习惯于因循传统，偶尔也爱说教，他过于精明，过于看重普遍或寻常的智慧，因此不可能看不出周围各种形势的局限性以及自己持久激情的本质。艺术作品可以使人变得崇高、深刻，得到改善。但是，扎加耶夫斯基警告说，想像力“如果忽略了无法融入到艺术之中的现实世界”的话，就会成为自己的敌人。
由于这是一本充满符号和主题并行的书，扎加耶夫斯基可能会得到截然相反的评价。扎加耶夫斯基自己也承认，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而这恰恰是最有价值的问题。《另一种美》中的冥思和故事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敏感而伟大胸襟，那儿存在着公共世界与艺术需求、团结与独处，以及人类之城和上帝之城这最初的“两个城市”等种种矛盾。这些矛盾并没有击倒这位作家。这里虽然有痛苦，但平静总能不断地降临。这里有忧伤，但也有别人的才华所带来的让作家感到坚强的欢乐。这里有鄙视，但博爱的钟声迟早总会敲响。这里也有绝望，但慰藉的到来同样势不可挡。
2001
（王晓霞 译，沈弘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