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活着，我们总是在某个地方。脚总是在某个地方，无论是固定着还是跑动着。思想则在别处，这是众所周知的。思想无论是来自缺乏生气抑或来自最深沉的力量，都可以在过去和现在，或现在和将来，或仅仅在这里和那里。基于不难明白的理由，约摸过去一个世纪间，位于最高成就水平上的艺术创造，往往要求有才能的人发展一种异禀，在精神上同时居于两个地方。凡·高对他正在画的法国南部风景兴奋莫名，遂写信告诉弟弟提奥，说他“实际上”是在日本。那位来自列宁格勒、尚未出版诗集的年轻诗人，被判强制性劳动，在白海附近的远北某个村子的集体农场服役时，听到T·S·艾略特在伦敦逝世的消息（那是1965年），便在他那间寒冷的陋屋里，坐在一张桌子旁，二十四小时内完成一首献给艾略特的长篇哀歌，这首哀歌也是对还活着的W·H·奥登的致敬（他采用了奥登悼念叶芝的哀歌的音调和旋律）。
他很有风度，总是表示他在那一年半的国内流放期间并未真正受苦；还说他挺喜欢干农活，尤其是铲肥料，并认为在俄罗斯人人都身陷绝境之际，这反而是他迄今所做的较诚实和有益的工作之一，且在那里有不少诗作。
接着，在重返故乡列宁格勒没几年后，约瑟夫·布罗茨基便“换了帝国”——诚如他自己扼要地概括的。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今天还在这里，明天便到了别处，且完全违背他的意愿：其他损失且不说，这位受疼爱的独子，被迫与年迈的父母分离。为了进一步惩罚这位叛逆的诗人，前苏联政府此后一再拒绝准许他父母去见儿子，哪怕是他们在附近的赫尔辛基与儿子短暂团聚也不让。后来他们相继逝世，不能让儿子再拥抱一下他们。难以治愈的悲伤，连带无比的愤慨，无比的清醒。
他甚至能够将此次被克格勃强迫离境，变成有点像主动告别——
至于一个人的脚趾尖触及时间和空间的哪个位置，嗯，地球到处都是坚硬的；不妨试试美国
——他在我们中间着陆，像一枚从另一个帝国射来的导弹，一枚善良的导弹，其承载的不仅是他的天才，而且是他祖国的文学那崇高而严苛的诗人威严感。（散文作家中也不乏这种威严感：想想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看待小说家的道德和精神任务。）众多的天资缓和了他突然插入美国的速度：无与伦比的勤奋和自信、随时出击的讥讽、无忧无虑、狡黠。然而，尽管他快捷、灵活地与其移居国建立联系，但是只要环顾一下约瑟夫·布罗茨基在其他俄罗斯流亡者和移民中间的行为举止，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仍是一个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而他实际上又是何等慷慨地让自己适应我们，同时急于把他的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
这种适应性，这种勇气，也许可称为世界主义。但是世界主义与一个人的关系，更多地属于时间而非地点，尤其是属于过去（它比现在要庞大得多）。这与那种被称为怀旧的感伤关系没有任何共同点。这种关系是严厉对待自己，并承认过去是各种标准的来源，是现在所无法提供的更高标准的来源。一个人写作，不是要取悦同代人，而是取悦前辈，布罗茨基经常这么宣称。他确实做到了——他的同胞们都同意，他是他那个时代惟一继承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的人。提高他所称的“思考的水平”，即是严格地认同诗人们的努力、抱负和恰如其分的忠诚。
我把约瑟夫·布罗茨基视为一位世界诗人——部分原因是我不能用俄语读他的诗；主要原因则是，他在诗中达到那个维度，这些诗在物质标志上、文化指涉上和态度上具有非凡的速度与密度。他坚持认为，诗歌的“工作”（一个经常使用的词）是探索语言的极限，以便走得更多更快。他说，诗歌是加速的思想。这是他认为诗歌比散文优越的最佳辩解，而他作出很多辩解，因为他认为韵律是这个过程的根本。精神加速这一概念，是理解他在诗歌中和散文中的伟大成就（和他的局限）的关键，也是理解他难以磨灭的存在的关键。诚如他的朋友谢默斯·希尼贴切地指出的，与他交谈“立即就获得一种垂直起飞，要减速是不可能的”。
他的大部分作品，可划入他其中一首诗《给旅行者的忠告》之名下。真正的旅行滋养了精神之旅，它快速同化所知所感、决心不被愚弄、坦率承认脆弱性，并以此来获得特有的奖赏。当然，他还喜爱其他地方，尤其是四个国家（而诗歌就产生于这些国家境内）：俄罗斯、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即是说，不同的帝国从未停止过激励他那“快进”式联系和概括的能力；因此，他钟情于拉丁语诗人和各种古罗马遗迹，并见诸于他的一些散文、《大理石》一剧和多首诗中。世界主义第一个、最终也许还是惟一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形式，是成为某个帝国的公民。布罗茨基的性情，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说是帝王式的。
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也许，对很多人来说，他生命后期最令人吃惊的决定，是他在前苏联解体之后以及在无数崇拜者的力劝之下，仍拒绝哪怕是短暂地回国访问，以此表明他的立场。
因此，他在别处——这里——度过他大部分的成人生活。俄罗斯是他的思想和才能中一切最微妙、最大胆、最富饶和最教条的东西的来源，而它竟成为他出于骄傲、出于愤怒、出于焦虑而不能回去也不想回去的伟大的别处。
此刻，他被匆匆送走，离开我们——或给人这种感觉——送往最辽阔最强大的帝国，那最后的别处：他曾在一首首不屈、尖锐的诗中预示过这次迁移（他多年来忍受严重的心脏病）。
他的作品、他的榜样、他的标准——以及我们的悲伤——则保持着。
1998
（黄灿然 译）